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永遠是稀缺資源。
對美國金融海嘯做出準確預期、精確估算其衝擊力的經濟學家確不多見，但是，研究如何應對金融海嘯，依然非常重要。
在美國金融海嘯的衝擊之下，全球實體金融領域，宛若驚弓之鳥，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有大水漫過。
金融領域的專家學者，卻迎來了非常繁忙的時節——忙著研究金融海嘯，忙著為政府、為金融機構出謀劃策。學者們學派繁多，立場不同，出發點各異，於是，大家「開出的藥方」也是名目繁多，非常龐雜，其中也不乏觀點相對。
譬如，就中國現在是否應該赴美抄底的問題，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10月26日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現在不是資本赴美時機」。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長江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特聘教授、沃頓金融機構中心學者梅建平身兼多重身份。他在近日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明確表示：我認為這種時候正是中國應該考慮大規模走出去的時候，而不應該像「九斤老太」一樣，捂著自己的錢袋子。
關於中國是否應該拿2萬億資本去美國救市，林毅夫認為因為中國2萬億外匯儲備不都是美元現鈔，而大部分購買了美國的國債，中國拋匯救市，可能引發另一場危機。
而就在10月25日，華爾街著名華人投資專家江平對媒體公開表示：「現在是中國賣出美國國債的好機會。」
梅建平的觀點則是：「中國作為全球經濟體中重要的一員，而且是過去30年來一直從國際經濟一體化中受益的一員，應該承擔起大國的責任。」
孰對孰錯呢？或許時間會給出答案，或許時間也不能作答。
沒有底，只有更低？
《21世紀》：美國金融海嘯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是否見底，有人認為目前難以預料，有人覺得美國經濟還沒到最黑暗的時候，大家莫衷一是，您的觀點是什麼？
梅建平：從實體經濟層面來說，我認為美國經濟還沒有見底。
支持我做出如此論斷，主要是因為這次金融海嘯目前對實體經濟還沒有產生(但應該產生)特別大的影響。因為次貸危機開始以後，美國政府通過減稅，後通過降息，實際上部分地緩解了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
再有，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雖然在急劇下降，但並沒有停止，只不過是增長速度下滑。
我認為此次金融海嘯，應是美國1974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其嚴重程度可以和1979年、1980年的金融危機相比。
我認為美國經濟很有可能會到2010年見底。
《21世紀》：那您預判此次危機對於美國的實體經濟將產生怎樣的衝擊？
梅建平：對美國經濟來說，房地產市場主要在兩個方面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一是融資效應。相當大一部分美國居民用已經升值的房地產去做抵押，再重 新貸出款來進行消費。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疲軟，這種再融資能力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二就是財富效應，美國居民因為房價下降，自己也感到沒有以前那麼富有，因此 間接對其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再有就是由於房地產市場疲弱，使得美國的建築行業不景氣。
過去十年，美國居民和美國政府過的都是寅吃卯糧的日子。現在看來，美國居民的消費貸款和美國政府的一些支出必須要降下來。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美國居民消費佔整個GDP的總額70%左右。假設居民減少消費總額的5%，就意味著美國GDP要下降3.5個百分點，足以將美國經濟打入蕭條。
我想美國金融海嘯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至少持續一兩年。目前，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金融企業出現大規模的虧損，下一輪會看到美國更多的實體經濟，包括汽 車行業、耐用消費品等其他的行業，都會出現銷售大幅下降，企業業績出現虧損。我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從一些上市公司的股價反映出來。美國公司股票最近出現 大跌，部分原因就是市場預期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惡化。
《21世紀》：現在，很多人把此次金融危機與1929年、1930年的危機相提並論，認為此次金融海嘯破壞力之大、波及面之廣，為近70年來之最。
梅建平：我認為這可能是對世界金融史和對世界經濟史的一種誤讀。
上個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美國和歐洲普遍經濟下降幅度達到30%，失業率達到了25%以上。而且1929年、1930年的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嚴重，那次經濟蕭條持續了十年之久。
我估計這次危機持續時間差不多兩年左右。為什麼我如此樂觀呢？是因為危機爆發後，美國和歐洲的監管機構和政府出手迅速，行動果斷，採取了強有力的干預。
此次金融海嘯與1929年的經濟危機相比，流動性相當充足。此次金融海嘯並沒有讓整個的銀行體系崩潰。實際上，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這麼大的力度來救市，就是千方百計地避免銀行系統出現全面崩潰。
我認為只要銀行系統不出現全面崩潰，只要居民感覺到他們存到銀行裡的錢，存在退休基金賬戶裡的錢還是安全的，他們就不會像1929年那樣突然之間出現恐慌性停止消費。我認為恐慌性停止消費是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很重要的原因。
這一次的金融海嘯雖然不會出現上述類似情況，但實體經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一貫的赤字運轉，還有美國老百姓一直以來的過度消費。要使美國經濟的情況好轉起來，這兩個主要的實體需要減輕負債額度。
《21世紀》：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已經令美國最為知名的四大投資銀行從此消失，十多家銀行倒閉，現在大家普遍擔心，美國會不會出現大面積的信用違約問題。
梅建平：我想現在已有一些苗頭。
由次貸產生的金融危機至此，已經有四、五隻鞋掉下來了，是不是還會有大的鞋子會掉下來？這可能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現在還有一隻鞋子——美國的信用卡貸款。美國居民習慣超前消費，經常一人擁有多張信用卡，這部分消費信貸的數額也是蠻大的。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聞。
現在已有跡象表明，美國的信用卡公司已經在提高信用卡貸款利息。如果這只鞋掉下來，美國經濟就會再受衝擊。但我認為這可能不會產生極端的困難。
還有一隻鞋子估計就是金融衍生品市場。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整個衍生品市場有幾百萬億美元規模。但金融衍生品市場透明度不是很高，具體規模很難得到確切數據。大量對沖基金的被迫清盤可能是另一隻鞋子。
美國救市國債，誰來埋單？
《21世紀》：剛才您談到美國用那麼多的財政資金來救市，而美國財政赤字持續多年，美國國民又100%負債，那麼美國發行的救市新國債賣給誰？
梅建平：美國國債發出去，總會有人買，只要定價足夠便宜，利息足夠高，倒不一定是中國人去買，或者日本人去買。
《21世紀》：據有關數據統計，中國近2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已經有大約1萬多億買了美國的國債和企業債。有觀點認為「美國綁架了中國」。也就是 說，如果中國不參與美國救市，那麼首先中國擁有的美元資產會大幅度貶值，更可怕的是如果美國大面積違約，中國的這些美元債券投資灰飛煙滅。
梅建平：我認為「美國綁架了中國」這種說法並不是很準確。
中國有句古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從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說，那麼多的金融企業倒閉對它來說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中國作為全球經濟體中重要的一員，而且是過去30年來一直從國際經濟一體化中受益的一員，應該承擔起大國責任。
但那麼多美元債務、美元資產貶值，中國應該怎麼辦？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們敲響了警鐘。
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當中這麼重要的一員，第二大出口國，第三大經濟體，原來採用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是不可能持續的。
我認為現在應該考慮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和浮動匯率問題。
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可自由兌換的最佳時間
《21世紀》：如果人民幣實現資本項下可自由兌換，對中國居民有什麼樣的影響？
梅建平：如果人民幣實現資本項下可自由兌換，中國2萬億的外匯儲備貶值問題，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的升值，得到全世界的承認；可以通過換成美元到美國進行消費，或者購買消費品，來實現它的勞動所獲。也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購買能源與原材料。
《21世紀》：您認為現在是推動人民幣資本項下實現可自由兌換的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梅建平：我認為推行人民幣資本項下實現可自由兌換已經基本具備條件，而且在人民幣被低估時推動比幣值被高估時推動風險可控。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有那麼多的外匯儲備，實際上具備了抗風險的能力。但人民幣實現可自由兌換，要有步驟的來進行。
我比較擔心的是，現在國內金融企業對人民幣成為一個國際可兌換貨幣，怎樣進行運作還沒有研究，因此需要逐步開放。但是我認為這個開放過程完全可以加快速度，是否可以有一個3-5年的目標，然後實現有步驟逐漸的開放。
2萬億外匯儲備的出路
《21世紀》：您認為中國2萬億的外匯儲備的出路在哪裡？
梅建平：重新配置2萬億外匯儲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不是要把那麼多的錢都放在美國的國債，或者是美國的企業債、金融債？我認為華爾街金融危機給中國創造了一個非常難得的長期投資的機會。
2萬億外匯儲備，需要幾千億放在流動性很高的資產上，比如短期美國國債。但我認為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可以作為長期投資，如可以購買美國藍籌股 企業的股票，還可以購買一些所謂戰略性物資，比如中國一直想建立一個石油戰略儲備，目前石油價格在持續下降，我認為當前是建立石油、天然氣等重要戰略物資 儲備一個很好的時機。
目前國內輿論界對中投，還有一些其他的投資公司的批評，有一小部分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大部分批評實際上還是出於對國際市場缺乏瞭解，往往是一種 散戶心態，認為既然這些人管那麼多的錢，不少人是華爾街回來的海歸，應該有抄底的能力。這是不瞭解投資行業。我認為他們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果由於過去某 些失誤，現在反倒不敢出去了，這是有問題的。巴菲特目前的投資就體現出慧眼獨具。美國兩個非常了不起的企業——GE和高盛，高盛聚集了一部分非常有才幹的 人，GE是一家百年老店。最初1900年道瓊斯股票33家股票當中，GE是唯一一家倖存下來的公司，而且盈利狀況一直都比較好。對這兩個公司，巴菲特竟然 用優先股的方法，每年可以拿10%的紅利，加上有可能的渦輪，可以每年帶來5%-8%的投資回報，再加上回購，付貼水，巴菲特在承擔很低風險的條件下，每 年可以獲得20%以上的回報。因此我認為這種時候正是中國應該考慮大規模走出去的時候，而不應該像「九斤老太」一樣，捂著自己的錢袋子。
《21世紀》：日本上個世紀80年代，因為金融人才的缺乏、金融市場並不成熟，急於走出去而在國際投資屢屢受挫。中國此時大規模海外投資，是否重蹈日本覆轍？
梅建平：我認為日本當時走出去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日本國際金融人才儲備不足，中國也有同樣的問題，但是最主要的，也是最致命的錯誤，是日本走出 去的時候正處在整個世界金融市場高點，因此花了很高的代價。價格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缺乏人才可以有辦法補救，但不要自作聰明。買最有增長潛力的股票，像 巴菲特那樣，我認為這是短期內中國的投資者做不到的。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比如購買一些有發展潛力的能源企業的指數基金，可以做一些綜合投資，比如美國的商 業房地產基金。
在美國出現了金融危機，可能是自由化走過頭的問題；對中國來說，是市場化程度需要提高的問題。我比較擔心，金融危機會使得整個歐美出現不同程度的市場化、國際化程度會降低。
中國與歐美不是得了同一種病，千萬不要美歐「感冒」，中國「吃藥」。
《21世紀》：根據您剛才的建議，還是把中國的外匯儲備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美國市場去。
梅建平：不一定是美國市場。我認為完全可以按各國在整個全球的經濟體所佔比重，比如美國的經濟體佔多少比重，歐洲的經濟體佔多少的比重，決定投資額度。或按哪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有潛力，來進行綜合的投資配置。
《21世紀》：您覺得解決國內消費不足問題，應該主要從哪裡入手？
梅建平：具體而言，第一建立全民社保體系，財政出錢，提高現在領取社保人員的領取金額標準。這樣一來，每個居民對自己將來養老的資金有一個很合 理的預期，整個居民消費的積極性就會提高起來。另建議政府推動居民建立一個免稅的個人退休儲蓄賬戶，目前中國完全有條件實現，可能政府暫時會犧牲一些稅 收，但其好處是鼓勵企業、個人都參與自己的退休。
我認為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降低國內銀行業的存貸差。存款利息偏低帶來很大的問題，居民存款收益低，特別是高通脹的情況下，損失存款人的實際 購買力，也就使得居民不敢消費。為什麼要讓銀行利潤那麼高呢？其利潤並不主要是通過增值服務來產生，而是依靠存貸差，相當於企業和居民在補貼銀行。
如果人民幣實現資本項下可自由兌換，很多居民就會更關注國際市場的利率。如果國外存款利率很高，他們就會把錢存到國外銀行去。目前中國國內銀行 不存在這樣的競爭，錢只能存在國內銀行，不管存在什麼銀行，存款利率都是一樣的。這實際上是一個剝奪大多數人，讓一小部分人收益(銀行股東)的政策。
還有，中國應該建立獨立於政府體系之外的第三方監督機構，加強對居民衣食住行質量的監控。此前國內嬰幼兒奶粉產業出現問題的最大教訓，就是單依靠政府的質量監控體系是有缺陷，公權力太集中，比較容易腐化。加強質量監控可以創造不少就業機會。(21世紀經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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