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在《中國發展觀察》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外失衡條件下的政策選擇,我們可以更透徹了解中國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28年，我國取得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7%，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7.2%的速度，到2006年底，我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全 球第四、對外貿易總量全球第三、吸引的外資全球第二、外匯儲備全球第一，其間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30.7%，降為2006年的2.3%，2.3億人 擺脫了貧困。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取得這樣高速增長的績效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尤其，自2003年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連續4年維持在 10%以上，對外貿易增長率年均增長29.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分別達到9.2%和6.2%，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商品 零售價格指數則維持在較低的水準，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一段時間。
上述成績是在政府的領導下，解放思想，立足國情，審時度勢，善於利用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克服改革過程中一個個的困難取得的。但是，伴 隨著舊問題的解決，新問題也隨之而來，當前，我國經濟中出現了內外失衡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將威脅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本文將分析這些 問題，討論其原因以及提出相應的對策。總的來講，內外失衡問題的出現，有些是改革不到位所致，有些則是我國作為快速發展的國家所必然有的問題。我國應該按 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並根據發展中國家的國情，發揮政府在宏觀治理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
當前經濟中存在內外失衡的問題
當前內外失衡的問題，表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第一，城鄉差距。在改革初期，我國曾經經歷過一段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6?1降到1984年的1.8?l的時期。但在那之後，城鄉差 距持續擴大，到2006年已經達到了3.3?1。世界平均是1.8?1，相當於我們1984年的水準。我們現在已經是全世界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了。嚴重的 是儘管我國政府近幾年來已經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並在想辦法解決，城鄉差距仍然繼續擴大。“九五”期間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是每年4.7%，城鎮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則是每年5.7%：“十五”期間這兩個數字分別為5.3%和9.6%。到了2006年，農村的情況稍好一些，人均純收入增長 7.4%，但城鎮居民的提高更快，達到了10.4%。按照目前的情形來看，未來十年農村人均純收入如果能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長就是相當不容易的成績。 那麼10年之後，農村人均純收入將從2006年的3587元，按可比價格增加到2016年的7056元。同時，城鎮居民收入在未來十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很難 低於每年9%，那麼10年之後，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從2006年的11759元增長到2016年的29408元。所以，城鄉收入增長的情況如果沒有根本 改變的話，10年後我國的城鄉差距將是4.1?1。現在3.3?1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達到4?1以上，將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系列難於想像的問題。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剛改革時，我國的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當時的基尼係數大概在0.3左右，現在已經達到了0.45以上。學者間可以討論這個數 字是否正確，應該怎樣矯正。比如如何根據地區間的購買力平價、實物福利、隱性補貼等來修正。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了。而且，有惡化的趨 勢。
中國人歷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意識，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均富為目標。改革後，從每一個人的收入來講，城市也好，農村也好，包 括絕對貧困的人的收入都比改革開放以前增加了不少。但是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在一部分人中就出現了一種懷念毛時代的思潮，認為那個時代好，唯一好 的就是雖然窮，大家一樣窮，現在不好的是富了。但是，大家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所以，如果收入差距不能縮小，即使未來經濟增長很快，社會上總會有不和諧的 聲音。
第三，投資過熱、消費相對不足。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了40%，而 最終消費支出的比重則從2001年的61.4%，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50.0%。這幾年來，我國政府採取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控制銀根和地 根，對投資實行有保有壓，並強調擴大內需。但是，成效有限，投資增長一再反彈，內需擴大相對乏力。投資建成後變為生產能力，增加供給。投資持續增長過快， 使得1997年開始出現的產能過剩的情形難於消除。
第四，投資集中於某些產業的“潮湧”現象。近幾年，我國不僅投資增長過快，而且，經常在一段時間裡集中在少數幾個產業。像2003、2004、 2005年，投資集中在房地產、汽車和建材。2006年投資又集中到了化工產業，出現了像浪潮一樣一波一波地湧向一些產業的“潮湧現象”。“潮湧現象”使 得這些產業的眾多投資項目完成後，產能出現嚴重過剩，競爭激烈，價格下降，不少企業難於收回投資的成本，將使得銀行呆壞賬增加，情況嚴重時，還可能誘發金 融經濟危機。
第五，資本帳戶和經常帳戶“雙盈餘”。從1994年以來，我國的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年年出現盈餘。貿易順差從1994年的122.2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4.6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就達1125.3億美元，大大超過去年同期614.5億美元的規模。
實際使用的外資額則從1994年的432.1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35.2億美元。雙盈餘使得外匯儲備從1994年的516.2億美元， 快速增加到2006年年底的10663億美元，到今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再創新高達13326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大幅積累，增加了貨幣升值的壓力，導致對人民幣升值的 投機。儘管我國的資本帳戶仍有管制，但是在經常帳戶開放的情況下，投機人民幣的途徑很多，防不勝防。投機的資金進來之後，不會僅僅滿足於放在銀行裡面作為 存款轉利息，會想方設法找其他高回報的出路，如投機房地產、股市等。因此，當前出現的資產泡沫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投機的錢進來之後換成人民幣，投入到股 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等，這就推動了資產價格的上升。
第六，資源、環境壓力巨大。我國的經濟發展付出的資源代價極大。2006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總量的5.5%，但能源的消耗占世界總量的 15%，鋼材的消耗占30%，水泥的消耗占54%。電力和能源消費的彈性係數分別從90年代初的0.5和0.8左右雙雙升高到2003、2004年的 1.5左右。“十一五”，規劃設定了到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10%的兩個約束性指標，2006年兩個指 標都未能達到預期的下降4%和2%的年均目標。環境事件時有所聞，最近太湖爆發的藍藻事件即是一例。世界銀行報告認為，據保守估計，在90年代我國大氣和 水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這種情形尚未根本好轉。
內外失衡問題存在的原因
以上是我國當前經濟中已經出現、未來五至十年中仍將會存在的一些結構性、機制性的問題。只有對症才能下藥。總的說來，這些問題有些是改革不到位的問題，有一些是發展的問題，有些則是地方幹部的激勵機制和法制的問題。
(一) 改革不到位的問題
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癥結在於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結構嚴重失衡，資源稅費極端不合理以及行政壟斷的問題。其中，金融結構是最關鍵和最核心的問題。
1.金融結構
改革前我國以財政代替金融，改革後為了支持大型國有企業，我國建立了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近年股票市場的作用雖有所增加，但是從融資 角度來看，股票市場融資和銀行融資相比還是很少的。四大商業銀行運用的人民幣資金占到整個金融體系人民幣資金運用總量的75%。這種大銀行為主的金融結 構，使得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幾乎得不到任何貸款。在缺乏金融服務的情況下，勞動力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發展相對不足，最明顯的例證是2006年以勞動密集的 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服務業，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5年的40%下降到39.5%，世界上同樣發展程度國家的平均水準是53%，我國少了13.5 個百分點。其結果是(1)勞動力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包括服務業和製造業發展相對不足，減少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無法轉移到非農產業，不僅 使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難以消除，而且，城市裡還有大量的失業、待業人口，造成城鄉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均問題的存在。(2)在其他像我國這樣發展程度的國 家，銀行貸款利息至少應該是10%，我國則只有6%左右。一般國家，存貸利差只在1%左右，我國儲蓄的利率只比2%多一點，存貸利差超過3%。實際的結果 是儲蓄者以低儲蓄利率給貸款者和銀行補貼，這導致一系列不良的後果：對能借到錢的企業，資金價格低，會提高其投資項目的資本密集程度，從而使單位資本能創 造的就業減少。能從大銀行借到錢的企業相對富有，其借得的資金得到補貼，補貼的資金來自於相對較窮的儲蓄者。於是，使得城鄉差距和收入不均的現象更加惡 化。
2.資源稅費
改革前，我國採用資源產品低價來補貼重工業發展，礦產資源由國有礦山企業開採，政府免費將開礦權給予國有礦山企業。改革之後，引進市場競爭，允 許民營和三資企業進入資源開採業。當時，資源價格仍然人為壓低，國有礦山企業又背負著退休人員和冗員等社會負擔，為了補貼國有礦山企業，國家只徵收極少的 資源稅和資源開發補償費，兩者相加，平均水準只有1.8%。到了90年初開始，礦產資源價格開始放開並和國際接軌但是，資源稅費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準沒有 改變。於是，對於沒有老工人和冗員等社會負擔的民營和三資企業來說，開礦就變成了一個暴利行業，使得收入分配惡化，而且，為了取得礦山開採權還出現了尋租 等敗壞社會風氣的各種行為。
3.行政壟斷
改革前保護國有企業的方式之一是給予壟斷地位，以獲取壟斷利潤。改革之後，市場競爭被逐漸引進各種行業。但是，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仍然維持 國有壟斷地位。在兩稅合一前，這些壟斷國有企業只要上交33%的所得稅之後，剩下的利潤全歸企業自己支配，使得壟斷行業中的國有企業職工工資遠高於其他國 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員工的工資，形成了國有企業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均。而且，這些壟斷利潤也吸引了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想方設法，以各種尋租方式進入，成為社會 風氣敗壞的根源之一。
(二) 發展中的問題
投資增長過快消費相對不足，潮湧現象和雙盈餘則屬於發展中的問題。
1.投資增長過快、消費不足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國作為一個剛剛跨過低中等收入國家門檻的發展中國家，即使國內很多產業已經產能過剩，但是產業升級的空間仍非常大，投資的機會非常多。
其次，收入分配不均，財富越來越往經營大企業的富者集中，富者的消費傾向低，自己擁有巨額的投資資金，容易從銀行取得投資的配套資金。因此，投 資的衝動大，難於抑制。與此相關的是，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雖然較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其消費意願難於實現。所以，整個社會就表現為消費不足。
第三，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九五”時期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平均每年達427億美元，“十五”時期增加到548億美元，2006年更高達 694.7億美元，成了僅次於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國。外國投資進入我國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國市場需求的增量占世界市場需求增量的巨大份額，到我國來 投資以更好地進入我國的市場。去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雖僅2000美元，只為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5%。但是，從市場需求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按購買 力平價來計算的國民收入。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官方匯率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到四倍，也就是說我國現在的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是美國的15%至20%之間，另外我國的人口約為美國的4.5倍。也就是說，從購買力平價來計算，我們市場規模總量已經是美國的70%左右。同 時，我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是美國的三到四倍。也就是說，我國每年的市場增量超過美國的兩倍。未來五到十年這個格局只會加強不會減弱，對發達國家的企業具有 巨大吸引力。因此，為了進入我國市場而到我國投資生產。二是，外資企業把我國作為加工出口基地，到我國投資設廠，以加工出口產品。我國勞動力相對便宜，基 礎設施又好，改革開放以後，在珠三角、長三角形成了許多產業群聚，生產、交通、運輸的效率很高，海外許多相對發達的經濟體，在勞動力價格提高以後，將其勞 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轉移到我國來，將我國作為出口加工基地。
2.“潮湧”現象的產生的原因
首先潮湧現象的發生源於我國是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國不是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不會出現；如果我國是發達國家，這個問題也不 會經常出現。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產業處於世界產業鏈的最前沿，企業間對何者會成為下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不會有共識，政府也不會比企業擁有更多資訊， 每個企業僅能靠自己的判斷來投資，當中絕大多數企業的投資失敗，只有少數企業的投資成功，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就靠這些少數成功的企業來帶動。但是，在某些 特定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企業也有可能對下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形成共識。例如，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和20年代的汽車產業，發達國家企業的投 資也出現潮湧現象，結果同樣是產能嚴重過剩了，很多企業以破產告終。
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則不同，產業升級基本上是沿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逐階而上。當經濟發展水準提高，產業應該升級時，哪一個產業是符合下一階 段的比較優勢有跡可尋，企業界容易形成共識，許多投資會同時投向這個產業，導致像“公地悲劇”那樣的困境。如果少數幾個或者合適數量的企業進入這個新的、 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它們確實會有競爭力，而獲利頗豐；但要是過多的企業同時進入，會形成產能過剩，競爭會很激烈。甚至，導致通貨緊縮，一番廝殺之後，不 少企業倒閉，銀行呆壞賬增加，情況嚴重時，還可能誘發金融經濟危機。這種現象在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出現。
其次，在我國還因為銀行中有大量超額儲備，存在資金流動性過剩。銀行為了賺取存貸利差，而有積極性去支持各種投資。由於我國的銀行結構以四大銀行為主，銀行間對投資項目也容易產生英雄所見略同，而使潮湧現象的產生更為加劇。
3.雙盈餘產生的原因
資本帳戶的盈餘和前面分析的，外國投資者以我國為加工出口基地和為了進入我國市場而到我國來投資有關，也因為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一個標準的既 缺資金也缺外匯的“雙缺口”發展中經濟。為了打破發展的瓶頸，我國在80年中期制定了吸引外資的各種優惠政策。雖然，到了90年代末，我國的資金和外匯已 不再是發展的瓶頸限制因素。但是，這些優惠政策，一直到今年才有所改變。
經常帳戶的盈餘則是由於投資過熱和潮湧現象形成產能過剩，國內消費相對不足，當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經常帳戶出現盈餘。同時，和資本帳戶的盈餘一 樣，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克服外匯短缺的瓶頸限制，我國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勵出口的各種退稅政策。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人民幣堅持不貶值，為了補 償出口因而降低的競爭力，出口退稅的幅度有所加強，這些政策一直延續使用。經常帳戶的盈餘除了內因之外，也與美國財政赤字和居民儲蓄率低，國內需求大於國 內供給，只能靠國外的供給來平衡，而導致經常帳戶赤字的外因有關。1991年美國經常帳戶尚有占GDP比重為0.1%的盈餘，1992年轉為占GDP比重 為0.8%的赤字。此後，這一赤字的比重一路上升，到2005年達6.6%。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的貿易赤字占GDP的比重這麼高，世界上其他和 美國貿易關係緊密的國家必然會表現為巨額貿易盈餘。最後，2005年以來經常帳戶盈餘的大量增加則和投機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投機有關。我國的資本帳戶尚未開放，投資者僅能利用高報出口價值、低報進口價值，或是假技術轉讓等等不一而足的方式將外匯匯入我國換成人民幣，這些手段都會加大我國經常帳戶的盈餘。日本和臺灣地區在80年代中面臨幣值升值壓力時也出現過同樣的現象。
(三) 地方幹部的激勵機制和法制問題
資源、環境問題的產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國還處於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能源、資源使用的增加和環境的壓力，和以服 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超過70%的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有所不同。前面分析的金融結構不利於勞動力密集型中小企業的生存，更限制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使得我國 經濟發展中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更大。其次，我國的能源、資源的價格存在不合理的情況，節約能源和資源的技術措施的使用所增加的成本經常遠高於能源資源節約所 帶來的好處，企業缺乏內在的動力去節約能源、資源的使用；同樣道理，污染物減排設備的安裝和運轉會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但是，對沒有達標的企業的懲罰力度 不夠，使得有些企業即使已經安裝了減排設備也不願意運轉。第三，地方幹部的升遷以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為主要指標，資源的節約和環境品質的改善過去在幹部考 核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我國的財政稅收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發展製造業能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能增加地方的財政稅收。能源和環境指標的督導實施會給企業增 加成本，有些地方幹部就對這些能源資源和環境的要求，睜著一隻眼、閉著一隻眼。
政策建議
針對上述內外失衡的原因，在改革不到位的問題上，首先，應該按照今年金融工作會議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結構的精神，多發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包 括地方性中小銀行、農村銀行、小額信貸、中小企業擔保等，支持勞動力密集型的中小型企業和農戶，多創造就業機會，以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發展現代農業， 縮小城鄉差距。其次，利率放開，讓貸款和儲蓄利率達到應有的水準，消除儲蓄者補貼富有的大企業的問題，以縮小收入不均的現象。積蓄者能從其儲蓄中獲得應有 的回報，也可減少目前大量民眾進入股市現象的發生。
資源稅費則應該調高到合理水準。美國陸上石油開採的權益金是12%，海上石油開採則是15%。而且當石油價格高到一定程度之後，還要交暴利稅；通常在發達國家自然資源的開採中超過50%的收益是交給國家的。
對於壟斷行業，應該放開的就要放開；如果確實不能放開，則要加強對其價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監管。
關於投資增長過快、消費相對不足的問題，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多創造就業機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消費傾向，使投資的比例降低到比較合理的水 平。另外，也應該相應修改我國的外資優惠政策，不再以資金的量作為外資優惠政策的依據，改為根據技術、管理水準，以及區域發展的需要來制定鼓勵投資的政策。
在發展中國家，“潮湧”現象會伴隨快速發展而產生，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宏觀管理職能應該包括如何避免投資週期性地向某些產業過度集中的情形。從企 業個體利益來講，這有一點像公共牧場悲劇的問題，既然我知道別人賺錢，為什麼我不進入呢?但是當大家都進入，變成產能過剩，就會加劇內外失衡的問題，而且 市場中有一部分人最後是必然要退出的，這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待產業升級應該有一些指導，當然並不是說由政府決定誰可以投資，誰不 可以投資。但是可以規定准入技術和自有資金的條件等，避免企業過度依靠銀行貸款投資和許多條件不足的企業進入，也可以適時發佈產業投資狀況和未來供需狀況 的資訊，以作為企業投資的參考。
關於雙盈餘的問題。這個現象可能會長期存在，而使人民幣不斷面臨升值壓力。然而，當2003和2004年人民幣匯率成為國際焦點時，我國當時的 外貿盈餘絕對量要比1998、1999年低，1998、1999年時大家都認為應該貶值，2003、2004年時反而說要升值。更何況，我國經常帳戶的盈 餘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3年只有1.7%，2004年則為3.4%，同時期日本3.7%，新加坡19.8%，我國臺灣省6.6%，韓國4.2%， 馬來西亞3.7%，泰國4%多，都比我國高，可是國際上沒有認為他們應該大幅升值，只說我國應該大幅升值。所以，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並不是匯率嚴重偏離均衡 匯率引起的。無可諱言，現在政治壓力和市場預期已經形成，我國承受的壓力問題是大幅升值是不是就能解決問題?答案是否定的。現在，由於投機人民幣升值，大 量熱錢湧進來，推動了資產價格的高漲。但是，從臺灣地區和日本在80年代中的經驗來看，由於資產的泡沫已經被炒起來了，國內的資金繼續跟進，雖然匯率在 1986年升值了40%，但是資產泡沫還是一路飆升，臺灣的股指就曾從1985年7月的636點上漲到1990年2月的12600點。日本的日經指數也從 1985年底的1萬點上升到1989年的4萬點，都是在匯率已經大幅升值以後繼續兩三年的。我國匯率即使大幅度升值，股市的指數很可能還會繼續大幅上升。 其次，即使匯率大幅升值，因為經常的盈餘是結構性的，是國內產能過剩加上美國的儲蓄不足造成的，這種結構性問題靠價格難於調整。在匯率升值的第一年，出口 可能會有所減少，但是，會使國內產能過剩的情形更加嚴重，使得價格下跌，甚至出現通貨緊縮。價格下跌會抵消匯率升值對真實價格的影響，經常帳戶的盈餘會恢 複到升值前的水準。日本和臺灣地區都在大幅升值之後一兩年外貿盈餘又回到以前的水準甚至比以前的水準更高。所以，大幅度升值會使國內經濟付出巨大的代價， 但是結構性的問題並不因此而得到解決。兩害相比，還是比較小的幅度，每年3%左右的升值較妥。如果每年升值3%，10年升值34%，這也不低，也是相當大 的調整。
由於我國的資本帳戶尚未開放，投機我國匯率的交易成本較高。如果每年升值3%，對匯率升級的投機就賺不到錢。如果，投機者同時也投機股市，那麼 建議採取措施讓股市軟著陸。這樣，在股市上的投機也是不賺錢的。熱錢進來的唯一目的是賺錢，如果在匯率上賺不到錢，在股市上也賺不到錢，就不會投機了。
最後，關於資源和環境的問題，首先，應該把資源的價格提高到合理的水準，提高企業自發的節約能源和資源使用的積極性。對於環境的要求應該有比較 高的標準、違規懲罰的力度和執行的強度，使守法成本低於違法的成本；其次，應該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定幹部考核和升遷的指標，使得地方幹部在推動地方經 濟發展時有積極性去引導、監督企業節約能源、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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