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日星期四

央行的「七種武器」

央票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最常用的管理流動性工具,只有在通脹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或者經濟增長堪憂時,央行才會動用利率工具。而匯率調整往往更多基於政治考慮,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對付衰退的最上的後一招。

名義利率固定在導致通貨膨脹大幅波動的同時,還導致巨額的財富轉移。由於貸款是以事前確定的名義利率償還,如果事後實現的通貨膨脹高於預期,居民的財富會向銀行和企業轉移,企業家可以擴大投資從而經濟擴張。反之,真實資源就從企業家轉移到家庭,這壓縮了企業利潤和投資,經濟會陷入通貨緊縮的陷阱。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利用這一機制解釋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的發生,因此又被稱為「費雪債務緊縮機制」。

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政府通過壓縮銀行貸款就可以控制貨幣和總需求;但是通貨緊縮更為複雜。貨幣數量是由銀行和企業的存貸款行為共同決定的;在通貨緊縮時,貨幣具有更強的內生性。貨幣政策類似控制宏觀經濟馬車的韁繩,可以拉但是不能推。當經濟面對負向衝擊導致衰退(比如次貸危機或者出口下降),央行通過降低利率緩衝負面衝擊。如果經濟主體的通脹預期是很大的負值,那麼即便名義利率為零,真實利率仍然高於使經濟達到均衡的利率。此時利率工具失靈,實體經濟則在向下的軌道上越滑越遠。這一現象往往被稱為「流動性陷阱」,央行常規的貨幣工具就失效了,無法進一步擴大貨幣數量。此時財政政策往往成為最後的救命稻草。

Krugman研究了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提出另外一種避免通縮的方法:創造未來的通脹預期。即便當期貨幣供給無法增加,未來貨幣供給增加的承諾也會刺激總需求。簡而言之,通過管理通脹預期可以降低真實利率,使經濟擺脫通縮-衰退的死循環。

2006年以來的次貸危機,美聯儲為了應對危機對貨幣政策工具做了多種創新。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正是弗裡德曼思想的實踐:「為了克服通貨緊縮,不惜從直升機上撒錢。」

武器殺傷力

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央票是最為溫和、靈活的,市場分析者通過央票發行情況來判斷貨幣政策走向;在銀行體系流動性過於寬裕時,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儘管在邊際上無效,但表明了央行對通脹的憂慮,對於管理通脹預期有一定作用;窗口指導和信貸數量控制則越過從基礎貨幣到廣義貨幣的乘數過程,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區別在於前者是軟約束,後者是硬約束;理論上調整存貸款利率應該成為控制總需求的常規手段,而在過去的實踐中,只有在通脹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或者經濟增長堪憂的時候,央行才會動用利率工具;匯率調整往往更多是基於政治考慮;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對付經濟衰退的最後一招,往往和財政政策一起使用。

貨幣衝擊的傳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間牽涉各種複雜的機制:經濟主體的預期加快了對貨幣衝擊的調整,而實體經濟的粘性摩擦又阻滯了這一過程。存貨行為、信貸摩擦又會在經濟波動中引入乘數-加速數機制,產生更加複雜的動態。

不同類型的貨幣政策對市場利率、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的影響存在差異。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首先要建立計量模型,將模型作為一個理想的實驗室,對於不同貨幣政策的效應進行模擬和評估。在此基礎上,才會將貨幣政策付諸實施。

貨幣擴張可以表述為一個完整的鏈條:「貨幣增加(利率調低)——需求擴張——投資增加——資產價格提高——企業利潤和企業家淨值增加——信貸擴張——貨幣和產出增加」。貨幣政策首當其衝的作用對象是資本市場,這主要是通過改變投資者的預期和流動性效應來實現;然後才會逐漸擴散到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又會對資本市場和貨幣政策形成反饋作用。

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是即時的,主要的機制是「流動性效應」。由於不同的資產市場是分割的,當貨幣增加的時候,投資者不能很快的調整其資產結構。因此短期內在某一種資產市場上,資產價格不是完全由未來資產收益的當期折現決定,還要取決於這個市場當前的買方購買力(買壓)。貨幣擴張代表的購買壓力沒有同等作用在所有存量資產和流量商品上,而是首先表現在離貨幣當局最近的金融市場上,引起資產價格的上升。

商品價格對於貨幣衝擊的反應可以區分為兩類:第一類商品往往位於產業鏈的上游,比如石油、農產品和原材料。其市場結構往往是完全競爭性的。由於可以儲存,這類商品價格粘性較小,波動較大,決定其價格的主要是預期因素。貨幣增長的壓力往往首先作用在這一類商品上,使其表現出超調。為了規避這類大宗商品價格的過度波動,往往會建立期貨市場,完善其定價機制。

第二類是普通的工業消費品和服務,位於產業鏈的下游。這一類商品的市場結構往往是壟斷競爭的。由於壟斷,企業可以得到超額利潤,因此存在擴大生產的衝動;而企業之間的競爭,使得企業不能貿然提價,那樣就可能失去顧客。這種囚徒困境導致了價格的粘性,當需求增長的時候,生產者的第一反應不是提價,而是擴大生產。這會增加資本和勞動的僱傭,對生產要素價格形成壓力。這類商品價格(核心CPI)的變化反映了當期和預期生產成本的變化,總的來說是經濟週期的滯後指標。而PMI(採購經理人指數)代表了企業對生產要素的需求,反映了企業面對需求變化的第一反應,在更大程度上是經濟週期的先行指標。

反映第一類商品價格變化的包括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和企業商品價格指數,相對處於下游的是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更下游的是核心CPI。一般認為,價格波動首先出現在生產領域的PPI,然後通過產業鏈傳導到下游的CPI。但是這種價格傳導是需要一定條件的,決定因素是由貨幣控制的總需求。在總需求沒有緊縮的情況下,上游價格可能傳導到下游,即PPI領先於CPI;如果總需求是固定不變的,上游價格上升,下游企業的反應可能不是提價而是降低工資或者退出生產。由於總的購買力是固定的,結果反而有可能是PPI上升而CPI下降。

基於作者構建的模型進行粗略測算,如果貨幣增長年率從14%增加到22%,並且持續4個季度左右,那麼GDP增長加快3個百分點,其高峰在4個季度以後達到;通貨膨脹最高峰為年率10%左右,高點在3個季度以後達到;資產價格最高提高8%,高點在貨幣增長的當期實現。以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言,一個百分點的利率提高大約相當於三個百分點貨幣量的增加。

真實經濟的粘性使得貨幣衝擊的影響有延遲作用,影響更加持久,主要變量都呈現駝峰狀反應。貨幣衝擊的影響還與貨幣衝擊的持續性成正相關。這反映了經濟主體的預期:當央行保持通脹穩定的承諾可信時,經濟主體相信當前的貨幣高增長在下一期不會持續,這相當於持續性較低的情形;如果央行的承諾不可信,經濟主體相信當前的高增長會持續下去,這相當於持續性較高的情形。

理想的貨幣政策應該是堅定而又溫和的,在中長期堅定的控制通脹,穩定經濟主體的預期;在短期則可以相應的微調,以緩衝外生衝擊對於實體經濟的影響,保證經濟增長更加平穩。《證券市場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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