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符號 改變世界》之六

　　大家好，歡迎收看《經濟半小時》的國慶特別報導《中國符號 改變世界》。

　　前五天我們分別為你介紹五個影響世界的中國符號，包括「中國製造」、「13億」、「人民幣」、「A股」和代表中國互聯網的「.CN」。 中國製造為什麼能夠從無到有？13億人怎樣從節衣縮食的困窘中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和購買力？人民幣是如何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的重要力量？中國A股和中國互聯網，靠什麼力量的推動創造了國際資本市場和國際互聯網界的奇蹟？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他們的答案都只有一個，那就是「改革開放」，今天我們就來關注這個影響世界的中國符號。

　　北京奧運會，讓許多習慣於從電視和報紙上瞭解中國的西方人，認識了一個全新的中國。這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國家，這是一個開放自信的國家，這是一個擁有無限商機的國家，這還是一個充滿時尚、充滿現代感的國家。但就在30多年前，意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鏡頭下的中國遠遠不是這樣。那時的中國，甚至連一個像樣的足球場都沒有，中國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原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以後，1967、1968、1969年一個勁下降，(周)總理1970年直接來抓，生產好像上來了一點，1973年底，四人幫批林批孔批周公，這一下子1974年生產又下去了，1975年小平同志(出)來抓國務院的工作，生產又上去了，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生產又下去了，所以這十年三起三落。」

　　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張星星：「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我們黨給我們國家給全國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實現了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GDP佔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城鄉居民生活實現了從1978年的190美元到2008年的3180美元的歷史性 跨越；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的貢獻率為14%，僅次於美國，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從2007年開始，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推動力。許多外國人正因為中國巨大的變化，而記住了這個中文詞彙：改革開放。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曾這樣評價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全球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改革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12月，安徽省小崗村十八個農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在一張契約上按下了血紅的指印，他們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雛形引發了巨大爭議，於是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召開了省委常委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

　　安徽省原農委主任週日禮：「常委會議意見也不一致，說中央文件明確，講的清清楚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我們現在搞不是和中央對著幹嗎，他一言你一語，意見統一不起來，萬里最後講話了，這些事都要經過實踐檢驗才能說明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到1980年春，安徽省肥西縣97%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向國家貢獻糧食是上年的3倍。1980年1月，安徽省委確認包產到戶也是社會主義責任制的一種形式。1982年1月1日，新時期第一個農村工作1號文件出台，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此後又連續四年發了四個1號文件，以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在全國迅速推開。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段應碧：「通過這個改革，大家都看清楚了，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改革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增強了改革的信心和決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中國廣袤的農村土地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產力。從1982年到1991年的十年間，中國糧食產量每年增長8%。 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歷史性地突破了8000億斤，中國政府向世界糧農組織宣佈，中國用佔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資源，解決了佔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

　　生產力的釋放，讓中國農民的錢袋子鼓了起來。1978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34元，而2008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了4140元，增長了30倍。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帶來了一個此後深刻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變化，那就是數以億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除了一部分人做起了個體工商戶，辦起了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多數人成了中國產業大軍的新生力量。他們聰明靈巧、吃苦耐勞，對工資收入和工作環境要求極低，他們成為中國製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那麼因為農村改革取得成功，農民的積極性釋放出來，農業的生產快速地發展，那麼一方面給我們城市改革，提供物質基礎，二方面又讓我們對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有更大的信心，所以我可以講，農村改革應該講起來，就是我們這30年，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當改革種子在中國農村悄悄萌生的時候，中國的高層領導正在用全新的眼光觀察著中國周圍的世界，衡量著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思考著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1978年，共有12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國家領導人出訪國外，中國開始了開放之旅。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日本時，乘坐了時速210公里的新幹線高速列車，小平同志這樣形容自己的感受。

　　鄧小平：「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們現在更合適了，坐這個車，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

　　當年另一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一個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先後訪問了法國、瑞士、德國等5個國家，參觀了眾多的工廠、礦山、港口，西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那個時候，我們管經濟工作的，看看國際的形勢，看看我們自己的歷史，覺得我們不發展得快一點不行。」

　　怎樣才能讓中國發展得快一點呢？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種全會在北京開幕。大會正式宣佈，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發展經濟被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驅動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就是改革和開放。

　　中國政府在1978年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就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1979年新年伊始，在中國這個大棋盤上，對外開放的第一顆棋子落在了中國的南海邊。那時的深圳還叫寶安縣，是一個貧窮落後的邊陲小城，而隔河相望的香港已經是世界的「東方明珠」。一個叫袁庚的人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原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袁庚：「廣東寶安縣蛇口公社要辦一個工業區，建立一些工廠，引進一些外資，這樣就可以把香港的優勢和國內的優勢結合起來，國內什麼優勢呢，就是土地非常便宜，勞動力非常廉價、充裕，而香港呢有資金、尤其是有香港一套發展工業的管理辦法。」

　　隨後，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也提出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在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這個想法得到了鄧小平的認同，在他看來，改革開放正需要這樣一個試驗場。

　　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王全國：「小平同志原話就是，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2日，袁庚的蛇口工業區率先打響了開山填海的第一炮，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山炮」。而13天以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下發文 件，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特區，十年後，海南又被確定為中國的第五個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允許外國廠商投資辦企業，或合辦企業。1984年又進一步開放了大連、天津、青島、上海、溫州、廣州等14個沿海城市；1985年後又陸續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河北、廣西闢為經濟開放區，從而形成了沿海經濟開放帶。1990年，中國政府決定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新區，並進一步開放一批長江沿岸城 市，形成了以浦東為龍頭的長江開放帶。1992年以來，又決定對外開放一批邊疆城市和進一步開放內陸所有的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還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15個保稅區、49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3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國務院特區辦原主任何椿霖：「從北到南，由東到西，就形成了一個對我們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有深遠影響的，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

　　這些對外開放地區，由於實行不同的優惠政策，在發展外向型經濟、出口創匯、引進先進技術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對內地的輻射作用。

　　截至2009年6月底，我國已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7萬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有480多家來華投資，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526億美元。自1992年起我國已連續17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隨著對外開放程度地不斷加深，也極大推動了中國與全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躍升到2008年的第3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8%以上。中國對全球貿易增長貢獻率居世界之首。

　　就在農村改革春風的吹拂下，城市裡也湧動出新的氣象。1981年，全國個體戶達到261萬戶，從業人員320萬人。但是，隨著個體經濟的發展， 一個自稱「傻子」的人又給人們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安徽蕪湖炒賣瓜子的商販年廣久把自己的瓜子取名為「傻子瓜子」，銷量大增。於是，他開始請人做雇工，有人一數竟然有12人，問題出來了。

　　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邊說的要雇到八個人，才能稱為資本主義經濟，突破八個人，那就不能讓它發展，再發展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了，那麼當時這種思想觀念束縛著人們的思想。」

　　在1980年前後，年廣久式的人物遠遠不止一個。在廣州，個體戶高德良的「周生記太爺雞」該不該發展，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在廣東高要縣，就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魚塘，也承包出不小的問號。後來，傻子瓜子的事情傳到了鄧小平那裡，他明確表示：「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鄧小平的話保護了年廣久們，也推動了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的起步。1984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3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但是直到1987年的中共中央5號文件，才正式取消了對雇工數量的限制。

　　1992年，小平南巡，為改革開放開啟了第二個春天。這一年10月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這一天起被鄭重地寫入了十四大報告，報告同時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些過去從不相容的概念，終於被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融合到了一起。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過去認為市場經濟只有是私有制才能夠有的經濟制度或者經濟體制，這個社會主義是個公有制的經濟體制，那麼這個怎麼能夠有市場經濟這個不可能結合的，但是我們認為可以，我們的公有制經過了改造，經過了改革，我們把它也可以把它跟市場結合，這樣一個結合，可以發揮經濟的更好的效率。」

　　一切的不可能似乎都成為了可能，下海經營潮再次出現，非公有制經濟在這一年取得了井噴式的發展。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貿中心裡一下子擠進了 300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檯就是一家公司；在北京，每個月就會多出2000家公司來，在1992年8月22日這一天，全北京庫存的公司執照竟然全部發光，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來救急。很多人就是在這一年下了海，馮侖、潘石屹、陳東昇、毛振華，他們後來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92派」。這一年， 靠鵪鶉起家的劉永好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國家工商總局批准的民營企業集團—希望集團；萬向錢潮股票上市，成為中國首家上市的鄉鎮企業，非公有制經濟成了中國經濟的重要基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夢奎：「中央提出需要有一個概括，就是市場經濟是什麼，就是以公有製為主題多種經濟成為共同發展，這樣一種前提之 下，由現代企業制度，宏觀調控體系，市場體系，分配製度，社會保障這五個部分組成，這五個部分可以比做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大支柱的話，那麼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為共同發展就是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是大廈的基礎。」

　　根據統計，從1992年到2008年，民營經濟逐步成為我國國民經濟新增長點中的亮點：私營企業從14萬戶增加到657萬戶，增長了47倍；截 至2008年11月，私營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495億元，同比增長36.6%，高於全國31.7%。而全國的個體工商戶，也在這16年間由1543萬戶發展到2917.3萬戶，資金數額由601億元增加到9006億元，完成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1.18萬億元。

　　當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在為非公有經濟探路的時候，中國的國企也在進行著改革的嘗試。當時有篇小說叫《喬廠長上任記》，小說中虛構了一位國企廠長喬光朴，成為中國老百姓熱衷討論的一個焦點人物。人們之所以喜歡他，除了他對國有企業負責，勇挑重擔，不怕得罪人以外，更在於他涉及當時大家普遍關注的問題：國有企業該如何改革。

　　1978年，國有企業共8.37萬家，佔到企業總數的24%；工業總產值為3289億元，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77.6%；就業人數達到了7451萬人，上繳利稅962.42億元，佔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85%。

　　可以看出，在當時國有企業數量龐大，規模可觀，發揮了支柱性的作用。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沒有任何的經營自主權，這不利於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從而導致國有企業長期在低效率的狀態下運營。

　　1979年國務院以首都鋼鐵公司等八家企業為試點，拉開了國企改革序幕，當時改革的關鍵詞就是「放權讓利」。這有效地增強了國營企業的活力，一些國有企業也邁開了開放引進的步伐。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寶鋼建設78年就開始了，生產鋼鐵1600萬多萬噸了，大大超過了我們當年的預期，我覺得不僅僅是建了這麼一個世界一流的頂尖級的鋼鐵聯合企業，更重要的是寶鋼的引進開創了我們發展的一種新模式。」

　　隨後的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公佈。提出：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進行全面改革，抓大放小，自負盈虧成為國企改革的兩大關鍵點。

　　原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因為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個基礎上國有企業的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方式方法上發生了一次大 的轉變，由放權讓利承包製作為一個基本的，調動企業活力的一個工具和手段，那麼這個時候就開始轉向，通過制度創新，機制轉換，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1996年6月，國企改革進入到了產權改革的新階段，一方面董事會、監事會等公司化治理結構成了國企的亮麗風景，但另一方面大量國企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問題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由於社會負擔重、歷史包袱多、企業冗員嚴重等諸多問題的困擾，當改革進行到1997年，國企出現了全行業淨虧損的局面。

　　「在1997年，那年中國國務院夏天在北戴河辦公以後，完了朱鎔基領著我們到遼寧去做考察，有企業去做考察，當時聽到匯報的地方匯報的情況，企業座談的情況，就是一片的聲音，就是虧損、下崗、停工，企業還不了債，甚至於就是職工拿不到工資，連吃飯都吃了問題。」

　　1998年，中央莊嚴承諾，要用三年時間讓國企擺脫困境。為此政府採取了積極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債轉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到2000年 底，「三年脫困」的目標已基本實現。2007年，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62萬億元，上繳稅金1.57萬億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這一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 開始用「國際化」這個關鍵詞來定義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佈局，央企成為了征戰海外的主力軍。截至2008年底，共有117家國資委監管的央企發生了對外直 接投資活動，共在全球127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791家，其中盈利企業佔79.9%。2009年，在美國《財富》雜誌公佈的世界500強 企業中，中央企業有24家，比上年增加5家，比2003年增加18家。

　　新千年開始，在世界經濟的潮起潮落中，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卡邁勒主席敲響了手中的木錘。

　　會議主席、卡塔爾財政經濟和貿易大臣卡邁勒：「部長級會議一致通過。」

　　中國正式被接納為世界貿易組織新成員。為了這一天，中國花費了整整15年。

　　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部長石廣生：「我們每一個承諾，都是意味著我們的改革，你比如說我們加入以後，我們修改了三千多條法律法規，這是什麼，意味著我們向市場經濟又邁了一步，這實際上是改革，同時也涉及開發。」

　　入世後的中國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關注，震驚開始取代懷疑，外國媒體誇張地形容中國的經濟改革為「猛虎在超速」。自2001年入世以來，中國平均每年進口近5000億美元的商品，每年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1200萬個就業機會，這在世界貿易發展史上是沒有過的。2006年年底，世貿組織總幹事拉米這樣評價到：「總的來看，中國的成績是A+」。

　　「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確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

　　歷史的加速度在迅速地改變著中國。入世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更深地融入了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改革開放30年，憑著中國人特有的智慧和毅力，不僅立體地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更為國家和民族贏得了一個廣闊的未來。

　　胡錦濤：「這30年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之所以能夠發生歷史性變化，最根本的就是我們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中國未來的發展也必須靠改革開放。」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會怎麼樣？如果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會怎麼樣？答案應該不言自明。改革開放有著鮮明的中國色彩，被國際媒體稱為是「中國模式」，也引發不少國家的效仿。對於中國而言，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我們必須而且也只能靠繼續深化改革開放。(CCTV經濟半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