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新約·馬太福音》
「靠！」
國貿橋下，面對轟然拔起的CCTV大樓，遠道而來的朋友顯然被震懾住了：230米高的建築，頂部橫結構懸在180多米的高空，向外橫挑70米， 組成的強烈不規則幾何體，在CBD上空藐視一切，時刻提醒著你是多麼渺小……一種對「超一流」的自聖與膜拜，被建築語言空前兇猛地傳達出來。
穿過工地圍牆，近距離觀察這座「21世紀新標誌」，感受到的卻是一種與周圍地理環境和文化心緒格格不入的失衡狀態：暴露在外的菱形鋼網捆綁著灰 澀粗重的軀體，摺疊向上之後再扭曲回來，插入自己的身軀……縱橫交錯的網格、斜長方形中空、非垂直切割線，在生理上激化出一種無法化解的緊張感。
「如果把這些超強對比的視覺壓力，與那場氣味詭異的央視大火事件混合起來，可以完美註解當代中國。」指著眼前那幢正在被修繕的焦黑副樓，這位在 加拿大研究政治學的朋友感慨到，「從外面看，大國崛起的氣勢無所畏懼又無所不能；從裡面看，危如累卵的空間又充滿了不安、焦慮和衝突。」
他稍嫌主題先行地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過去十年，這個主題幾乎沒有變化，即使變化也只是體量上的變化，而且這種體量變化甚至更加加固了這個主 題。」在他看來，剛剛過去的2009年，中國主題幾乎被加速演繹到一個難以駕馭的新高度：「大國和平崛起」逼出了G2；「內部矛盾緊張」造就了一浪高過一 浪的網絡潮詞：「鄧玉嬌刺官」、「躲貓貓」、「綠壩」、「開胸驗肺」、「欺實馬」、「被增長」、「臨時性強姦」……
對於前者，可能沒有誰能比2009年就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體會更深。「總理先生，你準備好了和我見面嗎？準備好了嗎？」當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 走到無果而終的最後一刻，奧巴馬邊走邊喊，直接闖進中國總理溫家寶主持的「基礎四國」立場協調會時，已經暗示了全球大國地位升降的新變化。日本《選擇》月 刊2010年1月號刊文解讀到：「實際上，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在100多個參加國的注視下推動達成了協議案。只要是涉及政治行動，我們總能清楚 地看到中國和美國一起成為國際舞台上兩個閃耀主角」，總而言之，「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將無法解決世界問題」。
對於後者，2009年發生的三大社會突發事件給出了最慘烈的註解：烏魯木齊打砸搶燒、通鋼工人打死民企管理者和唐福珍反抗拆遷自焚。這些慘案直 指當代中國最不穩定的社會情緒：民族關係緊張，社會階層衝突和官民矛盾突出。而這三大矛盾的矛頭又同時指向唯一的根源——強烈不公平下過於懸殊的社會發展 差距。
「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打著服從大局的旗號，用推土機粉碎掉人們的基本生活，這是什麼法律問題？」面對電視畫面中唐福珍冷靜地將汽油澆在身上並 點燃自己，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2009年11月27日在自己的博客裡寫道，「我要說，這跟什麼狗屁法律都沒關係，這只是個簡單的、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 問題：你們是不是人……金牛區天回鎮政府，你們沒有任何存在這世上的必要，願天下所有最惡毒的詛咒都在你們身上應驗，願你們入火獄而永不得拯救！」
十年來，在高速增長的經濟推動下，成功的好像愈發「成功」，失敗的又似更加「失敗」，這種「雙面神」般的中國主題一時間遮蔽了所有有關我們這個 國家的彈贊。在「成功」糾結「失敗」的自己與自己撕扯下，站在2010年的門口，我們會看到什麼？我們會選擇什麼？我們會走向何方？
我們眼前是一道窄門。
天命中國
1月21日，在國新辦記者招待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公佈了2009年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初步測算，全年GDP實現335353億元，按可 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8.7%。中國GDP「超八」的消息瞬間傳遍整個依舊憂雲籠罩的世界，全球股市衝動一片。人們都在矚目中國又一次驚豔增長時，可能誰也 沒有注意到，一個更加驚人的數據同時出現了。
根據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定下的目標，GDP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也即2020年中國GDP要達到357616億元。那 麼，在2009年335353億元的基礎上，2010年只要再增長22263億元，也即GDP再增長6.6%，就能提前10年完成「十六大」提出的GDP 戰略目標。
面對過去十年的中國在東亞建立的經濟偉業，1月6日，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佩特拉斯在西班牙《起義報》上撰文對比了「9·11」以來的一對輸家 和贏家：「美國在亞洲尋找地位無足輕重的軍火買家，而中國則與俄羅斯、日本、韓國等重要經濟夥伴大力簽署貿易和投資協議；美國利用國民經濟為海外戰爭融 資，中國則開發礦產和能源資源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美國投資軍事技術用來對付衛星國家的國內騷亂，中國則投資民用科技創造出口競爭力。」
他接著調侃道：「中國投資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美國則軍事打擊這些國家；中國出售阿富汗人民婚禮用的盤子碗碟，美國則轟炸阿富汗百姓的慶典活 動；中國不資助種族戰爭，美國則組織『顏色革命』；中國吸引全球消費者，美國則在國內外製造恐怖分子；中國自給資金發展經濟貿易和運輸系統，美國則因無休 止戰爭、救市和發展非生產部門而讓國庫負債纍纍，同時讓成千上萬的人失業……」
2009年1月20日，小布什離開白宮的那一刻，美國的戰略家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伊拉克冒險行動無意中產生的最重要後果，就是全球經濟中心向東亞回歸、東亞經濟中心向中國回歸的加速——中國是美國反恐戰爭的真正贏家，無論美國能否成功打垮基地組織和伊拉克的叛亂。
在這個圈子裡還流行著一個笑話：「美國打冷戰，日本獲勝；美國打反恐戰爭，中國獲勝。」
這個笑話的確抓住了過去60年全球地緣政治變化的關鍵。正如克魯格曼所言，美國「對中國購買美元已上癮」，實際上對中國提供廉價商品也已上癮。 如果要結束這種情況，首先必須接受痛苦的「戒毒」。然而，廉價的中國信貸和商品的湧入不僅使超級富豪獲益，同時也使美國較低的社會階層獲益。於是，阿富汗 戰爭和伊拉克形勢越惡化，美國政府對這種依賴就越難於戒除。
美國資深記者Ted C. Fishman對此總結說：「入侵伊拉克不僅絲毫未能為第二個美國世紀奠定基礎，反倒毀壞了美國軍事實力的聲譽，進而破壞了美國及其貨幣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並加強了中國在東亞乃至以外地區逐漸取代美國領導地位的趨勢。」
中國「鷹派」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問題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木把這歸因於「天命」。在他看來，近代史以來，中國多次在生死考驗面前化險為夷：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肢解中國之際一戰爆發，中國得以喘息，民族資產階級迅速發展並接近統一中國；1940年代，日本已將中國分裂成幾個傀儡『國』，與此同時赳赳武夫東條英機上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迫使日本兩面作戰，結果在中美夾擊下日本完敗，台灣回歸中國……1999年，李登輝操弄『兩國論』妄圖分裂台灣，結果台灣大地震，震得李登輝銳氣大 挫；2001年小布什上台全面遏制中國，結果『9·11』爆發，美軍揮師中東並深陷伊拉克；2008年4月，西方聯合起來在西藏問題上刁難中國，在奧運期 間又將中國股市砸到谷底，沒想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閉，整個西方世界陷入自1929年以來最深刻的經濟危機，尤其重創美國經濟。」
如果說中國的復興崛起真是天命，那麼，「天命」之後的現實「氣運」又是什麼？
1月16日，《時代》週刊2009年年度人物揭曉，「中國工人」當選。《時代》週刊評價稱：「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時期，中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並逐步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功勞首先要歸功於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
當肖紅霞、彭春霞、黃冬豔、邱小院四名女工拘謹而疲倦的神情展現在世界面前，上至廟堂之高，下至江湖之遠，誰都知道她們所代表的「中國工人」群 體，並沒有公平地分享到「大國崛起」、「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帶來的發展紅利，超時工作，低廉工資，頻頻欠薪，是她們絕大多數生存狀態的現實。
當過去的一年中國媒體將聚光燈照射在政經大人物及其制定的「宏偉大政」之上時，不能不承認，是美國的輿論旗手發現了「天命中國」的真相——億萬像藍色工蟻一樣默默承受、默默勞作的「中國工人」。「中國奇蹟」的光芒，不僅來自中國工人們的汗水，還有他們委屈的淚水。
採訪中，一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大國政治的學者更願意在這個層面理解「天命」二字：「『天祐中華』不假，但鴉片戰爭170年來，中國不亡、傳承不斷，我還是相信在於中華民族擁有勤勞堅韌、自強不息的億萬底層。」
「圖釘」社會
「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是一顆大圖釘。」這個「億萬底層」的具象概念，在民間學者王利的研究中有非常紮實的數據支撐，「中低收入者佔就業總人口85%以上」。
這位精於統計研究的民間學者原本毫無機會獲取被國家統計局「封鎖」的數據真相，但2007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展的全國第六次職工調查給她「打開了大門」。
「由於全國總工會調查將『職工』範疇擴大到了私有企業，由此獲得了比較準確的『職工平均工資』數據。」她發現，全總調查得出職工平均工資 16395.48元，比國家統計局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口徑所統計的職工平均工資24932元要低44.4%，「全總的調查還發現，72.4%的普通工人收入 低於全國職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月工資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
王利將全總的調查數據和2008年《中國統計年鑑》結合起來核算，真相出來了：2007年，7.32萬億元的中國勞動者勞動收入，只佔25.15萬億國民總收入的29%，每個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與此同時，2007年中國有條件地參與了共有147個國家參加了的「國際價格比較」項目，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在2008年發佈的《國際比較計劃》 中，中國購買力水平評價因之下調。報告認為，2004年中國有2億人平均每天實際消費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銀行標準，這就是2億赤貧人口，佔當時 全國人口比重達15%。
在王利看來，「在中國這個『大圖釘』社會裡，釘面就是底層，是『尚能維持溫飽、勉強維持溫飽以及還不足以維持溫飽』的大多數，釘桿是富起來的少部分人，頂尖是『因得勢而致富』(哈耶克語)的極少部分人」。
那麼，為什麼國家統計局會得出24932元的「職工平均工資」呢？秘密就在於，經過了1990年代末國企改革「大下崗」的折騰，進入統計的「職 工」現在只佔極少比重，但統計的產值總額和總收入卻包括了1.5億農民工的創造。也就是說，分母中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分子卻包含他們的勞動，自然就出現了 備受嘲諷的「被增長」和「職工工資兩位數增長」。
「中國工業企業的平均工資——不是統計部門公佈的那種平均工資——多年來不是在與國際接軌，而是在與農民收入接軌。」王利指出，正因為有了不怕 工資低、只怕幹不上活的農民工墊底，城裡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大可以將農民工工資壓低再壓低，「向管理要效率」就永遠停留在口號上。
比如，「中間投入」佔產值之比越高，企業效率就越低。1980年代至今，中國企業一直高居73%左右，而英、德、俄、日等國只佔60%多。但 2007年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經營盈餘佔總產值之比為23.4%，竟然比英、德、俄、日等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據此，王利的結論是，「只能說，包括國 有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創造的『效率』，絕大部分是建立在對廣大農民工勞動力收入的不斷壓榨。」
這位多年從事審計工作的民間學者感慨地說，在歷年聯合國工業統計資料中很難找到工資總額佔總產值之比如此低的國家，她強調：「提高製造業乃至整 個工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普通勞動者報酬，這不是對普通勞動者的恩賜，更不是在剋扣經營者的利潤，而是要在良心上還普通勞動者一個公道。」
記者在採訪中得到了一份山東省民意調查中心在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所做的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內容是「山東省公眾社會心態」，樣本選取濟 南、青島、臨沂、濰坊、菏澤5個城市市民。調查結果同樣令人震驚：在「認為社會公平」和「認為社會不公平」兩個選項中，超過45%的公眾選擇了後者；在認 為社會不公平的人群中，有77.6%的人認為社會不公平現象達到嚴重水平。這一群體認為，當前社會突出的不公平現象主要為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就業機會不公 平，分別佔64%和33.6%。
所有被調查者中，有84.8%的人認為目前整個社會收入差距過大；近60%的公眾認為近十年來獲益最多的群體是黨政幹部，私企老闆和國有、集體 企業領導及管理者位居其次，工人和農民被認為獲益最少；權力被認為是導致社會不公平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當前容易獲得高收入最重要的因素。
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新世紀10年之際，形成當下這樣一個社會收入分配格局、社會分層結構和公眾社會心態，任其繼續，「大國天命」無異於「大國賭命」。
「奪食」
1月23日，一則「柳州米粉廠集體漲價遭全體市民拒吃，致銷量劇降五成」的消息傳遍全國。在當地論壇裡，網民公開詳細數據，認為此次漲價並非廠家所說的「原材料上漲」，而是「有人幕後操縱企圖壟斷」。
這種「想盡辦法」與民「奪食」的場景，幾乎成了過去一年在應對金融危機旗號下國內各類分利集團競相表演的節目。比如，2009年下半年，在不公 開成本信息、價格聽證不透明的情況下，壟斷集團在各級政府的支持下，唱著價格改革和節能減排的調子，迅速啟動油、水、電、氣、暖等最基本民生消費品的「漲 價潮」。
最震撼人心的「大製作」還是來自於房地產。中國指數研究院最新公佈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6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增加超過100%。排 名前2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高達8019億元，同比增加160%。其中，杭州市以創紀錄的1200億元奪魁，同比增長393.22%；上海市1043億 元位居次席，增長180%；北京市928億元穩獲第三，增長83%。
這三大城市也將「土地財政」演繹到了癲狂狀態：杭州市1200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財政收入520.79億元的2.3倍；北京市的這一比重達到45.9%，上海市也達41.1%。
在這些壯觀景象的後面，就是2009年的「房價飆升」和「『地王』橫行」。
央行一位研究官員告訴記者，近年來，地方政府對土地收益的依賴，土地買賣炒作、持有環節的稅收制度的缺失，城市化與保障性住房稀缺矛盾，導致了商品房剛性需求，「房地產泡沫早在貨幣政策轉為適度從寬之前就已存在並比較明顯了」。
之所以在2009年激化成一場廣大普通居民在房價、拆遷上，與地方政府、地產商集團之間「生死搏鬥」式的對峙，關鍵在於金融危機「阻礙」了外部 增量式的繁榮，因體制固化已經對利潤高增長形成深度依賴的分利集團，毫不猶豫地轉身於內部，通過驅動行政力量強行控制和分割存量，將一場外部經濟危機推演 向內部社會危機的方向。
比如，2009年各地方的拆遷熱潮，引發了全社會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集體聲討。但現實是，幾乎每一戶遭強制拆遷的家庭都拿著《憲法》 這樣的根本大法，和《物權法》這樣的「私法之母法」，與拆遷方手裡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對峙，結果都是「在死傷中紛紛敗陣」。
《物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為記者揭示了已不成秘密的秘密：「在《物權法》頒佈之前，就開始對有關拆遷和徵地的條例進行修訂。原來預定《物權法》2007年10月1日生效時，新條例就應該頒佈出來。但壓力太大，沒有出來。」
孫憲忠直接指稱這個壓力就是「地方政府反對」。徵地拆遷原本是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協商，「現在的政府實際是在經營土地」。他舉例說，上海一畝土地最高補償30萬元，政府轉手交給企業可能就是幾百萬，其中巨大的差額作為「第二財政」收入政府囊中。
在這種巨額利益驅動下，地方利益勇於赤膊上陣，拒抗國家大法的決心超級強硬。也就是說，這場憲法和法規之爭的實質是一場利益之爭，面對靠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老百姓手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物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
這種驅動力之強大甚至連政府官員自己都震驚不已。一位財政部官員私下向記者感嘆：「年初，全國財政收入預算增長目標定為8%，我們內部很多人都 不看好。沒想到財政收入在5月份止跌回升，隨後增速開始連續爆炸式增長。最後到12月，當月財收增速高達55%，實在難以置信。」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以專業眼光為記者繼續解剖這種驅動力。2009年，企業所得稅同比只下降0.3%，個人所得稅增長了 5.9% ，「如此深重危機，企業所得稅基本未降，個人所得稅持續增長而且比率不低，可見企業利潤中很大部分交稅了，居民交的所得稅甚至逆勢增長。這只能說明財政收 入兩位數的增速並非市場恢復所致，大部分源於徵收力度極大增強了。」
在這裡，他又提到了非稅收入，2009年1-11月份，全國非稅收入7705.84億元，同比增長27%，「前三個季度，稅收只增長了 2.2%，而非稅收入卻增長了33.1%。非稅收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加快的呢？5月份，增長了130%。這說明，各級政府藉著此次危機的『東風』，預算外 徵收再次迎來一個高潮，新的收費又層出不窮地出現。」
「所有這些都是『生掏』出來的，現在『查稅風暴』還在繼續，『生掏』就不會停止。」 李煒光說。
1月10日，財政部長謝旭人公開了2009年的財收數據：全年財政收入68477億元，增長11.7%，不但遠超8%的年度目標，也遠超 8.7%的GDP增速。相比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8.5%。這暗示，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在現有體制 下，「老百姓永遠跑不過國家」。
對這種危機下的「奪食」，官方喉舌《瞭望》週刊去年11月底刊文做了難得的揭露：
「在『對上負責』、『GDP掛帥』考核體制的逼迫和驅動下，無論是省市還是縣鄉，時刻不忘在經濟發展中放手一搏，為了獲得更漂亮的陞遷政績，為 了搶奪更多的納稅財源，不顧捉襟見肘的財政基礎，不顧生態脆弱的地理環境，不顧寶貴有限的土地資源，舉債建設、賣地招商、引污辦廠、『土匪』施政、『刮 地』斂財……而歷史證明，這些『轟轟烈烈』的『帶病發展』，大部分都以巨額的地方債務和銀行不良貸款告終；『焚林而獵』的『短期行政』，無一不釀成危害社 會穩定的隱患因素。」
「吃人」的房子
「現在，房地產泡沫就是中國的真正隱患。」
一位央行官員告訴記者，目前，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已高達18倍，遠遠超過了國際上普遍公認的4-6倍的安全線，全國多數大城市甚至許多二線 城市的房價泡沫已成。房價、地價猛漲，最得益的是地方政府和地產商，受傷最重的是尚未置業的老百姓和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家庭因陷入「房奴」不敢消 費，生活壓力大增；高房價抬高商業成本，企業因職工工資上升而逐步喪失競爭力，如果不增加工資，職工就買不起房子，企業就留不住人才；大中城市越來越不適 合製造業的生存，產業資本大量從製造業轉往房地產行業；銀行貸款則有可能因將來房價回調四成以上而損失慘重、甚至有可能誘發巨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過去一二年，凡是出面為房價辯護的官員學者，幾乎無一不受到民眾的痛批，周久耕甚至因此而遭到了網上人肉搜索。」他認為，一部《蝸居》道出了 大多數民眾的心聲，受到老百姓的普遍好評，「這實際上已充分反映了民心所向。宣傳部門應當將《蝸居》列為各級政府組織收看的電視劇，以便清醒各級幹部的頭 腦。」
這位央行官員所痛心的房市逐利圖，其實就是印證與民「奪食」的完美案例：國有企業和壟斷勢力憑藉體制優勢，將原本用於振興實體經濟的超量銀行信貸轉手放入土地市場，並推高房價，其實質就是危機下對社會財富鎖定或卡位式的強行圈佔。
目前，國資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過70%均有涉足房地產業。其中，主營業務和房地產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多達80多家，分佈在鋼鐵、冶金、醫 藥、農業、化工等各個行業。有數據顯示，央企中僅母公司和二級企業設立房地產公司的房地產資產總量，目前已高達1800億元人民幣。2009年總價和單價 「地王」前十名中，國企各佔8席。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汽車、房地產作為我國整個經濟重要的支柱產業一點也不能動搖，不但不能動搖還要進一步發展，因為他們關聯度高，「汽車關聯100多個行業，拉動鋼鐵、電子、化工、橡膠工業，還可以玻璃工業、座椅拉動紡織業和製革工業；房地產上游可以拉動鋼鐵、建材水泥，還可以一直拉動到家用電器，家裡新買一個房子，換一個電視，甚至紡織業也被它拉動了，窗簾也要換新的。」
「沒有房地產業，他們無法存活。」姚景源的表述被獨立財經評論人葉檀視為一個吸食「房地產鴉片」上癮者的自白，「政府過於依賴房地產，在房地產 尾大不掉之後倒過來強調房地產的重要性，被斥為養虎遺患。這些人忽視了一個事實，在房地產市場的『虎』正是地方政府、地方與央企。」
英國16世紀「羊吃人」的故事，在21世紀初的中國變成了「房吃人」：因天價房價被「吃」，因土地違規圈佔被「吃」，或者因強行拆遷被「吃」……
2009年12月2日21時30分，央視《新聞1+1》播放了《拆遷之死》的新聞節目：「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發生一起 惡性『拆遷』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爭，未能阻止政府組織的破拆隊伍，用身潑汽油自我燃燒的方式於樓頂天台做最後的抗爭。可惜自身燒得面目全非，也未能 阻止政府的強行拆遷。」
「雖然被拆戶控訴政府暴力『拆遷』，但政府部門卻將其定性為暴力抗法。政府派人在醫院嚴密控制，防止家屬隨便接近被搶救的唐福珍。最後不治身亡 很長時間了，政府拒絕家屬靠近。有人不斷地質問，『親人死去了都不讓見一面，你們還有人性嗎？』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回答說，『你們要冷靜，我要請示一下領 導……』」
這些畫面永恆地烙在了2009年的中國記憶中。
那麼，中國房產需求真的緊張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嗎？
房地產界資深人士、北京房協住宅學術委員會委員蔡金水告訴記者：「實際上，不算開發商手裡未售出的空置房，全國城鄉就有30%、100多億平方米的住房閒置，常年沒人居住，卻有將近一半城鎮人口的居住條件惡劣。」
他介紹說，一方面，在城裡，這些年新建的豪宅別墅、高級公寓、新住宅常年閒置；去農村，常年沒人住的房子也大都是新房、好房，都是農民工掙了錢回家新蓋的。這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越是新蓋的新房、好房，越大量閒置。
另一方面，2.3億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絕大多數是居住在簡易工棚、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農民房、城裡的地下室、群租房裡；城鎮居民中，也還有 1540萬戶、約5000萬人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其中有1000多萬戶、3000多萬人還住在棚戶區、危房改造區中；2000-2009年我國畢業大 學生人數共計3275萬人，其中至少有1000多萬人是漂在城市中租房打工的「蟻族」；在買了房的城市居民中，又有幾千萬人背負著4萬億元房貸，在當「房 奴」；還有幾千萬人買了70多億平方米、至少七八千萬套小產權房，連合法產權都沒有，財產難以得到保障。
曆數我們住房的真實現狀，這位原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委員認為，發展房地產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解決全體人民的住房問題，而不是單純為了增加GDP、增加政府政績和財政收入，更不是為了增加官員的尋租機會和開發商的暴利。
「改革死了，『王爺』當道」
「現在不是1978年，人心已經變了。不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比30年前更困難，不是我們連『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和魄力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而是慾望和私利已經無孔不入。」
「改革死了，改革在1998年，最晚在2000年已經『結束』了……後面出現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扭曲權力，為某些人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服務。不就是 幾個人關起門來把事情定了麼？甭管是土地紅線，還是經濟適用房，還是徵地拆遷，不再是『嘗試-糾錯-再嘗試-推廣』的問題，而是怎麼做對我有利，對我個人 有利。」
「這個出發點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對這幾個人來說，你不要約束我，我也就不揭發你。大哥別說二哥，都是那麼回事。大家面子上還保持個老大、老二的關係，其實誰能真服誰啊？誰不知道誰都不乾淨嗎？」
網民「小米」這段激烈的言辭噴發出來，幾乎每個批評其情緒化的看客，都不得不承認「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改革死了」的斷言，如果是從改革的公正、公平和公開角度去理解，如果是從2003年3月國家體改辦撤銷的事件來定義，也未嘗不是真相。
作為承擔中國改革設計的政府機構，已死了6年的體改辦有著曲折跌宕的悲歡經歷。
改革之初，被委任主持改革開放的趙紫陽，手中沒有一個可以用來完成此重任的執行機構。這位政治家在1980年5月設立了一個臨時辦事機構—— 「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兩年後，改革在全黨終於達成共識後，第五屆全國人大決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體改委)，列入國務院部委序列。
1987年11月，李鵬就任國務院總理，中國改革第一波也進入高潮。為了將改革推向更深入，次年 3月，國家體改委升格為國務院高層次的議事機構，總理兼主任，不列入國務院組成機構，體改委也因此走到了自己的權力巔峰狀態。意想不到的是，僅僅一年後就 發生了政治風波，體改委內許多改革風頭人物出走，體改委頹勢顯露無遺。
1991年初，朱鎔基被調入北京負責新的經濟改革。此時的國家體改委保守氣氛濃厚，朱鎔基很難對之倚重。同樣的故事發生了。一年半後，一個臨時辦事機構——「經濟貿易辦公室」成立了，次年3月升格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
這也意味著，新時代的改革重任交給了國家經貿委。1998年3月，就任總理的朱鎔基拉開了機構改革大幕，體改委降級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 室」。多年不參與改革實際操作的體改委或體改辦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政策諮詢機構。 2003年3月，體改辦被徹底撤銷，人員併入新成立的國家發改委，改革的任務交給了在原計委基礎上成立的國家發改委，企圖簡化機構集中權力，以更加堅決地 推進改革。
然而，這個既管發展、又管改革還管「計劃」的超級部門，在職能上顯然更偏重於權力更大的經濟項目審批和發展規劃，而需要統籌考慮的改革規劃，則 自然而然被分散到國務院所屬各職能部門。2003年之後，不能說高層沒有花大力氣推動改革，但改革終於變成了由部門利益主導的「改革」。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體改辦副主任邵秉仁接受媒體採訪時舉例說，當初設計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時，就規定國資委的主要職能應該 是履行出資人職能，當運營國有資產的「老闆」，而不是直接管理企業的「婆婆」。但當國資委操作國資改革後，「目前國資委管理架構，還是把國有資產管理當成 國有企業管理，延續了以往計劃經濟下對企業的管理辦法。
過去十年，這樣的故事頻頻出現：鐵道部「關起大門」搞鐵路改革；電信部門反覆四次折騰電信改革；證監會改革資本市場，死死不放發行審批權；財政 部的分稅制改革，伴生的是基層政府負債纍纍，財政幾近崩潰；國資委改革，壟斷行業越改越強；教育部和衛生部的教改、醫改，更是民怨四起……這種「怎麼對自 己有利怎麼改」的部門改革之所以失敗，直接原因早已被反覆指出：部門利益成為勢力最強大的「分利集團」。
相對表現為地方利益的「諸侯經濟」，諸多研究者把這種日益坐大的部門利益稱作「王爺經濟」。遼寧省財政科研所所長王振宇認為，1994年的分稅 制改革，削弱了「諸侯」經濟實力，「諸侯經濟」目前已經很難挑戰中央政策，但近年來部門政府間的競爭形成的「王爺經濟」，已經威脅到國家政策和體制改革的 順利推行。
「如果說『諸侯經濟』還具有某些生產和創利作用，那麼『王爺經濟』則帶有更多的壟斷特徵和分利性質。」王振宇從自己的實際研究發現，「王爺」權 力肢解了政府財權的統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預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大量的國有壟斷集團稅後利潤游離於政府預算之外，以部門利益的方式自主運行」，他估計此 類收入規模約為財政預算內的30%－40%。
「財權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形成的利益取向，更是「諸侯經濟」所難以企及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告訴記者，不僅僅改革，目前的立法也往往是「部門立法」，「各部門都想通過立法為自己授權，擴大本部門的管制權力」。
他警告說：「雖然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這種為擴張部門權力而加強的政府管制，則是市場化的倒退。」
面對改革被部門利益架空的局面，邵秉仁毫不掩飾對當年國家體改委的懷念，他指出，體改委主持改革的時期，不僅要向國務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體構 想，而且還會按年度制定當年改革規劃以及跨年度改革計劃，客觀記錄當年改革歷程，科學分析改革形勢，冷靜分析改革當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理性提出改革建 言。
「缺乏這樣一個綜合部門，國家就不能通盤考慮改革的全局。從改革的經驗上總結，現在仍然需要一個改革的綜合部門替黨中央、國務院考慮長遠改革發 展的戰略問題，能夠制定跨部門的全局性改革規劃。」他擔憂地說，部門利益一旦形成並固化，對國家的科學決策會有影響，「現在的問題是利益格局越來越固 化」。
這位在操刀電力改革的電監會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改革派，向決策層表達了自己的忠告，改革最關鍵的是決心，「從歷史上看，當改革遇到困難時，需要魄力強力推行，需要審時度勢、不失時機，看準了就干」。
巨輪轉航
本屆政府主政時間過半，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還有兩年多的時間繼續書寫自己的歷史業績。回顧過去近8年的中國足跡，既有經濟體量迅猛增 長和「全球第二大經濟國」的壯闊成就，也有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每年數萬件群體性事件帶來的社會緊張……但如果足夠敏銳，不難發現，當社會情緒仍然在自豪與 憤怒中飄搖不定的時候，中國這艘巨輪已經悄然實現了180度的轉身。
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召開，大會報告的主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當時仍處在經濟緊縮狀態下的中國，最期待的仍然是經濟復甦和快速增長。
次年3月，新一代領導集體遭遇「非典」的嚴峻考驗。這次危機推動了執政黨開始反思過去所走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在2003年7月28日召開的全國 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綜合黨內外的意見，胡錦濤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
這就是科學發展觀思想的源起，也標誌著胡錦濤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執政綱領。一位黨內研究人士告訴記者：「其實，此前錦濤同志一直在思考這些問 題，只不過通過一場危機讓這些思想成型進而取得了黨內同志的共鳴。」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 概念。
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召開，「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寫進大會報告，胡錦濤將發展的重點指向了比GDP增長更深遠的 地方，「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 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
這位黨內研究人士分析說，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發展要求，執政黨要有高度的時代意識，抓住真正的社會發展趨勢。他稱讚到：「從這幾年全球發 展趨勢和氣候環境影響來看，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集體，能早在7年前就抓住時代變化的趨勢，在指導思想上迅速從追求GDP增長的依賴中退出，轉向了以 『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為核心理念的新航向並堅決貫徹，其駕馭時代的能力的確令人敬佩。」
「不論我們對目前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指出多少問題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衝突仍然在激烈對抗，儘管『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還沒有得到真正的 貫徹，但你不能否認，包括各種利益階層的全體中國人，已經在科學發展上達成了共識。」在這位多年梳理中共領導人執政理念流變的研究者看來，在中國多舛的現 代化道路上，「能形成這個共識，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2009年平安夜，是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逝世一週年的日子。這位以《文明的衝突》一書預言了「9·11」的美國右翼政治思想家， 1968年曾寫過一本被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所副所長王逸舟認為亨氏一生中「最牛」的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書中許多論斷幾乎是在40年前 就「解讀」了當代中國。
亨廷頓指出，現代化對經濟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動盪有兩種影響：
其一，貧窮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發達國家更不平均。這種不平等在傳統社會裡被認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一部分，但現代化中的社會動員卻 增強了對這種不平等的覺醒意識，並可能增加對這種不平等的惱怒。新觀念的輸入不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為問題，而且還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 可取性。迅速改變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個明顯辦法是通過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著政府。因此，社會動員便使傳統的經濟不平等成了刺激社會動 盪的因素。
其二，從長遠看，經濟發展將產生比傳統社會原有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在近期看，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常常是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經濟迅速增長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卻蒙受損失。結果，社會上日益窮困的人便會增加。
這本書的分析也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部長張軍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以及亞、非、拉美等許多發展中國家 現代化的進程表明，現代化的成功從根本上講有利於增強社會的穩定性，但現代化的推進特別是在現代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卻可能伴隨著大量非穩定因素的滋長，帶 來社會政治的動盪。」
「這主要是因為現代化過程必然伴隨著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始終把握和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矛盾。」這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中講解現代化認識和實踐的學者坦言，「由於我國現代化進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們面臨的矛盾更加複雜，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任務更加艱巨。」
這種背景下，第四代領導集體聚合社會共識，一定程度上為應對日益複雜的現代化挑戰提供了思想凝聚力，顯得格外難能可貴。
1月12日，加勒比島國海地發生裡氏7.0級地震。大地震12天後，官方收殮了約15萬具遇難者屍體，估計還有20萬人埋在廢墟中，救援工作艱 難而進展緩慢。這場地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2008年震級更大的汶川大地震。1月19日，美國《時代》週刊比較了兩起巨大的地質災害，得出的結論是，「必須 有強大中央政府為人民提供支撐」。
實際上，這個結論就是中國社會新共識的一部分。
中國模式的「門檻」
2009年7月1日，建黨節，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會廳，200多人濟濟一堂，多數為商人，少數是學者，他們聚在一起，是為了聆聽招商局集團董 事長秦曉的一場講座。會議是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組織的，商人聚會不談生意，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未來30年向何處去？」
秦曉被思想界稱為近年來興起的「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所謂「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界人士組成，在全球競爭中受過鍛鍊，有巨大的財富動員 能力，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力遠非新老左派和自由派所及。其觀點尤其重視秩序維護，認同制度變革應當漸進、平穩，不允許社會動亂打斷經濟增長的進程，重視國家 利益的維護，並致力上下互動，一起走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之路。
秦曉在講座中強調，中國的崛起，除經濟增長外，還必須有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範性。其充滿學術氣息的話語，表達了一個簡單的意 思：已經擁有30多年經濟持續增長奇蹟的中國，要進入價值和制度變革的準備時期了，也就是要創建全球實踐意義上而非理論揣摩上的中國模式。
2009年，西方發展模式和價值體系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對於過去十年一直「以美為師」、「言必稱華爾街」的中國學生來說，更無異於悶頭一擊。
2009年1月6日，在接受媒體「2008年的經濟形勢有什麼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提問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 員會成員樊綱承認，「沒有想到(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如此大的衝擊，沒有想到(金融危機)以激進的方式爆發」，「這種估計不足的根源是對美國金融模 式的認識，對美國那一套我們太相信了。」
對此，網友調侃說，「土鱉國的威力可真不是一般國家所能承受」，「甲午之後學習日本，結果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二戰之後學前蘇聯，結果前蘇聯 50年之後解體；80年代又學日本，結果把日本學習得90年代經濟停滯；當年又學『四小龍』，結果現在『四小龍』成了『四小蟲』；要把企業都搞成韓國式的 時候，來了一場亞洲金融風暴；群起拜師老美時，老師家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
「舉目四望，全球之大，竟到了無師可學的地步。」這種戲謔之詞，其實也從反面指出了一個歷史性命題：從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起，中國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了。
2009年6月18日，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喬萬尼·阿里吉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平靜地離開人世。對這位著名政治經濟學家、世界體系理論主要代表人物的突然離世，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扼腕不已。
姚洋介紹說，作為世界體系理論研究的新一代領軍人物，喬萬尼·阿里吉把精力主要集中於近兩百年的歷史演變。在其2007年出版《亞當·斯密在北 京》一書「復活」了斯密的「自然增長」發展理論，集中論述了決定著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成的兩個最為重要的過程：一個是新保守主義的「美國新世紀計劃」 的出現與消亡，另一個是中國成為東亞經濟復興的領導者。
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喬萬尼·阿里吉對中國的前景也很擔心：「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正在擔憂他們的環境，然而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許 他們有計劃有步驟，但我在汽車工業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對於環境災害的警覺性。學習美國發展模式，這在歐洲已經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在中國更甚。」
不過，他也注意到了，「在1990年代，中國毫無疑問是走在引導工人相互競爭以獲取資本和利潤的道路。現在卻出現了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動力， 阿里吉認為完全是中國式的。雖然進行的是一場市場經濟的改革，但中共「並沒有否定中國革命或者社會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由此產 生的後果是：
其一，社會主義傳統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國家改革的內在牽制力作用，每當黨政系統做出重要的政策調整時，它不得不與這一傳統進行對話才能推行；
其二，社會主義傳統給予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某些合法的手段，來對抗或應對國家腐敗的或不平等的市場化過程。
這種獨特的現實，阿里吉在亞當·斯密的「原著」中發現了與之共鳴的思想。
「斯密歷來是被引用最多而閱讀最少的作家。」阿里吉強調，「斯密並沒有打算把自我調節的市場的提法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信條。『無形的手』是指國家 應該在統治時把權力下放，減小官僚主義的介入。實質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為應是親勞方的而非親資方的，他曾明確提到的不主張勞工相互競爭以降低工資，而是 引導資本家競爭，以降低利潤至他們能接受的程度。」
作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導者，社會理論家阿里吉想要告訴我們，亞當·斯密設想的這種基於平等的「世界市場社會」，非常有可能因中國和東亞的創造性發展模式，在為新的世界秩序創造契機的同時而得以實現。
因此，在自己畢生的研究中，阿里吉認同「中國傳統」和「社會主義價值觀」這些中國遺產的復興，正在與亞當·斯密思想的融合中，為未來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引出一條新路。
不過，這條理論上光芒萬丈的道路，在現實中卻顯得醜陋、狹窄和艱險。張軍擴對此有深刻的體會，他說到：「13億人口進入現代化，這在人類歷史上 是空前的。這樣的人口規模比世界上現有的56個高收入國家的全部人口還要多出3億多。這麼多人進行現代化，相當於把過去一兩百年來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歷程在 中國重演一次。」
「而我們既沒有他們早期發展所具有的相對寬鬆的國內資源環境，也不可能像他們那樣通過開拓殖民地掠奪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張軍擴指出，巨大的 挑戰還包括14.24億人口之多的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同場「競賽」，氣候變化附加的嚴酷約束條件，「人口紅利」的不斷減少和「老齡化」的嚴峻挑戰，以及發 達國家基於自身利益考慮或明或暗的干擾、阻撓甚至破壞。
這些極端惡劣的條件築造了一座令人膽寒的關隘，橫亙在我們面前，但「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的緊迫現實與政治承諾已經使我們沒了退路。
採訪的最後，一位採訪對象借用中國為記者吟誦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
我看見一所大廈。正面一道窄門大開著，門裡一片陰暗的濃霧。高高的門檻外面站著一個女郎……一個中國女郎。
濃霧裡吹著帶雪的風，從那建築的深處透出一股寒氣，同時還有一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著：
「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里面有什麼東西在等著你嗎？」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寒冷、飢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於死亡？」
「我知道。」
「跟人們的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僅是你的敵人，就是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就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準備著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滅亡，甚至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惜。我也不要名聲。」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頭。
「我也甘心……去犯罪。」
裡面的聲音停了一會兒。過後又說出這樣的話：
「你知道將來在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這個信仰，你會以為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春？」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
「進來吧。」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簾子立刻放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面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這一聲回答。(《商務週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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