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金老齡化

　　即將結束的第一次人口紅利

　　3月23日，美國著名投資公司GMO發表了題為《中國的紅色警報》的研究報告，闡述了中國經濟存在的泡沫和可能的巨大危機。

　　文中談及人口時這樣論述：「中國的人口到2015年將會下降。同時勞動力數目也會見頂。新增的勞動力也會快速下降。」

　　由於對勞動力數量的關注，近年人口紅利這個術語在中國成為一個普及率超高的熱詞。媒體、學者乃至民眾都在熱議：人口紅利枯竭帶給中國的影響是什麼？中國將如何應對後人口紅利時代？

　　人口紅利期是根據總撫養比計算出來的。一般認為，當非勞動年齡人口(0~14歲的少兒與65歲以上老人)與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之比低 於50%的時候，一個社會進入人口紅利窗口期。在此期間，同等政策條件之下，同量投資可以帶來更大收益。而當總撫養比高於60%的時候，則進入人口負債 期。

　　關於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何時結束，根據《第一財經日報》的採訪蒐集，目前至少有從2012年到2030年五個版本：2012年，夏威夷大學人口紅利專家安德魯-梅森(Andrew Mason)的觀點； 2013年，由招商證券等研究機構提出；2015年，國內知名人口專家、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提出，這是目前較被認可的一個版本；2020年，較多人口學家認可，偶 被官方採納，如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2030年，由於這一時間點的計算基於1.8的生育率，而目前人口學者普遍認同中國生育率遠不到 1.8，因此這一觀點基本被否認。

　　綜合各方研究成果，一個結論可以清晰得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毫無疑問地將告別人口紅利。

　　這聽起來有些盛世危言的味道。但事實已無法迴避。東南沿海出現的民工荒已經敲響了警鐘，儘管許多學者認為此輪民工荒是暫時性的、區域性的。但無可否認，廉價勞動力無限供應的年代已經遠離了中國。

　　中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左右開始進入第一個人口紅利期，也從此開始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快跑。根據蔡昉的測算，人口紅利在此期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在27%。

　　人口經濟學專家認為，這個比例並不算高。根據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從1970年到1995年間，在東亞各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貢獻比例高達33%至50%。

　　而對於過去四十年中國在挖掘人口紅利方面的政策，不少人口經濟學者及機構表示，總體表現並不令人滿意。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人口紅利期只是一個機會窗口期，如果政策不到位，常常可能是只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專家姜全保直言，中國這一時期的政策並沒有充分挖掘人口紅利。他分析，中國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處於失業狀態或者半失業狀態)的存在是一種浪費。人口紅利對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打了折扣。

　　同時，勞動力素質整體水平低下使得中國很長一段時期只能靠加工廉價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並大量出口世界。人力資本的不足是對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人口紅利的效用未能較好發揮。

　　另外一個讓姜全保感到痛心的事實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國人口紅利，而中國老百姓卻享受不到實物財富。

　　目前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間。而中國分配率卻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6年中國職工工資總額與GDP之比僅有11.11%。

　　「中國經濟和百姓沒有充分享受到人口紅利的好處，卻必將面臨人口虧損的現實，比如，那些廉價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工逐步步入晚年，他們如何養老？」姜全保發問道。

　　更大的金礦？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張茉楠認為，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並不可怕，反而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從這個意義說，人口紅利期的終點或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拐點。

　　如何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枯竭之後尋找到有力的替代引擎？一些學者提出了「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的觀點。

　　梅森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口與經濟學教授羅納德·李(Ronald Lee)合作於2006年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季刊Finacial &Development 上發表《兩次人口紅利》一文，對第二次人口紅利問題做了清晰的闡述。

　　他們提出，第二次人口紅利在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後發生，二者有可能重合。第二次人口紅利具有兩個特點：不像第一次人口紅利那樣有清晰的起始點，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無限期的；對於有效政策的依賴性更強，如果政策合適有效，它的紅利規模常常遠大於第一次人口紅利。

　　梅森的調研結果發現，在每一個經濟體中，第二次人口紅利的貢獻率都大於第一次人口紅利。

　　在梅森和羅納德·李看來，一個社會能夠獲得多少第二次人口紅利，取決於這個社會是否能夠更好地支持老人。

　　「在當前和未來10~20年，想辦法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非常重要，因為中國已開始經歷迅速的老齡化。」 梅森表示。

　　蔡昉是國內人口學者中態度鮮明支持「第二次人口紅利論」的一位。他認為，在老齡化初級階段，政府通過完善養老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水平等有效的政策，可以使中國獲得持續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穆光宗則更願意用「老年人口紅利」來代替「第二次人口紅利」這一提法。他表示，中國應實施積極老齡化戰略，延長老年人口紅利的收穫期。老年人口紅利將成為社會人口紅利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掘金？

　　我們來想像一個場景：2030年。68歲的老李正開心地與老伴準備出發去印度旅遊。身體健康的老夫妻倆有充足精力經營他們投資的寵物店，而比較完善的醫療和養老保障體制令他們無後顧無憂。由於只有一個孩子，他們還在銀行存了一筆不小的錢款以備老年的不時之需。

　　這是一個關於第二次人口紅利近乎理想化的想像：老年人不只是被贍養者，他們不僅消費、投資，還有較高的儲蓄來幫助社會積累資本。

　　而這一場景能否變為現實，取決於中國能否在第一次人口紅利結束之後，通過採取恰當措施，填補好其在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漏洞，並系統解決日益突出的老齡化問題。

　　梅森就中國如何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最重要的問題是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分配。過去和現在中國在實物資本方面投資過多，而在下一代勞動者的健康、教育方面投資不足。」

　　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到202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34億人，比重從2000年的9.9%增長到16.0%。到本世紀40年代後期將形成老齡人口高峰平台，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4.3億人，比重達30%。因此，養老保障問題是首要的難題。

　　除了養老保險之外，被眾多人口專家反覆提及的是教育。儘管對於二次人口紅利的概念尚存爭議，但是本報記者採訪的六七位國內外人口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出：中國必須通過教育的提升來增加勞動力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率。

　　總體來說，中國教育面臨機會公平和教育質量兩大問題。專家建議，一方面，應想方設法提高國民受教育年限，讓城鄉的民眾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則要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提高公民整體素質。

　　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2007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7年，目前這個數字在9.5年左右。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在8年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左右。

　　但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麗賓強調，與受教育年限相比，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質的提高。

　　「就我們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目前的年限也並不一定過短。現在的關鍵是人才素質的提高。如果教育領域只注重盲目數量擴張而不注重素質提高，問題就一直解決不了。」張麗賓表示。

　　姜全保則認為，中國重學歷忽視技能的教育已經帶來勞動力供應的結構失衡，下一步尤其應注重發展職業教育。

　　無論迫在眉睫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還是意在未來的教育體制改革，中國有很長的道路要走。第二次人口紅利或將成一座蘊藏更加豐富的金礦，只是中國是否有能力挖掘到它，尚在未知。(第一財經日報-王羚 趙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