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而非「替代」
資源稟賦有時是一個相對概念，比如「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曾是我國國情的官方概括，這一提法已淡出多年——因為官方意識到中國地大但物並不博，人口眾多也不值得誇耀。
一個人口眾多、資源卻相對貧瘠的大國，如今已經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與消費國。在中國的能源供需結構中，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一直佔據主導地 位，2003年以來，我國煤炭消費量年均增長2.5億噸，其中電力行業耗煤年均增加1.63億噸，佔全國煤炭消費比重已由2003年的53.9%上升到 57.3%。
這一結構還將保持很長一段時間。去年年底，我國燃煤機組發電容量5.82億千瓦，天然氣2100萬千瓦，水電1.73億千瓦，核電900萬千瓦，風電800萬千瓦。東方電氣股 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煥預計，至2020年底，我國燃煤發電容量將達8億千瓦左右，燃氣0.4億千瓦左右，水電3.3億千瓦左右，核電1億千瓦左右，風電 1.3億千瓦左右。也就是說10年之後，即使新能源增長15倍，同傳統化石能源相比，它仍處於「補充」而非「替代」地位。
「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下去，我們的人均生活水平要接近美國，還要消耗很多能源。」陳煥對《商務週刊》說。
目前中國發電廠裝機容量是英國的10倍多，但兩者的GDP差不多。雖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京都議定書》中並未承擔碳減排義務，但年復一年，中國會面臨越來越大的減排壓力。2012年到期的哥本哈根協定談判中，歐美國家已經要求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承擔碳減排責任。
不過，發展新能源不只是政治博弈的砝碼，它確是關乎中國人可持續生存的百年大計。
傳統化石能源中，石油據說用不了40年就會告罄；煤還能用不到100年。這不算最駭人的。如果我們今天什麼都不做，2050年氣溫將上升攝氏6度，我們的下一代將生活在一個厄爾尼諾現象和超級颶風交織的世界之中。
好在充沛的陽光和來回刮個不停的季風給了我們發展風能與太陽能——這兩個當今最被看好的新能源產業的資源稟賦。中國政府已經行動起來，它「軟硬 兼施」，一邊硬性驅動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發展可再生能源，一邊對新能源產業施以巨額補貼。《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要求，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 費量佔到能源消費總量的10%，2020年提高到15%。到2010年和2020年，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在電網總發電量中的比例分別達到1%和3%以 上。
風電、太陽能與生物質能被公認為當今最具發展潛力的三大溫室氣體零排放的替代能源，其中風電和太陽能被中國視為自己國情的選擇，生物質能在全世 界都還不成熟，而中國農作物耕作的非集約化，和人口大國對糧食作物的需求，決定了生物質能在中國只能小規模分散化發展，而不能併入由大型國企壟斷的能源供 給網絡。
在太陽能和風能之間，中國現階段更偏向於後者，主要在於成本考慮。但業內人士估計，隨著光伏成本降低和儲能技術的發展，太陽能將在2030年之後成為主流，因為它比風能更穩定可控。
雖然海上風能資源更充沛，但我國在海上風能開發上現在還只處於試探階段。除了為世博會獻禮的海上風電工程，中國並不打算大規模上馬海上風電項 目。專用地基、設備吊裝、海底電纜鋪設和鹽霧環境下的運營維護，都決定了海上風電在技術難度上遠高於陸上風電。「我們不是漁民，什麼時候漲潮落潮都不知 道。」一位風電企業員工對《商務週刊》說，「即使是技術領先的維斯塔斯公司也曾在2004年由於海上裝機出故障而損失慘重。」
制約風電和太陽能發展的最大因素似乎就是經濟性，只待它們成本下降到與化石能源相當，目前棘手的並網難題就將迎刃而解。雖然這個目標現在看起來比較難以達到，但不要忘了，技術推動新能源成本降低的同時，傳統能源隨著儲量的漸少，價格也會攀升。
「黃金時代」的狂飆突進
相對於太陽能和生物質能，風能發電成本最接近傳統化石能源，風電商用在國際上已經幾乎沒有技術瓶頸，因此成為中國政府目前最為看重的可再生能源。
從資源稟賦來講，我國具有兩大風帶：一是「三北」地區(東北、華北北部和西北地區)，這片廣袤的國土常年「北風那個吹」；二是東部沿海陸地、島 嶼及近岸海域。《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2007—2008)顯示，中國陸地可利用風能資源3億千瓦，加上近岸海域可利用風能資源，共計約10億千 瓦。
當發展風電上升為國家意志，中央財政也為此拿出專項資金。2008年8月，財政部公佈實施了《風力發電設備產業化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採取 「以獎代補」方式，對符合支持條件企業的首50台兆瓦級風力發電機組，按600元/千瓦的標準予以補助，其中整機製造企業和關鍵零部件製造企業各佔 50%。
地方政府也有著發展風電的衝動，因為固定資產投資是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而我國很多內陸地區除了風大，沒什麼資源。這兩年諸多地方政府醒悟過 來，呼呼的風不僅可以拉升政績，而且通過建風場還能「圈地」，把大塊土地用來生財。所以不難理解，在風資源豐富的七省區中，提出建設風電「三峽」的就有兩 個。華能、華電等五大電力集團2009年新能源發展目標中，各地共計上馬風電項目超過50個。
在中國，如果政府主動要做什麼事情，效率一定奇高。從2003年我國第一次風電特許權招標開始，2005年2月胡錦濤主席簽發《可再生能源法》 之後，風電產業連續4年實現新增裝機容量翻番。截至2008年底，全國風電裝機容量為894萬千瓦，已經大大超出了國家原先規劃(至2010年達到300 萬千瓦)。中國原擬將2020年的風電裝機容量設計為1億千瓦，但據報導，國家能源局已初步決定將2020年風電裝機容量規劃提升到1.5億千瓦。
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日前公佈的年度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實現風電裝機1221萬千瓦，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風電大國。很多人認為，現在是中國風力發電發展的「黃金時代」。
風電技術分為整機技術和零部件技術兩類，其中零部件又包括葉片、電機、主軸承、齒輪箱等。國際上風電技術的引領者是丹麥、荷蘭、德國等歐洲國家，它們早在1970年代便實現了風電的商用。起步較晚的中國風電產業狂飆疾進之下，走了一條技術「拿來主義」之路。
2004年之前，國內做風電整機的僅有6家企業，而自2004年風電高速增長，近5年來已經形成了金風、華瑞、東方電氣「三大」齊頭並進，其後 還有80多家主機廠簇擁的格局，「幾乎所有製造領域的大型重工企業，包括航空、航天、船舶、電站設備製造、輸配電設備企業，都紛紛涉足風電機組製造」，這 還不算零部件商。
包括三大整機廠在內的絕大多數企業，都是通過從歐洲企業購買技術方案獲得加工製造能力。以葉片行業為例，德國一家名為Aerodyn的設計公司 的方案在中國有近20個買家。「買個生產許可轉讓，再買模具設備，就可以製造葉片，如果純加工的話這個行業實現生產比較快。」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場部 經理劉新賓說。
這一現象與我國風電行業的一個規律有關——在跑馬圈地階段，很大程度上「客戶」比「技術」更重要。「實際上整機的關鍵不是在技術而是在於客戶，再強的技術不能在用戶處得標也是徒勞。」智基創投合夥人林霆說。
聯想投資執行董事王俊峰也直言：「門檻高低倒是其次，關鍵是誰擁有資源，五大電力公司從人脈到實力都是最有條件發展新能源的。我們在投資主機或設備商時，會考慮誰跟五大電力公司業務關係好，誰能跟業主方建立良好的戰略合作關係。」
壁壘不高的一窩蜂式資本湧入造成的一大後果便是低水平惡性競爭。聯想投資在考察風電變流器行業之後發現，國內現在號稱能做變流器的有10—15 家，但真正可以掛機試驗的不超過8家，能夠批量出貨的「一家都沒看到」；葉片商中真正出貨量能超過100套的只有5家；風機能做到批量出貨並在現場能轉起 來達到額定功率的「有10家就不錯了」。
劉新賓說：「整個風電行業有80多家整機廠商，2009年上半年實現裝機的僅有18家。葉片商有50多家，真正實現批量供貨的也只有十來家，很多家都面臨著被淘汰或整合。」
「拿來主義」留下的隱憂
「拿來主義」的技術引進路線讓中國風電實現「井噴式」起步，但也造成了技術上的消化不良。很多企業買了一紙產權，但對於技術根本不理解，也無法 進行改進。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岩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中國企業很多是有產權無技術，有產權無知識。」
風電機組看上去很簡單，只是一個有著70米高塔筒、40米長葉片的「高架風車」，實際上卻異常精密複雜。比如葉片，其工序並不複雜：把樹脂灌進 由玻璃、纖維和布製成的複合材料中，然後固化成型。但它既要捕獲風，又要受力小(須承受70米/秒的風況)，實現低噪音，還需經受20年以上的風吹日曬雨 淋，其工藝的技術難度「不亞於製造大型飛機的機翼」。 王俊峰認為，風電的技術門檻甚至比光伏發電還要高一些，因為它涉及到基礎件生產，比如，製造風機軸承不光靠機械加工，還包括金屬材料的標號、熱處理程度、 加工工藝等壁壘，激光加工工藝調試得當，廢品率可降低至10%，否則可能達到50%。目前風機中的電控系統和主軸、齒輪箱軸承等關鍵部件，我國企業還需要 依賴進口。
風電的基礎科研涉及空氣動力學、結構動力學、氣動彈性力學、氣動聲學、複合材料學等，甚至需要進行風洞試驗。近年來，國際風機技術路線由「定槳 距」到「變槳變速」(隨風況變化而調整槳距、迎風角等)的發展，使得本來就技術落後的中國企業更加難以追趕國際先進水平，這也是很多風電企業乾脆放棄研 發、專攻製造的原因之一。
但技術積累的過程畢竟難以繞過。雖然「拿來主義」節約了時間，但中國企業需要支付的學費可能一分不會少。業內人士告訴《商務週刊》，國內風電企業目前的產品質量還不穩定，如風機齒輪箱漏油、系統無法控制變槳變流甚至危險的機組共振等問題時有發生。
「風電喊得響，真正落到實處，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王俊峰告訴《商務週刊》，一些風機零部件廠商做的葉片是運往高寒地區的，但因為缺乏經 驗，為省成本沒加入碳纖維，導致葉片容易「掃機」事故(高風速下葉子彎曲擊打、刮蹭塔筒)甚至折斷。還有的企業生產的齒輪箱漏油，一次吊裝就把本都賠進去 了。他因此認為：「我看中國風機製造真正的有效產能並不多，甚至可能還略顯緊張。」
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副所長李俊峰也向《商務週刊》指出，我國在新能源裝備製造技術領域相當落後，「新能源涉及空氣動力學、材料學的東西，我們全國 有幾個搞塗料塗層研究的，有幾個搞風機槳葉翼型研究的？我們沒有國家團隊，也沒有服務性的研究機構。美國有聯合技術機構，美國能源部下面有十幾個實驗室， 台灣、新加坡都有中央工業技術研究院，而我們的中國工程院是發證書的地方，我們的研發機構都依附於大企業，比如核工業研究院依附於核電集團，電力科學院依 附於國家電網公司，不為別的公司服務。這是中國極其壞的一種慣例。」他說，「基礎研發必須由國家來做，而不是企業。」
「拿來主義」的另一個遺留問題是，中國的風況、氣候和地質條件與歐洲完全不同，歐洲是海洋性季風氣候，中國是內陸型季風氣候，兩者的風速、風頻 以及空氣乾濕度都不一樣，需要設備商根據實地採集的風況測量數據進行設備和系統的改進，但目前國內絕大多數企業不僅難以做到技術改進，甚至連測風的數據質 量都難以保證。
按照國際慣例，風場的可行性研究一般需要兩年，但國內風場的可研並不是很認真嚴肅。據說國內很多風場實際上「連測風塔都沒有建」，僅僅選取了一 些氣象局的數字，「是為了建風電廠而去做可研，而不是為了論證能不能建風電廠」。一些項目中，因為測風數據不准，導致風場建好之後實際的滿發時速和當初的 預計相差近40%。
2008年，東方電氣、 金風等主機廠的毛利潤達到10%—20%以上，但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幾年風電設備商的贏利是沒有經過長期驗證的。風機一般要在野外工作20年，設備折舊 15年，「現在的設備能否保證20年是個未知數，20年之內會不會賺錢還不一定，萬一到第10年的時候出了大問題呢？而且現在國產風機小毛病挺多，一出故 障就停機不能發電，也會影響發電廠的收入」。
風電機組「曬太陽」
如果說技術能力粗放所留下的隱患可能要10年之後才能顯現的話，眼下中國風電產業最大的發展瓶頸則是風電入網難的問題。
這其中的根源在於，電網公司稱風力發電不穩定、不安全，且部分機組的低壓穿越技術不過關，因此視風電為非優質電源。在我國也確實發生過風電沖垮 局部電網的事故。另一方面，價格槓桿也決定了電網不願意輸送風電。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煤電的上網電價約為每千瓦時0.36元，有的地區比如內蒙古更低， 才0.27元，而國家發改委規定的風電四類標竿上網電價為每千瓦時0.51—0.61元。電網公司當然願意採購更便宜的煤電而不是風電。
國家電監會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全國風電裝機894萬千瓦，這與能源局公佈的截至2008年全國風電裝機1217萬千瓦存在323萬 千瓦的差距。這與業內估計的目前存在近30%的風電機組空轉或閒置的比例相符。據說，一些地方機組已經建了好幾年，還沒有解決入網問題，並網滯後導致的最 大問題是風機的空轉，即使實現並網，也面臨「出力受限」，如甘肅酒泉已經投運的46萬千瓦風電裝機最大發電出力只能達到約65%。中央電視台經濟信息聯播 節目感嘆到：1/3的風電設備在那裡「安靜地曬著太陽，實在太可惜了」。
「但那些大型國有電力公司並不在意這些，他們正處於跑馬圈地的階段，要把風場圈佔下來，然後在向上級匯報的時候就說風電佔到了全年產能的多少。至於發的電是不是能上網、掙錢，這不是他們現在關心的。」林霆認為。
面對這種局面，國家通過《可再生能源法》規定風電必須無條件上網，《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也做了定量要求。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接入的問題，總理級國家領導都批示了兩三次了」。
但一個現實的困難是，由於風場多建在偏遠地區，離電網骨幹網有一定的物理距離，深入風電場的輸電網建設需要擠佔電網公司本來就有限的建設資金，因此它們並無建風電接入網的積極性。
在政府的強制推動下，目前東北、華東和西北的電網接入已經或有方案逐步解決，唯獨內蒙古由於電力消費能力不足，電力需要大量外送，而風電的外送 會擠佔火電的外送能力。也許只有等規劃中的國家智能電網建成，才能解決「風電不穩衝擊電網」的技術問題，國家的強力推動也才會切實有效。
「一頭在外」付出的學費
2004年底，里昂證券發表題為《火熱的太陽能》的報告。王俊峰迴憶說，這份報告在投資行業簡直就是「指路明燈」，投資家的靈敏嗅覺立即嗅到了 光伏行業的錢景。「我們希望沒有發射升空一個熱氣球，但是這個行業確實在噝噝發熱，儘管它正在升空，但它一點都不像泡沫。這是一個堅實可靠的投資目標。」 里昂證券事後稱。
隨後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為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義務，加快新能源特別是太陽能的應用，導致2006—2008年上半年光伏終端市場始終處於供不應求的局面，將多晶硅國內現貨市場價格從2005年的25美元/公斤推高至2008年中的450美元/公斤。
在這一輪狂飆之中，中國的各路創業者和20餘家風險投資商在8—15個月的時間裡斥巨資建廠房、買設備、組裝生產線、聘請洋工程師，並真的實現 了硅晶片、電池及模組的量產。江西賽維LDK和多家風險投資商更是聯手創下了成立22個月便登陸納斯達克的「奇蹟」。短短兩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 產業基地，擁有全球最大的硅晶片生產商、出貨量第二大的電池組件製造商等。
但從2008年底開始，工廠裡靜得能聽見鳥叫，職工賦閒回家，見了銀行放貸員繞道走，成為中國多數光伏製造商的寫照。截至今年上半年，國內光伏 生產企業近八成倒閉，無錫尚德、昱輝陽光、江西賽維LDK等業內老大紛紛裁員、限產。2007年7月31日的時候，無錫尚德、浙江昱輝、江蘇CSI、天合 光能、江蘇林洋、河北晶澳、中電光伏、江西賽維和天威英利9家海外上市的中國太陽能企業市值為176.16億美元，而到去年底，9家企業的市值僅為40億 美元，縮水77%。
「這就像是考試前艱辛的複習，為了未來的好成績，我們必須付出點代價。」江西賽維LDK公關總監姚峰向《商務週刊》解釋說。賽維因2008年第四季度高價庫存的低價售出導致該季度嚴重虧損，2009年第一季度銷售收入比上一季度下降33.6%。
一定程度上，讓華爾街寵兒風光不再的是德國和西班牙政府。兩國曾是太陽能的最大消費國，2008年中國光伏組件發貨2.2兆瓦，其中98%用於出口，而出口德國和西班牙的佔太陽能電池銷量的70%—90%。但這兩個國家在金融危機之下對光伏的補貼政策做了重大調整。
安信證券的數據顯示，德國目前的太陽能年度收購電價FIT(Feed-in Tarrifs)由2008年以前年降幅5%，改為2009、2010年年降9%；地面裝配系統從2008年年降6.5%，改為2009—2010年年降 10%。西班牙政府曾給出「全球最慷慨」的太陽能電價補貼政策，2008年前FIT電價為0.44歐元/千瓦時，但2008年10月的修正法案中修改為 0.29—0.33歐元/千瓦時，並將2009年補貼額度上限設置為500兆瓦。
智基創投總裁暨管理合夥人陳友忠對《商務週刊》說：「金融危機使西班牙都快面臨破產了，根本沒有更多餘力去補貼太陽能。」
一位業內人士說：「西班牙2008年發瘋了，一年裝了250萬千瓦，超過了日本15年的安裝量。今年它發現自己做得太快了，調整到新裝50萬千瓦，對市場形成很大的衝擊。」
中國光伏產業原來是原材料和需求「兩頭在外」，近年來原材料端可以實現國內自產，只有需求「一頭在外」。歐洲國家的補貼政策調整，以及持續走低的歐元匯率，使中國光伏製造企業從去年下半年起過上了苦日子(詳見本刊2009年5月20日封面故事《沙灘上的「硅夢」》)。
沒譜的外需，逼得中國光伏企業把眼光轉向國內。2009年3月28日中國「太陽能屋頂計劃」出台後，幾乎所有光伏企業都進行了項目申報。業內人 士估計，申報的項目肯定超過了500兆瓦，甚至可能超過1GW，而國內光伏電站現在的發電總量不超過100兆瓦。中投顧問預計，隨著產出增加及新訂單增長 放緩，今年多晶硅產能將超過需求的55%。
但如此大規模的產能勢必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根據4月20日財政部發佈的《太陽能光電建築應用示範項目申報指南》，明確將對三類太陽能光電建築 應用示範項目進行補貼，最高補貼標準分為20元／瓦和15元／瓦兩個檔次。而發改委2006年發佈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和費用分攤管理實行辦法》中，目 前可用於光伏補貼的資金僅約為30億元，即大約能補貼200兆瓦。
智基投資合夥人史煜認為，光伏企業的出路無它，只有「一邊遊說政府加大補貼的力度，另一方面在研發上做投資，降低成本」。
成本制約
如果內需真能逐步釋放，太陽能發電產業真正的制約就只剩下一個——成本。
4月底，位於甘肅敦煌市七里鎮西南的敦煌10兆瓦光伏並網發電特許權競標中，國投電力現 場開價0.69/千瓦時，據說驚呆了包括國家發改委官員在內的所有人，因為光伏產業之所以需要政府補貼，就在於現階段其成本過高導致無法與化石能源以及風 電電價相比。目前中國政府僅批准了三家太陽能電站示範項目，除敦煌項目外，另有1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島項目、255千瓦的內蒙古鄂爾多斯項目。崇明與鄂爾多斯兩個示範項目，每發1度電，政府需補貼4元錢。
4月28日，包括無錫尚德、天威英利、晶澳太陽能和賽維LDK在內的行業內最主要的13家企業共同發佈了《洛陽宣言》，重申在2012年實現光 伏發電上網價格1元/千瓦時的目標。而敦煌項目的最終價格也定在了1.09元/千瓦時。這個價格還是遠遠高於風電和煤電，據中央電視台經濟信息聯播節目的 數據，目前太陽能發電成本1.9元/千瓦時，風電為0.5—0.6元/千瓦時，傳統煤電為0.35—0.45元/千瓦時。
建設一個太陽能光伏電站，必須包括光伏組件(產業鏈包括多晶硅、單晶硅、切片、電池組和組件)、逆變器、輸配電等。其中太陽能光伏組件約佔總成 本的50%，太陽能電池約佔光伏組件成本的70%，硅晶片又佔電池成本的60%。所以太陽能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每噸多晶硅的轉換率，或者降低電 池成本。
如果要達到與傳統能源電網平價的目標，需要將太陽能電池板的成本降至0.65美元/瓦至0.70美元/瓦。今年3月，美國First Solar公司宣佈，其薄膜光伏電池板的生產成本首次降到了1美元/瓦，是「太陽能技術的一個里程碑」。但這還只是薄膜光伏板，標準的硅晶太陽能電池成本 仍然徘徊在3美元/瓦左右。
多晶硅的轉換率提升同樣不是件容易的事。「歐洲市場現在要求多晶硅的轉換率要在16%以上才是合格的，16%以下價錢另算，我知道中國大部分企 業生產的多晶硅轉換率在15.5%—15.7%。因為我們用料雜，根本無法控制質量，這種產能勢必被淘汰。」王俊峰感嘆，「隨著市場重新回到正軌，以前拉 上兩條槍、投點錢就能幹光伏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大家還是要拼點技術。」
當然也不乏樂觀者。史煜注意到各國企業對太陽能的研發投入非常大，很多創新技術都在研製中，他個人估計未來3年內技術會有重大進步，使得太陽能發電成本和風能相匹敵，「甚至如果它的轉換率再高，那它有可能成為最便宜的、甚至能和火電競爭的能源」。
但微觀企業的成本核算並沒有包括光伏生產的外部性環境成本，太陽能生產過程中，從硅到粗硅，再到化工三氯氫硅，反應成高重硅，回爐、鑄錠到切片，每個環節都要高耗能。而且三氯氫硅會復產四氯化硅，後者是易爆炸的高危化學品。
有人估算，目前的光伏工業所消耗的能源已經透支了10年它所能節約的能源，也就是說，10年之後太陽能才能算真正的「綠色能源」。
VC如何淘金新能源
風雲際會，已經有人在說新能源是「第四次科技浪潮」，因為「歷史經驗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引發產業轉型和催生技術革命，世界經濟因而獲得復甦和繁榮的動力」。
如果真是如此的歷史際遇，風險投資家應該是最興奮的，他們在「第三次科技浪潮」——IT和互聯網的舞台上已經越來越感到平淡無奇。
事實上，大多數風險投資早幾年就在自己的投資方向上加入了「替代能源」、「環保科技」等類目，還有的乾脆以綠色環保能源作為自己的主投方向。那麼在喧囂與躁動的新能源產業，風險投資家究竟如何以理性的「鷹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尋找到真正的「明日之星」呢？
方向感
「在中國能源產業做投資，首先要看清楚一個根本問題：這是個國家主導的高度壟斷的產業。無論什麼能源，最終的買單者都是大的國企。」智基投資合夥人林霆說，「所以我們在中國做投資，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國的能源產業政策。」
這句話的潛台詞不難理解，無論是光伏發電還是風電，最終能不能上網商用，都取決於華能、國電、大唐等5大國有電力集團的態度；液態生物質能的商用同樣需要經過中石油、中石化遍及全國的加油站。
逐漸「做大做強」讓能源壟斷巨頭們的話事權變得越來越強大。「這些大企業的一把手有的是部級，有的還是中央委員，你能源局的一個副部級幹部的話他們聽也不會聽。」一位業內人士說，只有上至國策層面的推動力，才足以影響能源巨頭。
而目前，國家層面的選擇很明顯。今年一季度，「太陽能屋頂」計劃出爐，財政將對三類太陽能光電建築應用示範項目進行補貼；而隨後推出的「金太 陽」工程將以更大的力度來推動光伏產業發展。7月25-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吉林省考察時，就發展風能發電提出七點意見，其中包括：我國具備發展風 能的自然條件；我們具備發展風能的工業基礎和研發力量；要集中力量開展風電併入電網的技術攻關。
「從中國政府的觀點來看，未來一兩年內投資風能應該有比較好的機會，我們就順著這個潮流往前走。」智基創投總裁、管理合夥人陳友忠告訴《商務週 刊》，從2004年第二期基金開始，智基把替代能源當作新的投資方向，具體來說，智基關注太陽能應用、節能技術、風力發電的製造環節、儲能電池等行業。
太陽能在經歷了去年的泡沫破裂之後，投資人會相對理性的思考何時以及如何投資這個未來最有潛力的新能源。
在太陽能和風電領域，智基投資了太陽能電池製造商益通光能公司、薄膜太陽能玻璃材料及工程服務商珠海興業、風力發電機鑄件生產商橋聯、風力發電 機葉片商華風風電和節能管理外包服務商惠德等6家企業，其中2家已經上市退出。而聯想投資則投資了一家太陽能電池片和電池組件提供商林洋新能源、一家碲化 鎘薄膜太陽能電池組製造商先進太陽能公司，其中林洋新能源已經成功上市。
這兩家VC都沒有在生物質能上重點關注——事實上幾乎所有VC都不看好生物質能在中國的發展，原因一是因為「國家不太重視」，二是生物質能的技 術尚處在初級階段，三是在中國無法實現大規模經營。「它分佈比較散，受地域限制採集和運輸成本比較高，無法實現規模化集約化，不管是發電上網還是製造燃油 都比較困難。」智基創投合夥人史煜說。
聯想投資執行董事王俊峰介紹，生物質發電曾經火過一段時間，但真正發電時機器「就像一個巨獸」一樣，每天要「吃掉」數百噸秸稈或其他作物，導致當地秸稈價格猛漲，還供應不上，「秸稈不可能從河北拉到河南，有供應半徑問題」。
差異化
選定大方向之後，VC一般如何在行業中搜尋自己的目標企業呢？答案是「差異化」。
前些年，智基創投和聯想投資都沒有去追逐兩個「VC扎堆」的太陽能項目——無錫尚德和江西賽維LDK，智基是因為早年在台灣已經投資過做太陽能 多晶硅電池的益通光能，「一般不同時投一個行業中的同類公司，以免風險太集中」；聯想投資則是因為價錢不合適。有意思的是，兩家都有意識的選擇了另闢蹊徑 的策略：選擇太陽能行業中的其他機會。
智基2005年1月投資台灣益通光能，並成功上市退出之後，開始從太陽能電池往上下游延伸。「我們已經投了一個益通光能，因此想在垂直產業鏈上 有一些佈局，我們判斷太陽能應用會起來。」陳友忠說。沿著產業鏈往上端走，「垂直產業鏈」上的機會包括節電技術，智基挑中能源管理技術服務商惠德，惠德的 軟件能幫助客戶節約5%的電能消耗；向下游應用走，智基又投資了一個車頂太陽能項目，2007年，智基發現並投資了面向公共建築(如機場、火車站)的玻璃 幕牆做薄膜太陽能電池板的珠海興業，興業在技術上的一個優勢是可以不依賴電網作獨立電源，規避了入電網難的風險。2009年1月，興業在香港上市，其產品 已用於沙漠化的治理或海島獨立電源，這類地區都是傳統電網無法到達的區域。
「我們投資時要看所投項目在整個價值鏈中處於什麼地位。」智基創投合夥人林霆為《商務週刊》詳述了他如何在風電這個「熱門行業」中「排選」項 目：整個風電行業的產業鏈比較長，由下到上由「電力公司—風場—整機裝配商—零部件供應商」組成，首先「五大」電力公司屬於國有企業，風險投資無法進入； 風場由於投資巨大且不怎麼賺錢，VC不會考慮投資；整機裝配屬於重型裝備行業，目前國內主機廠核心技術不多，對上游的零部件供應商及下游五大電力公司的議 價能力都不夠強，所以整機裝配企業也不是VC的關注點。
他說：「中國的風機技術發展不夠，限制了我們的投資機會。」
這樣就只剩下風機零部件，成為VC追逐的「熱門行業」。因為這個行業細分為很多子行業，技術有一定壁壘，但又不是難以觸摸。但如果一個行業的競 爭格局已經變數不大，投資人一般不會進入，比如齒輪箱行業；如果行業格局正處於方興未艾、格局不明的階段，比如儲能企業或智能電網解決方案提供商，投資人 則會重點關注其中有技術壁壘的項目和有機會做老大的企業。
壁壘
所謂技術壁壘和成為行業老大的機會之間，是互為因果的關係，而技術壁壘是VC在挑選同類型企業時最為看重的標準。
比如劉新賓所在的中科宇能科技公司，2008年獲得美國華平 投資集團和威士曼資本集團的股權投資創辦。它能在50多家風機葉片企業中被華平投資挑中，憑藉的是來自中科院熱工程物理研究所自主研發的技術成果。中科宇 能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家全面掌握了從翼型氣動設計、結構設計、模芯與模具製造到葉片生產製造全過程的企業」，能獨立設計1.5-3.0兆瓦葉型。
華平長期看好中國企業承接風機葉片產能的能力，並判斷有自主技術的企業將在這個行業中勝出，中科宇能擁有自主技術的優勢，體現在能夠根據不同風場的情況與機型特點有針對性地定製設計和改進葉片，「別人則不能」。
聯想投資當初相中林洋新能源，也是因為林洋在行業內率先靠技術和資源整合能力，實現太陽能電池組件的拉棒、切片的縱向一體化。「我們看到只有縱向產業一體化才能贏得長期的競爭，也才有能力在中國落地。」王俊峰說。
而聯想投資攜手另一家碲化鎘薄膜太陽能電池組製造商先進太陽能公司，則主要是由於該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是全球公認的碲化鎘薄膜專家，到現在為止還保持著2002年創造的碲化鎘轉化率16.5%的世界紀錄。
全面落實《可再生能源法》
推動可再生能源又好又快的發展
——專訪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
● 我國常規能源價格中只有直接的能源成本，而沒有包括其對環境破壞造成的間接成本。可再生能源是沒有這種間接成本的，但是直接開發成本比較高，致使兩者的價格競爭不平等，可再生能源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完全通過市場導向來發展，是很困難的
● 我們不能等到技術突破了，成本下來了，再去給予政策扶持，恰恰是要在其成本高、還不能完全靠市場力量發展的時候支持。當然，扶持政策不會一直伴隨可再生能源產業
● 現階段由於可再生能源不穩定，受天氣、氣候的影響很大，對電網會有一定的影響，如何減少其對電網的衝擊，將其合理應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現在提出的 智能電網，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了應對當前日益增多的各種可再生能源併入電網的問題，把信息化和智能化與電網管理聯繫起來，更有效地把發電、輸配電及終 端用戶管理起來
● 太陽能生產實際上需要很多新的裝備，但是我國的裝備製造業還沒有對此高度重視。儘管我們一直在呼籲，但還只有一些中小型企業在做，缺乏成套的、系統的研發設備和製造工藝
《商務週刊》：您如何評價可再生能源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石定寰：國家是在「六五」計劃裡第一次將可再生能源研發納入到國家科技攻關計劃中的，那時可再生能源還沒成熟到可以商用，還處在研究、示範、小 規模應用的過程中。但有些可替代能源，像沼氣已經在農村普及了。此外，我國的小水電的發展也比較早。但是像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都是在改革開放後，在 政府的支持下，從研究開發到試點，逐步成長起來的。與常規能源相比，它們的成本還很高，很難與常規能源相競爭。
但是我們很容易忽略常規能源的外部成本，即在常規能源的開發和應用過程中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沒有計算到能源的成本中，而是被所有社會上的人們 承受了。目前，我國常規能源價格中只有直接的能源成本，而沒有包括其對環境破壞造成的間接成本。而可再生能源是沒有這種間接成本的，但是開發成本比較高， 致使兩者的價格競爭不平等，使可再生能源無法和常規能源競爭，影響了其發展。可再生能源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導向，完全通過市場導向來發展，是很困難 的。
《商務週刊》：今年國家先後針對風電、太陽能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產業出台了相應的扶持政策，近期還可能出台《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您認為我們現在對於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到位了嗎？
石定寰：我認為國家現在對可再生能源的推動力度還遠遠不夠。中央講的力度很大，但是政府還沒有完全落實。《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就開始實施了，但特別是關於太陽能光伏發電的上網電價政策等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落實。
不光是中國，西方國家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時也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他們之所以發展起來，是因為歐美國家已經有了成型的扶持政策，特別是德國、 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實施的上網電價政策是成功的，而我們國內目前這些政策還沒有全面的建立和落實。所以可再生能源既有本身成本高的問題，同時也有政府扶持政 策不到位的問題。我們不能等到技術突破了，成本下來了再給予政策扶持，恰恰是要在其成本高、還不能完全靠市場力量發展的時候扶持。當然，政府的政策不會一 直伴隨可再生能源產業，隨著技術進步、規模化生產，其成本肯定要降低，而且現在具體數字也顯示其成本每年都在降低。在此情況下，政府的政策就是非常關鍵的 因素了。
有些部門雖然出台了一些太陽能應用工程，比如「金太陽工程」、「光伏建築一體化(BIPV)」等，對推動太陽能產業發展和市場應用發揮了重要作 用，但這些只解決了一部分問題，要想推動太陽能發電更好、更快的發展，就必須落實上網電價政策。其次，出台的政策必須更加合理，要反映當前產業發展的現狀 和技術水平，要以產業發展的平均水平作為制定價格政策的依據。比如電價定得過低，就不能反映當前產業發展的實際成本，也不能保障企業有一定的盈利用於技術 進步，不能給投資者帶來合理的利潤，就會抑制產業的發展。中央強調要積極發展、大規模利用，溫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要積極發展太陽能發電。這 就要讓生產和投資者看到產業的前景，調動起積極性。我們有一個設想，將來在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的家庭和單位都有兩塊電表，其中一塊是計量屋頂太陽能板產生 並送上網的電能，另一塊電表計量從網上得到的電量。這是歐洲已經通行的比較好的辦法。
《商務週刊》：您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並網問題，但是由於其高於化石能源的價格，需要全網平攤，致使國營電力公司不可避免對可再生能源入網會比較消極，您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辦？
石定寰：我們現在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其超出常規能源的電價是要全網來分攤的，每一個使用電的人都要承擔。但是由於現在的再生能源佔的比重還很 小，就算把全國每年生產的太陽能電池200多萬千瓦都用上，也只相當於新增二、三個百萬千瓦火電機組的裝機容量，而全國火電機組已有近8億千瓦的裝機容 量。由可再生能源引起的電價提升很小，每個人也不會承擔很多。何況，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成本降低，電價還會逐步調整的，不會一成不變。而且，煤炭等 常規能源隨著蘊藏量的逐步減少，再加上比如要求脫硫、脫氮氧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外部影響逐漸內部化，包括環境成本在內的總體成本也是要逐漸上升的。一 個上升，一個下降，總會有一天兩者持平。所以政策制定的越早，越能加快這個進程的實現。
企業對於能源的態度，如果沿用老的習慣，當然是選擇化石能源，因為它們便宜又好用，但是如何繼續這樣使用下去，我們的氣候將會變得更加糟糕，甚 至影響後代的生存問題。中央多次強調要建設生態文明，就是要用新的理念改變我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消費模式。讓全社會的人都適應生活在一個低碳經 濟的時代，而不是原來的高耗能的老路。所以每個企業都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特別是國有企業更應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承擔更多的責任。推動結構調整，加快清潔能 源的轉化過程，這個責任實際上是要大家共同承擔的。
當然，現階段由於可再生能源不穩定，受天氣、氣候的影響很大，對電網會有一定的影響，如何減少其對電網的衝擊，將其合理應用，還有很多工作要 做。我們現在提出的智能電網，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了應對當前日益增多的各種可再生能源入網的問題，把信息化和智能化與電網管理聯繫起來，更有效地把發 電、輸配電及終端用戶管理起來。它是一個系統，在未來的能源系統中既有主幹網，即火電、核電等穩定電源，也有大量新的不穩定電源，這些不同的電源要在智能 電網中各得其所，安全而經濟地滿足各種不同客戶的需求。通過該系統，將發電端也就是供給端和用戶更好的聯繫起來，讓不穩定的低端電源在人們的消費中消耗 掉，保證整個電網的穩定性，以及大規模工業生產對能源穩定的需要。但是現在中國和歐美都還只是提出了一個方向和思路，還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商務週刊》：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產業還存在哪些不足？
石定寰：和歐美相比，我們在技術上還是有差距的。比如我們的太陽能電池在轉換效率和技術指標上和歐美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在新型、高效的太陽能 光伏電池開發上也有不小的差距。關鍵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很好的掌握核心技術，基本設備都是用國外的，有些配套原材料還要從國外進口，這些不解決，很難降低我 們的生產成本。再比如，我們的太陽能生產實際上需要很多新的裝備，但是我國的裝備製造業還沒有對此高度重視。儘管我們一直在呼籲，但還是沒有人重視，只有 一些中小型企業在做，但也缺乏成套的、系統的研發設備和製造工藝。在一些基礎性工作上，比如我國對風能、太陽能資源的觀測評估等基礎設施、方法手段的建設 上還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和支持，在標準制定、產品質量檢測與認證等方面也有不少工作應加強。
其實政府的支持有多種形式，像出台政策、加大投入、更好的組織研發、更好的培養人才、全社會宣傳、做好各種應用示範工程，以及做好資源的測評 等。實際上我們就有過這方面的教訓，在不清楚當地風場有多少風、多少太陽能資源的情況下，很難建設一個效率很高的風能或太陽能發電站。但是我們的這些基礎 設施是非常差的，美國有上千個太陽能觀測站，中國只有100多個。且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引起重視，國家也沒有向這些基礎設施上投錢。政府很多該做的事情還遠 遠沒有做好，致使系統工程的發展也受到影響。
《商務週刊》：我國光伏產業近幾年一直是需求在外，去年到今年國際市場萎縮後，我們受到了打擊，您覺得在需求端我們可以想哪些辦法？
石定寰：太陽能過去「兩頭在外」，即原料和需求市場都是依靠國外。我國實際上不是沒有硅礦，只是沒有將其轉化為可用於生產太陽能電池的多晶硅材 料的技術，只能把礦產賣給國外，他們開發後又高價賣給我們。現在隨著我國多晶硅材料技術的逐步發展和完善，以及多種新工藝、新技術的研發，可以在國內生產 原材料，把成本逐步的降下來了。
事實上，當時「兩頭在外」的需求端在外，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要承擔《京都議定書》的義務，進行減排，必須加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應用，就出台了 一些扶持的政策。比如歐洲國家以德國為首，實行上網的差異電價政策，這個政策的出台大大推進了太陽能光伏電池的應用，市場發展很快，也帶動了中國產業的發 展。但是我國該方面的政策遲遲沒有落實，所以國內的市場還很小。現在是到了加快培育中國市場的階段了，如果我們再不開發本土市場，首先我們難以應付全球氣 候變化的挑戰，同時對應鼓勵發展的新興能源產業也會造成很不利的影響。如果太陽能產業萎縮，對未來能源、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十分不利。今年年底，哥本哈根會 議要開了，在這個很重要的時刻，要表現出中國政府主動應對節能減排的決心，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開發應用的力度，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否則將面臨來自國際 的很大壓力。
我國光伏產業的目標市場一直是在國外，但隨著國外需求因經濟危機下降，導致了我國太陽能產業前一段時間的蕭條。但是這只是個暫時現象，最近已經 在回升。就全球而言，可再生能源都是有很大發展前景的，也是未來新的科技革命的重要標誌，以及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行動，這個大的方向不會改變。
「新能源不能再選『真命天子』」
——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宣曉偉
《商務週刊》：2009年1月，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提出美國新能源政策，他任命了一批重要官員推進能源事務，包括華裔能源部部長朱棣文等，目前 美國國會正在審議「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媒體稱這一系列動作為「美國能源新政」，您覺得該新政出台的背景、目的和主要內容有哪些？
宣曉偉：此次美國能源新政，主要是為了保證其能源安全、促進經濟增長、應對經濟危機和應對氣候變化這幾大目標而出台的。首先，美國石油對外依存 度35年間已經由35%上升到接近60%，對國外石油的深度依賴對美國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其次，美國經濟正面臨著次貸危機所導致的經 濟衰退，急需找到新的增長點拉動就業。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相比布什政府有了較大轉變，這也反映了美國主流民意對全球變暖這一問題看 法的變化。
綜合以上來看，美國有客觀需要在近期內就能源環境課題出台一個綜合性的應對方案。在已經執行的「美國復甦和再投資法案」中，也涉及到眾多的能源 發展議題，其對各種能源項目的投資總金額高達613億美元，比如智能電網110億美元，可再生能源研發推廣60億美元等。目前正在審議的「美國清潔能源和 安全法案」主要包括清潔能源、能源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向清潔能源體系過渡四大部分。這個議案最突出的特點是第一次提出了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攬子方 案，設定了美國溫室氣體限排的目標和時間表，準備實施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方案。
《商務週刊》：布什政府曾經不願減排，很多美國人也否認全球變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係，但奧巴馬對於減排的態度轉向了，這是為什麼？
宣曉偉：全球變暖在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美國國內各方基於不同的認識和利益，對於氣候變化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非常激進的環保人 士，到持氣候變化懷疑論的頑固分子，對於氣候變化的爭論極其激烈。傳統上，美國的能源政策偏向於大型的、資本技術密集的傳統能源公司，因此小布什不簽署 《京都議定書》有其國內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多數美國人認為這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沒有好處。
但現在美國的主流民意逐漸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卡特裡娜颶風事件促使美國人更多地思考氣候變化的問題，認同全球變暖和需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觀 念。奧巴馬的上台也是迎合了這種民意變化，他任命了一系列在能源問題上持進取甚至激進態度的官員，包括環保署署長Lisa Jackson、能源部部長朱棣文、科技辦公室主任John Holdren等。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國會已經中佔據多數，而民主黨向來在發展替代能源、推進能源轉型方面比共和黨更為積極。
《商務週刊》：美國現在的電力供應結構是怎樣的？它目前的改進重點放在哪裡？
宣曉偉：美國目前電力供應的約40%來自天然氣發電，10%左右來自核電，煤電佔30%多，水電不到10%，石油發電5%左右，剩下的可再生能 源發電不到5%。美國在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同時，也比較重視現有燃煤電廠技術的研發。考慮到未來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美國目前正在大力研發和推廣二 氧化碳捕獲與收集技術，即將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來，通過管道運輸，注入地下或海裡進行長期儲存。在「美國復甦和再投資法案」中就有34億美元投到 了這裡面。實際上，歐盟和美國現在都在大力推廣這個技術，但是也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成本。煤電本來是最便宜的，加上這個技術後發電價格就會明顯 上升，因此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持。中國雖然現在大力發展新能源，但以中國的能源稟賦，「以煤為主」還是中國能源戰略的首要內容，短期內難有太大改變。中國目 前煤電比例高達近80%，未來煤電廠面臨二氧化碳排放約束的局面可能比美國更嚴峻。因此，對於類似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中國應該及早有一個戰略考慮和安排。
《商務週刊》：美國的能源新政和我們國家的能源政策有什麼大的不同？
宣曉偉：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美兩國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理念、目標、手段的本質不同。首先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能做好的， 政府不應也不能插手，以防對市場造成干擾，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損失。這種理念深入人心，因此眾多美國人對於政府具有很強的戒心，要求嚴格約束政府的行為。從 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政府沒有、事實上也沒能力制定一個所謂的全面、長期的能源發展戰略；其次，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有一套比較完善和明確的制度規則，來 保證重大政策出台的過程中各方利益和意見能夠得到充分表達、充分博弈，使得最終的政策能夠符合主流民意。有眾多美國學者詬病美國缺乏長期能源戰略導致其石 油對外依賴程度節節上升，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美國無需也不應制定全面長期的國家能源政策，這是基於對強力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所導致的。就像目前的美國 「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首先由眾議院的專業委員會提出並投票通過，然後經眾議院通過；再拿到參議院，再重複一遍與眾議院相同的流程，最後參眾兩院還要組 成聯合委員會，協調修改成一個最終版本，再由總統簽署生效。
所以在美國的體制下，政府面臨著很多的約束和監督，能做的事情比較有限。政府可以有口號，能源部的經費預算也會有很大增長和調整，也會有各種各 樣的資助項目，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較深地介入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中，甚至主導能源產業的發展。它的能源政策，更多是起到引導、監管和服務的作用。 此外，美國的能源政策跟特定歷史階段所具有的特定議題、特定事件相聯繫，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尼克松政府大力強調節能和替代能源，但隨著油價的下 降和石油供應的穩定，相應的能源政策往往無疾而終。
《商務週刊》：中國的能源政策和產業發展可以從美國身上學習些什麼？
宣曉偉：儘管截然不同，但美國能源政策的一些原則仍然值得我們學習。比如美國能源政策的出台主要基於能源安全、效率和公平三個方面來考慮。能源 安全保障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效率和公平要求在能源產業領域建立競爭機制，以較低的能源成本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隨著形勢的轉變，中國現在的低成本競爭優勢 不可長久持續，我們需要找到新的要素組合方式，獲取新的競爭優勢。
就能源領域而言，世界能源體系正轉向可再生能源，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能否培養出自主創新的技術能力？在我們的傳統能源領域，例如煤電設備，儘管 國內企業掌握了100萬千瓦等大型設備的技術，但核心技術還在跨國企業手裡，別人給你什麼級別的技術，你就只能造這個級別的產品，自己缺乏能力進行技術升 級。說白了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主發展的產業，而是技術命脈掌握在國外企業手裡的加工產業。在新能源領域會不會重蹈覆轍？現在來看還是有可能。另一方 面是能不能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發展出來一個完整自主的新能源產業？新能源發展與傳統能源的一個根本不同是它本質是趨向分散的，不像傳統能源，從勘 探、開採、加工、銷售需要一個實力非常強大的一體化大公司。目前新能源各種技術的發展方興未艾、層出不窮，存在各種各樣的技術路線和可能前景，在此過程 中，中小企業將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管理者還是秉承以前計劃經濟的思維，畫地為牢，圈定所謂重點企業，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或幾個「真命天 子」身上，就難以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尤其是在傳統能源行業，國有企業已經擁有了絕對的優勢，外資跨國巨頭也憑藉技術等優勢佔據了有利地位，如果這種 格局維繫到新能源行業，將對中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管理者要充分汲取傳統能源行業以及汽車等行業發展的相關教訓。(《商務週刊》雜誌-馮禹丁 陳楠 董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