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城鎮化水平將接近高收入國家
記者：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坐標上？
林毅夫：與世界各國對比，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看。橫向比較，當前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的比重在80%以上。而且，城市化的水平和經濟
發展的水平高度相關。不過，縱向看，這些發達國家在歷史的早期、處於我們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時候，它們的城市化水平是很低的。比如說，美國在19世紀初的
時候農村人口的比重還在70%以上；東亞條件與我們一致的「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50年代時農村人口也是60%以上，當然，他們現在農業在經濟當中的比
重從40%、50%已經降到10%以下，甚至5%不到，城市化率在80%以上。
這也看出，儘管我國目前城市化水平偏低，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發展不同步，但在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城鎮化進程是比較快的。
記者：根據全面小康的藍圖，我國城鎮化能達到什麼水平？
林毅夫：首先看城鎮化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而且具有後發優勢。發達國家在過去100多年，人均收入的年均增
長率是2%，加上人口增長，年均經濟增長率在3%左右。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在追趕的過程中利用後發優勢，可以達到8%、9%。我最近在幾個場合談
到，中國還有20年的8%發展的潛力，就是根據這個判斷的。因為，在2008年時，我國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有美國的21%，這是跟日本在1951
年、新加坡在1967年、韓國在1977年、我國台灣在1975年同樣的水平，這一水平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也是技術發展的水平指標。日本、「亞洲
四小龍」在同一指標下能達到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20年。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發展得好，經濟發展水平就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2—3倍？原因就是後發優勢。所以十
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這個潛力是完全存在的。展望未來10年，收入翻一番；未來20年，還能翻一番。這樣的話城鎮化水平肯定要提高。比如2020
年，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收入水平按市場匯率計算可以達到10000美元甚至更高，城鎮化水平就相當接近高收入國家了。因此，未來城鎮化率每年提高
一個百分點，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城鎮化，需要有競爭力的就業，發展比較優勢產業
林毅夫：二戰以後，世界上出現了好的城鎮化和壞的城鎮化。好的城鎮化就是指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人口的比重不斷減少，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斷增
加，而且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經濟效率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質量和環境也不斷改善。但也出現了許多壞的城鎮化現象，即城鎮化的比重增加非常
多，但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和城市裡面的失業，造成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不穩定。
記者：那麼，今天我們怎樣避免那種壞的城鎮化？
林毅夫：好的城鎮化進程，首先要有就業，而且是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就業。這一發展方式就是最近我在《新結構經濟學》裡面所講的，按照比較優勢
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那麼在早期，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者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區段就會發展得快。這樣發
展的好處是非常有競爭力，而且能夠給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生產力水平和工資水平較高的就業機會。因為競爭力強，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會非常快。資本積累推動產
業升級，又去投資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創造更多收入水平高、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東亞各國就是靠這種發展模型在快速的城鎮化過程中避免了貧民窟的出現。政
府在這一過程中也發揮應有的作用——改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對農村提供必要的支持、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因此城鄉、工業和農業進入良性互動。
城鎮化良性循環，必須通盤解決「雙軌制」問題
記者：您認為，當前我國城鎮化面對的突出矛盾是什麼？
林毅夫：雙軌制問題。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就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變成了雙軌制的發展，好處就是一軌維持穩定、一軌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使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維持穩定，又快速發展。但由此產生了很多我在《解讀中國經濟》一書中討論的後遺症。
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證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裡的不均等、城市裡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
目前城鎮化的比例51%，但是城市戶籍人口只有35%，進城務工人員有近2億人不能平等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並且，雙軌制下的城鎮化，既抑制了消費，又影
響未來發展的潛力——因為如果農民工子女不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人力資本形成相對較少，不能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再比如，好的城鎮化要支持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們比較優勢的是農戶、或是中小型的製造業或服務業。但現實情況是，他們得
不到金融機構的融資，發展受到抑制。為什麼？從雙軌制遺留下來的體制使得大型企業更容易從銀行、股市獲得資金，更容易拿到補貼，更容易批來廉價的土地，所
以產生了資金投入過度密集、重複建設嚴重、企業佔地過大等問題，但由大型企業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合理。這樣導致儲蓄、投資比
重偏高，消費比重偏低。所以，要讓我們的經濟能夠健康快速發展，就需要按十八大的要求繼續深化改革，解決雙軌制這種漸進性改革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過渡到
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只有消除各種要素市場價格的扭曲，才能切實轉變發展方式。金融結構的改革，應多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給勞動力相對密集的製
造業、服務業和農戶提供金融服務。資源稅費也應該調到合理的水平。
記者：也就是說，解決了「雙軌制」問題，城鎮化發展就能更好地發揮穩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轉方式的作用。
提高城鎮化質量，科學規劃城市群
記者：提高城鎮化質量，您有什麼建議？
林毅夫：首先是大中小城市合理佈局，重視城市群發展。大城市在過度集中以後，也會出現邊際報酬遞減的問題，比較好的方式是「中心城市加城市群」。因此，應編制我國主要城市群發展大綱，協調規劃各個大城市及其輻射的中小城市(鎮)的環境負載力、人口承載力、產業佈局。
相應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不能過度支持大城市，國家和省級在資金配置、財稅政策、金融信貸、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城鎮傾斜，提高就
業能力和人口聚集力。顯然，農民「市民化」的費用負擔，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應該探討一個中央、省、市之間承擔市民化成本的合理機制。開闢資金來源，也可
以通過發行市政公債解決市政投資問題。
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就提「小城鎮、大戰略」，那麼，現階段，小城鎮該如何定位？
林毅夫：小城鎮主要還是服務農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各種服務必須來自農業以外，比如良種、化肥、農藥，農民不能自己製造。另外，農產品要進入大的市場，也必須經過中介和集散地。而且教育、文化也有很大的需求。
記者：也有一些工業產業集群落戶在小城鎮，很有特色。
林毅夫：但要透過城市網進入到大城市圈裡去。比如像廣東、江浙一帶，一個地方就發展一個產業群，像電子、紡織。甚至細到專門做領帶、襪子，可是集聚在一起交易成本就很低，競爭力很強。
林毅夫：發展城市群，要打破行政壁壘，建立城市之間的稅收同盟和服務同盟。規劃城市群並不是指把城市群裡面所有的單位都設置在同一個行政區裡，
各個城市的功能、服務是交叉的。比如北京和廊坊這麼近，廊坊是否要建飛機場？有的省，在很小的一個地域裡就有五六個飛機場，重複建設。城市群和行政區並不
完全重合，怎麼讓經濟功能有機統一？規劃不能各搞各的，稅收和服務必須協調。服務共享，稅收不共享，就一定會有矛盾。
還要強調，城鎮化必須與新農村建設兩輪驅動。對中國而言，農業永遠是基礎。我國城鎮化按照一年1%的速度發展，2020年農村人口仍然佔總人口的約40%，他們的生活也必須現代化，不然怎麼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城鎮化進行時
江蘇
江蘇省不斷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提出「大力推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設、積極合理髮展中小城市、擇優培育重點中心鎮、全面提高城鎮發展質量」的城
鎮化發展方針，積極構建「三圈五軸」的城鎮空間佈局，並相繼編制完成《蘇錫常都市圈規劃》、《南京都市圈規劃》、《徐州都市圈規劃》、《江蘇省沿江城市帶
規劃》以及沿江、沿滬寧線、東隴海線、沿海區域發展規劃，在全省範圍內形成「四沿」生產力佈局。目前江蘇省以長三角為依託，產業集群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發
展吸引了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中集聚，提升了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形成了以產業集聚帶動人口集聚，以人口集聚促進城鎮化發展的態勢。
天津
天津的小城鎮發展主要分為四種類型：整體推進型、都市擴散型、開發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為鄉鎮政府主導的「以宅基地換房」，先解決
搬遷農民的安置問題，然後通過土地集約增值的收益發展地區產業，解決農村居民的就業問題。將農民的集中居住與城鎮化、產業化有機結合。
陝西
陝西省按照擇優扶強的原則，對縣城以外的100個重點建制鎮賦予縣級管理權限，集中財力，力爭用3到5年的努力，使其成為全省縣域經濟新的增長
點。該省安排專項資金，成立陝西省城鎮建設投資公司，為100個重點鎮建設搭建融資平台。省市財政設立100個重點鎮建設專項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
務設施建設。在100個重點鎮按照縣城標準徵收城鎮基礎設施配套費、生活垃圾處理費和污水處理費，用於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
山東
山東省積極構築「一群一圈一區一帶」的城鎮化空間格局。「一群」是以青島為龍頭、青島和濟南為中心的山東半島城市群，是藍色經濟區建設的重要載
體、全省經濟社會和城鎮化發展的核心區。「一圈」是以濟南為中心的濟南都市圈，是帶動該省中西部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的經濟增長極。「一區」是以東營為中
心，依託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開發建設培植的環渤海經濟圈新的經濟增長極和城鎮發展區。「一帶」是以日照為對外開放平台，以臨沂、濟寧為中心，依託
魯南經濟帶尤其是魯南臨港產業帶的開發建設構築的亞歐大陸橋東部新的經濟增長極和城鎮帶。(人民網)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林毅夫談全球增長與中國發展
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以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根本問題在於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間產生了衝突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應當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實施大規模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對沖經濟危機
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之職，從華盛頓回到北京大學朗潤園，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的身份重執教鞭。
在世行工作4年間，他是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 利克的首席經濟顧問，同時分管發展經濟學研究。基於在全球的深入調研與學術思考，林毅夫進一步完善了落後國家後發優勢理論，並將其昇華為「新結構經濟 學」。他希望通過這一學說，在新古典經濟學「總量平衡」的基礎上，創新引入「結構」概念，堅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比其比較優勢決定於各自的要素稟賦的一 貫主張，為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增長開出新藥方。
歸國三個月後，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間的研究 成果陸續結集出版，《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從西潮到東風》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亦引發一些學術爭論。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林毅夫 系統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提出「大規模實施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為貧窮國家帶來新機遇，為發 達國家走出危機創造條件」等政策主張。他還在凱恩斯「班柯」貨幣假說的基礎上，提出創立以紙黃金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改革構想。
書中貫穿著對既有經濟理論、危機成因的顛覆與糾偏，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就此論點，林毅夫曾和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貝克爾、佛格爾、赫克曼、麥爾遜等展開學術爭論。
幾個月來，林毅夫還在公開場合多次闡明對中 國經濟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的觀點。他認為，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刺激計劃總體上利大於弊；根據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事 實，中國現階段仍需以投資為主才能追趕發達國家；比照日、韓、中國台灣地區等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未來20年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金秋時節，林毅夫兩度接受《財經》專訪，就新結構經濟學、金融危機成因、「新馬歇爾計劃」、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發展道路等議題進行系統闡釋。他期望以老子的「常無」心態審視世界，以免有「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之憾。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他認為，發達國家的一些既有經濟理論，並不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不能簡單照搬，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本身也不斷在發展，舊理論不斷為新理論所揚棄。
上篇：尋求增長新動力
失衡之源
《財經》：你在最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對話》一書中提出，應以「常無」心態研究經濟學問題，為什麼研究經濟學要持此心態？
林毅夫：這本書是談方法論的。從1995年開始，我就提倡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本土化、規範化，然後是國際化。
理論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理論首先必須內部邏輯達到自洽。所有理論都在解釋現象背後幾個變量的因果關係，理論的推論必須跟要解釋的現象一致。 自然科學的證偽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它可做可控試驗。社會科學的證偽要難一些，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質疑、爭論都在所難免，這也是證偽的過程。
關於2008年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成因，國外的理論界和輿論界普遍認為源於國際的貿易不均衡，而貿易不均衡則是由東亞經濟所致。目前有多個理論假 說。包括：東亞出口導向戰略；為自保，依賴出口積累大量外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些理論在邏輯上都能自洽。但是，我們還可以構建幾個理論假說，諸如：美 國金融機構的高槓桿和低利率，引發房地產泡沫和過度消費；或是，中國面臨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必然增加儲蓄；大國經濟結構扭曲，諸如此類。因此，不能因 為一個理論邏輯自洽就認為它是對的。
《財經》：在分析本輪金融危機成因時，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受到的非議最多。在你看來，這些批評雖然邏輯自洽，但與現實不符？
林毅夫：一些學者提出，由於國際收支不平衡，中國累積了大量外匯，並以此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壓低利率，無形中鼓勵了各種投機，包括吹大房地產泡沫。另外，長期以來，東亞經濟實施出口導向政策，加上東亞各國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缺乏外匯的教訓，造成出口攀升，貿易積累過多，種下了危機的惡果。
這些學者只看到問題的一部分，此謂「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問題並非源自東亞，只是出於政治利益考量，此謂「指鹿為馬」。
《財經》：實際上，東亞和中國並不是本輪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
林毅夫：我認為，上述只是現象的一面，而非成因。
東亞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並非近10年的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的日、韓、中國台灣地區，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都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但全球出現貿易失衡只是這幾年的事情。不能用一個已經用了五六十年的戰略來解釋這十年發生的事情。
如果說，國際貿易不平衡是東亞為了積累外匯而「自保」的結果，那又如何解釋發生在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日元和歐元都是國際儲備貨幣，完全可以靠印鈔票來支付各種需要，並不需要靠積累外匯自保。但新世紀以來，它們的貿易盈餘增加幅度與東亞經濟體相當。以日本為例，1993年-1994年的外匯儲備約1000億美元，2006年則增至1萬億美元。這些完全沒有自保需要的國家，外匯儲備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見，上述理論並不具有說服力。
《財經》：中國在新世紀伊始加入WTO後，貿易順差的確大幅上升，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的失衡。
林毅夫：國際上對此的一個重要解釋是人民幣幣值被低估，這最早是日本學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當年秋天，美國加入這一「合唱」。但是，中國大陸當年的貿易順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國際社會大多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高估。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中國大陸對美的貿易順差大幅擴大，是2005年之後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說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應該大幅減少，但2005年－2008年中國的貿易現狀卻正好相反。
上述三個假說都認為全球貿易不均衡，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源於東亞。那麼，與東亞經濟競爭的其他國家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的佔比應該減少。但上世紀九 十年代，美國和東亞的貿易逆差佔其貿易逆差總額的51%，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這一佔比縮減為38%。所以，造成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全球貿易不均衡的原因並不在東亞。
《財經》：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需求強勁。近10年間，美國需求進一步放大，是國際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美國最近幾十年來不怎麼生產一般消費品，這部分需求先從日本進口，後到亞洲四小龍，再後來轉到中國大陸，這是美國對東亞逆差比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紀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則是由於美國國內新的政策造成。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監管開始放鬆，歐洲也是如此，允許金融高槓桿運作，增加流動性。加上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美聯儲在18個 月內26次降息，進一步釋放了大量流動性。這些流動性，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產生了財富效應，鼓勵家庭過度消費。同時， 因為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財政赤字也大增。這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大量擴大的真正原因。
美國的貿易逆差能夠維持如此長的時間，是因為美國是國際貨幣儲備國，可以印鈔票來支撐各種購買、服務和還債。否則，美國必然會出現外匯短缺，過度消費根本無法持續。
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外，高槓桿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流動性也造成大量資本外流。全球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億美元，2007年增長到1.2萬億美元。與此對應，並非國際貨幣儲備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不到1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萬億美元。
除了貨幣美元化的國家，這些從貿易盈餘或資本流入所積累的外匯難以在國內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擁有還是作為國家外匯儲備，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鎖在保險櫃裡，沒有任何回報；另一種是投資於以美元為國內貨幣的國家，當然就是美國了，但這不是美國家庭過度消費的因，而是美國過度消費和流動性過剩、資金外流後的果。
所以，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之間產生了衝突，只考慮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後果。
寬鬆只是「鎮痛劑」
《財經》：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聯儲連推三輪貨幣量化寬鬆(QE)，歐日亦在量化寬鬆，發達經濟體利率已降至最低，但這未能阻止全球經濟二度放緩。
林毅夫：當前的焦點是歐洲債務危機。「如果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得不到歐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馬上就會崩潰，其影響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閉對全世界的影響更大。
但是，即使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這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們如果不進行內部結構性改革，降低工資、減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槓桿，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見效的止痛藥，短則三月，長則九月，危機還會以更嚴重的方式捲土重來。
在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的推動下，美國的道瓊斯指數已經恢復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實體經濟並未恢復，這一點投資者心知肚明。
如今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普遍過剩，低廉的資金不會流向房地產，而會流向股票市場。在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下，這會造成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泡沫不斷發生、破滅。此外，過剩的短期資金也會大量流向國外，不僅炒高石油、糧食價格，還會有不少投機性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股市、房市，推高匯率。
高匯率會影響出口，當實體經濟增長減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會變成明顯的泡沫。而泡沫總會破滅，從而投機資本開始唱空，游資大量抽離。這種資金的大量湧入和湧出，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巨大波動，給宏觀決策帶來困難。
未來10年、20年，國際經濟可能出現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即經濟增長率非常低、貨幣非常寬鬆、投資風險大但回報較低。
《財經》：看起來不太樂觀。我們曾採訪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芝加哥大學教授古爾斯比，他認為貨幣寬鬆無濟於事，唯有結構調整方能解決當前的經濟發展問題。
林毅夫：可是結構調整面臨諸多困境。首先，結構調整在政治上難以推行。結構性改革固然在中長期能夠提高增長率、競爭力、生產力，但是在短期內會 減少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增加失業率。而發生危機的國家失業率已經非常地高——西班牙失業率達到23%，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達到50%以上。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如何推行增加失業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緊牙關推行結構性改革，由於失業率增加，社會開支必然會增加，經濟增長率減少，政府的稅收又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繼續增加，金融市場會對政府的還債能力產生懷疑，政府公債的利息負擔也會再加重，這難以持續。
另外，「發生危機的南歐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無法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創造需求並增加就業的道路來緩解危機。即使歐元貶值，也會碰到經濟結構 相似的國家競相貨幣貶值。前一陣，歐洲中央銀行剛宣佈要無限制購買政府公債，以增加貨幣供給，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馬上表態美國也會這樣做。美聯儲QE3推出之後，日本央行、英格蘭銀行和澳大利亞央行也加入「戰團」，這就是貨幣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沒有辦法通過貨幣貶值走出危機。
《財經》：因此，鎮痛劑只能是把矛盾往後推？
林毅夫：往後推的結果是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深重。政府債務在高失業率、高社會支出的狀況之下，會積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積累的政府債務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現在已超過230%，美國也達到了100%。
啟動新馬歇爾計劃
《財經》：山窮水盡疑無路，能否尋找新路徑走出「新常態」困境？
林毅夫：或許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態」的困境，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危機既然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應採取全球反週期的「超越凱恩斯主義」措施，即全世界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於能消除增長瓶頸、短期能創造就業、 中長期能夠擴大提高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環境等方面的建設，以增加需求。如果規模足夠大，其效果可以等同於過去單個國家在危機時實施貨幣貶值的效果，給發生危機的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
《財經》：但一些學者擔心，「寅吃卯糧」終究會被清算。
林毅夫：傳統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受到很大質疑。當失業率高的時候，政府用積極財政政策「挖洞補洞」創造就業，這叫做凱恩斯主義積極財政政策。但政府債務會因此增加，將來要靠稅收增加以償還現在的債務。老百姓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當前即使有就業有收入，為了平滑消費也要開始增加儲蓄。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公共負債不斷增加，但是社會總需求並沒有增加，危機依然走不出去。
我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關鍵是怎麼把公共債務用好，提高它的質量，短期創造需求、創造就業，從長期看不是「挖洞補洞」，而是用來消除一個國家增長瓶頸。這樣，這種有效投資不僅短期創造就業、創造需求，從長期來看，生產力、生產率跟增長率也都會提高，政府稅收就會增加。通過生產力、生產率、增 長率提高所增加的稅收償債，老百姓負擔就不會增加，政府才能創造就業、創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錢，各種需求因而增加。
《財經》：投資於那些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瓶頸、環境瓶頸的項目，是因為邊際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邊際收益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紐約到華盛頓的鐵路220英里，火車要走三個小時，如果是高鐵的話一個小時就到了。從三個小時縮減到一小時，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後國家沒有鐵路相比，同樣建高鐵，回報孰高孰低？
《財經》：包括非洲在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怎樣的貢獻？
林毅夫：歐洲委員會估計，未來10年歐洲向基礎設施投入約2.8萬億美元。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測算，美國在未來5年需要2.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世界銀行估計，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1.5萬億美元。其他測算數據更高，僅印度在未來5年就需要1萬億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電力需求約為43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7500億美元。
麥肯錫公司預測，為應對持續投資不足，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擴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亞洲未來10年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將達到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將會使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有了去處。
1947年，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歐洲復興計劃，為「二戰」後歐洲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物質保障，引領了歐洲的復甦。現在如果啟動新的馬歇爾計劃，模擬測算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相應增加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長7%，全球GDP增長2%。全球經濟將從「新常態」走向「新新常態」，發展中 國家在提高增長率的同時，發達國家將恢復穩健增長，從而為結構調整贏得時間和空間。
《財經》：不過，新馬歇爾計劃似乎應者寥寥？
林毅夫：2010年G20首爾峰會發佈了「首爾共同增長發展共識」，九條措施中的第一條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但是，當時主流意見認為，全球經濟即將走出危機，所以就沒有實際行動。那一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年會時，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潮流，我當時持保留態度，認為退出積極 財政的時機未到，過早退出會使經濟衰退重來。因此，更重要的是改善積極財政政策支出的質量，我很高興看到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建議和我 2010年的主張相同。
《財經》：那麼，資金何來？特別是投資非洲等地區，資金匱乏更成問題。
林毅夫：發達國家可以用增發貨幣為財政赤字埋單，也可以用增發貨幣來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後者的效果會遠好於前者。另外，大量主權財富基金、養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報率更高的項目。僅各主權財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資產估計高達3.2萬億美元，它們已經開始向發展中國家的基礎項目投資。新興市場私募股權投資協會估計，主權財富基金僅有18%的投資組合用於本國以外的新興市場投資，其中只有小部分用於基礎設施。
在當前的經濟動盪中，許多曾經被視為安全誘人的投資機會失去了吸引力。過去養老基金一般投資於政府的公債跟資本市場，如今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公債跟資本市場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債風險也增加了，加上資本市場流動性過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資回報率非常低，風險也非常大，這都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投資者更有吸引力了。
從2008到現在，各成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約有1.5萬億美元，加上專司基礎設施投資的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機構助力，全球性的新馬歇爾計劃完全可行。
《財經》：有一家投資非洲的股權基金，到2010年對27個非洲項目投資5.4億美元，而這些項目在2010年的總投資額不過36億美元。這是否說明，非洲的市場容量有限？
林毅夫：短期內非洲市場當然無法取代歐美市場。美國經濟總量約佔全球四分之一，歐洲也佔約四分之一，兩者加起來就是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而非洲經濟總量只佔5%。
但從邊際收益上看，非洲顯然更多。如果非洲發展快起來，它對資本品、消費品的需求都可以增加，它所需要的資本品和消費品，正好是中國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可以提供的。現在美歐洲市場增長緩慢甚至萎縮，導致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生產過剩，若將手中過剩的資本、機器設備轉移到非洲去，這也會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供豐富的機會。
貧窮國家新機遇
《財經》：新馬歇爾計劃讓人想起新農村建設。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市場經濟一段時間以後，因為潮湧現象的產生，開始出現產能過剩，你曾據此提出了啟動大規模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消化過剩產能的對沖措施。
林毅夫：是的，兩者的道理完全一樣，這是結構的差異。當你投資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後，除了短期投資所創造的需求外，未來當地收入增加，對消費的需求會增加，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有利於產業升級。
《財經》：那麼，產業轉移又將沿著「雁行模式」在新興市場展開？
林毅夫：這一波的產業轉移，我更願意稱之為「領頭龍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區別在於量的不同。
在過去20年間，中國出口產品構成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990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和化工品佔33.7%，製成品佔 66.3%；2009年，前者縮水至11.5%，後者擴容至88.5%，印證了產業升級。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國家，相當於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四小龍在80年代初，產業開始轉移時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是970萬，在80年代韓國是230萬人，中國台灣地區不到200萬人，新加坡只有50萬人；如今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規模全球領先，產業工人估計在8500萬至1億人之間，所以當年的日本、韓國等經濟體是「雁」，我們是「龍」。
非洲總人口約為10億，製造業總就業人數卻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中國有10%的製造業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領頭龍」現象足以使該地區製造業就業總人數翻兩番。同樣，巴西和印度出現產業升級，也會向其他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轉移就業機會。
《財經》：製造業向勞動成本更低的區域轉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國大陸為例，改革開放前，同樣是勞動成本很低，產業轉移卻沒有發生，經濟發展也很遲緩。
林毅夫：這是一個好問題。結構的變遷，成功不多，失敗卻不少。
我做的研究顯示，從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內，只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個經濟體不是歐洲國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產鑽石的小國，這12個經濟體大部分都在東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結構主義經濟學盛行，鼓勵普遍以農業為基礎、經濟總量遠遠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興辦與工業化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即進口替代戰略或趕超戰略。這一思路固然目標遠大，卻犯下了違背比較優勢的致命錯誤。
由於這些產品在國際上不具備成本優勢，難以在市場上有效競爭，這些國家的政府給大量虧損企業提供保護，減少其投資和運營成本，包括授予國內市場壟斷權、壓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國貨幣幣值、控制原材料價格等，干預導致資金、外匯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結果，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渠道給這些企業直接提供資 源，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全國計劃，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信貸配給和投資、產業准入許可等。為便於實施，許多國家還依賴國有企業發展目標產業。
保護政策還會產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國消費的產品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選擇；本國經濟因為生產缺乏規模經濟的少量產品，市場被分割，效率同樣受損。保護政策還削弱了外國企業的競爭，鼓勵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國內企業形成壟斷尋租收益，增加投資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詳細論證了這一發展戰略的形成和後來的扭曲：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 而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這也是發展經濟學的「1.0版本」。
《財經》：市場與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林毅夫：市場主導沒錯，但市場絕非萬能。所以，不能這麼簡單地思考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1.0版本」衰落之後，「華盛頓共識」興起，即發展經濟學「2.0版本」，強調以發達國家的市場制度做參照系，，通過休克療法療傷，發對政府干預市場。
我經常會談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智利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30%—50%，上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上台之後，推行「華盛頓共識」，但之後沒能發展起新產業。智利人引以為榮的產業，比如制酒產業、三文魚產業，基本上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動發展的。
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英特爾的電腦芯片大部分在中國台灣地區生產。英特爾為了分散化，準備在拉丁美洲找一個國家設廠，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說，你來就來，跟我說干嗎？英特爾說，幾 十億、上百億美元的投資，我要基礎設施、港口保證，智利的產業主要是農業和礦業，人力資本結構不一樣，你需要幫我配套。智利政府說那不行，市場必須是公平 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個產業。
結果，哥斯達黎加接受了英特爾的條件，英特爾的投資就跑到那裡去了。
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夠看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什麼，並根據這些產業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會喪失發展機遇。
今天回首發展經濟學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敗，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財經》：後來東亞的成功，正是堅持比較優勢理論的結果？
林毅夫：在18世紀以前，西方國家花了大約1400年才實現人均收入翻番；到19世紀以後，這個過程僅用了約70年；到20世紀，則只需要35 年。增長加速如此迅猛，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加速，以及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快速轉型，各種生產要素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結構變化的過程，這不僅包括工業、技術升級以及經濟的多元化，還應包括就業結構變遷(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進入高生產率 的部門)，以及「硬」(有形)的基礎設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軟」(無形)的基礎設施如法律、教育、金融等的不斷完善。目前經濟學研究已經耗費巨大 精力去關注技術創新，但對同等重要的結構變化問題卻關注不夠。
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資本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產業升級和轉移即開始加速進行。
亞洲四小龍的工業發展用了不到40年時間，中國大陸的速度更快。發展經濟學家們從中應該能發現成功追趕的秘密，即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替代戰略， 在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政府負責在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內在的協調問題、外部性補償上多做文章，以降低交易費用。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也就是發展經濟學的「3.0版本」。
《財經》：問題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別比較優勢和具備競爭力的產業？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為政策制定者在幫助企業順利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設計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為六個步驟：
一，找出參照模型。通常，作為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超過20年。這類產業在參照國是夕陽產業，正好是本國的朝陽產業。
二，看是否已有國內民營企業自發地進入第一步選定的新產業。有則意味著企業已經識別出此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考慮優先發展這些產業，幫助企業發展和其他企業進入，排除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該產業迅速具備國內國際競爭力。
三，若選定的產業對本國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參照國的企業來投資，它們會有積極性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外資企業投資的瓶頸障礙，同時採取便於國內私企進入這些行業的措施。
四，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產業最近才出現，除了第一步已經選擇的產業外，政府還應該關注國內企業的自發創新，發現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時應該幫助先行企業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上的各種障礙。
五，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較差、全國同步改善有難度的現實，設立工業園區進行局部改善，工業園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專業化，需要有產業集群。
六，政府可對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資的資金，或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或優先獲得金融服務。
通常而言，在市場大潮中起伏的企業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但是，單個企業解決不了產業升級所必然產生的協調和外部性問題，政府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結構主義時期是過猶不及，華盛頓共識時期是不及猶過。
《財經》：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內的貧窮國家，將會在這一輪危機中獲得難得的發展機遇？
林毅夫：危機即轉機。貧窮國家，包括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除了確保資源財富得到妥善管理，還應把部分財富投入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以促進這些國家向非資源產業部門的多元化轉型，創造就業機會並實現包容性增長，從而把「資源詛咒」變成「資源祝福」。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路徑
《財經》：之前你談到了美元等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其一國貨幣和全球貨幣角色之間的衝突，是本輪金融危機的根源。即使通過新馬歇爾計劃力推全球共贏，但病根未除，同樣的危機可能再度發生。
林毅夫：確實如此。佈雷頓森林體系始於1944年，確定了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而美元與黃金形成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兌換價。該體繫於 1973年崩潰，黃金退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舞台。但無論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還是之後，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只要一國貨幣繼續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作為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就繼續存在。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原因，與本輪金融危機一樣，根源在於美國：由於越南戰爭的財政需要和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帶來的社會支出增長，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明顯轉向擴張，赤字擴大，結果導致貨幣黃金儲備在1968年遭遇投機性攻擊。
在數年波動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財經》：正是看到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人民幣國際化開始加速。多元儲備貨幣體系似乎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林毅夫：不，多元儲備貨幣體系風險極大。從本質上來講，這仍然是一國貨幣充當全球埋單者的角色。
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如果能夠穩定，需要國際儲備貨幣國的經濟結構沒有重大缺陷。但美國、歐盟和日本，以及新興經濟體，哪個國家和地區不存在結構問題？只要結構問題存在，該國貨幣就一定會遭到投機性攻擊。
去年歐債危機發生時，瑞士法郎和日元成為避險貨幣，大量熱錢流入，這兩種國際儲備貨幣迅速升值。而新興市場則在大量熱錢流入之後，接著又大量流出。這種大量流入、流出，與國內經濟環境和利率等基本面無關。例如巴西，就出現了資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的情形。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個內在不穩定，在於國際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模式。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和對沖基金等會放大最初的波動，導致大規模資本流動以及匯率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動。安全資產的供需不平衡，可能通過「短期波動加劇、羊群效應以及主權債務擠兌」等多種途徑影響全球金融穩定。
《財經》：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國，會擁有鑄幣稅收益。
林毅夫：不能這樣理解，鑄幣稅的收益難抵匯率波動風險。目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每年鑄幣稅收益在800至900億美元。而鑄幣稅只能由參與貨幣籃子的國家分享，未來如果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每方鑄幣稅收益不過300億美元。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情況下，匯率大幅波動，資金大額進出的風險遠遠超過了鑄幣稅收益。
《財經》：換言之，如果國際貨幣體系沒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應暫緩或嚴控規模？
林毅夫：是的，而且要高築牆，把洪水攔在壩外。考慮到上述風險，在凱恩斯當年「班柯」貨幣構想的基礎上，我建議創立一種未來的國際貨幣，它擁有紙幣的靈活性，足以隨著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同時又與黃金等商品相似，屬於國家貨幣體系以外的貨幣。這種貨幣可以保持穩定的匯率，又不會造成金本位的通貨緊縮趨勢，我將之命名為「紙黃金」。
紙黃金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由一家國際中央銀行根據國際協議規定發行。各國將同意，紙黃金可以用於所有產品、服務、大宗商品和證券的國際結算。紙黃金將在國際貿易中發揮價值儲藏、交易中介以及會計標準的作用。
紙黃金的供給將嚴格遵守弗裡德曼的K比例法則(或修訂後的泰勒法則)，其依據是對世界經濟和資產交易增長的預測，K的確切數值由創始國際協議設立的獨立專家委員會決定。
紙黃金鑄幣稅可以用於支付國際發行機構的運營成本，並用於支付全球公共品的生產。
各國可以保留本國貨幣，但必須與紙黃金建立固定匯率。匯率平價的調整需要得到國際貨幣機構的允許，而且只能在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情況進行。
紙黃金儲備可與當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外匯儲備、黃金、特別提款權和預先確定的一定數量的本國貨幣組合交換。各國可以使用以紙黃金為面值的資金沖銷國際支付的失衡。
《財經》：3年半之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曾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構想，他談到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這與你所說的紙黃金有何區別？
林毅夫：特別提款權是以儲備貨幣國的貨幣為基礎，所以，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會繼續存在，根本矛盾仍然得不到解決。
《財經》：上世紀4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構建之時，美國經濟總量佔到了全球一半，如今雖然縮水為四分之一弱，但仍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頗大影響。歐盟經濟總量佔據了另一個四分之一，加上日本和中國，改革絕非易事。
林毅夫：「新常態」下，匯率的大幅波動，資金的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巨大風險，會讓紙黃金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如果這一構想遲遲不能實現，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場又一場新危機。改革現行貨幣體系或將因此而水到渠成。
下篇：「超越發展瓶頸」
投資是遠期消費
《財經》：你此次歸國後，曾在一些場合談到，中國當前仍然要以投資為主而非以消費為主，並認為「四萬億」刺激計劃利大於弊。這引發了很多爭議。
林毅夫：首先，「四萬億」利大於弊。最大的益處在於保住了就業，弊端則是不應以貨幣政策為主，而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後來出現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但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四萬億」計劃，這與我國的信貸管理體制有著內在關聯。
其次，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消費是在當期是需求，但是，消費完了就沒有，所以，不可持續。投資當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轉為生產力，可以創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
中國已是中等收入國家，但距離高收入國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高鐵建設可能有些超前，但從長期來講，這是符合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瓶頸項目。農村的基礎設施普遍嚴重不足，城市的基礎設施也需完善，地鐵多修一些不是問題。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產業仍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也有不少基礎設施仍待改善。如果廢棄了投資，如何提高生產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何通過基礎設施完善來降低阻礙經濟增長的高交易費用？
《財經》：你曾談到，目前中國政府負債率不超過GDP的40%，與60%的國際警戒線相去甚遠，因此仍具投資能力。但是，這一統計如計入養老金等遠期負債，情況可能很不樂觀。
林毅夫：但中國仍存在大量國有資產，其中相當一部分當年理應劃撥給社保基金。如果算上這一塊，中國政府負債率甚至會低於GDP的40%，投資能力無憂。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財經》：主流觀點認為，當前消費比例偏低，內需不振。
林毅夫：問題是你要揚湯止沸還是釜底抽薪？所謂揚湯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稅收，增加對窮人的轉移支付。但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況下的二次分配，無異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所謂釜底抽薪，就是徹底解決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長期以來的體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來說，高收入群體儲蓄傾向高，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後者傾斜，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會增加。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消除雙軌制改革所遺留下來的一系列不利於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結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我們都知道，大銀行天然具有為富人和大企業服務的傾向。其次，改革資源稅 費，讓資源產業變成一個與風險對應的正常盈利行業。再次，壟斷性行業要開放競爭。一些屬於自然壟斷的行業，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壟斷不可取。改革開放30 餘年來，原先需要保護方能生存的重化工業，如今已具備比較優勢，那麼，原有的雙軌制使命已經終結，這些保護國有企業的扭曲應該取消，並且，向民資開放就順理成章，「民營36條」亟需落實。
如果這三條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內需如何提振？
《財經》：大力發展中小銀行，仍是走間接融資為主的道路。而央行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給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渠道。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比較優勢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一國的配套措施則內生於此。拓展直接融資渠道，最終獲利者仍是大企業和富人，因為要發行債券等產品，需給投行等中介機構付費，價格不菲。具有規模效應，適合大企業的融資需要，中小企業則負擔不起。
一國的金融結構也好，其他軟硬基礎設施也罷，都內生於該國的實體經濟的需要。實體經濟當然在不斷變化，如果發展到美歐的水準，多層次資本市場自然水到渠成。
《財經》：你曾在不同場合提及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哪些改革舉措落實到位，增長潛力才會被充分挖掘出來？
林毅夫：如果把中長期發展的瓶頸消除，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增長8%就有可能實現。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 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按照這一標準，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 1975年、韓國在1977年和美國的比較水平。這四個經濟體之後維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長，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以上。它們都是中國未來20年擁 有8%經濟增長潛力的參照系。
但是， 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的差異，在於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後發優勢。許多人的誤解在於斷句取義，割掉了「潛力」二字。
如何界定「政府之手」
《財經》：目前政府介入微觀經濟頗多，加之腐敗頻發，社會公平缺失等問題交織，很多學者提出應限制政府之手過度干預經濟，而你在闡述新結構經濟學、新馬歇爾計劃當中，比較強調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認為不能因噎廢食。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的三條釜底抽薪之策，從某種角度而言，抽的正是「腐敗」這根「薪」。其次，即使在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也存在諸多行政干預，諸如專利、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政府採購、行政命令等。在基礎科研方面，發達國家的財政經費也不是無限的。既然有預算約束，你就要選擇了。選擇的標準，無非是哪個課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更大而已。
同樣，政府採購A，為什麼不採購B，也存在選擇。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府也有行政命令，比如說新能源在10年後要達到多少比重，本質上講，這就是產業政策。
第三，後發國家在選擇比較優勢產業之時，因有先例可循，具備信息優勢，政府因勢利導之手就更容易成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果像前面所舉的智利的例子，放棄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就是自廢武功。
《財經》：國內一些學者非常反對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認為產業園區等措施扭曲了價格信號，讓一些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
林毅夫：我們要看到，儘管有瑕疵，比如地方政府的某些產業政策可能錯誤，但由於預算法沒有開口子，地方政府並無舉債權，補貼不可能太多，錯誤的政策不可能走得太遠。
總體上，改革開放30餘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選準了具備了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出口導向戰略，較大限度地發揮了自身的後發優勢。否則，無法取得30多年年均增長9.9%的成績。
繞開陷阱
《財經》：在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俱樂部之後，中國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大概需要避免三個陷阱。
首先，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蘊藏著巨大風險。
當前短期投機資本在全球流動，即使是發達的貨幣儲備國也蒙受其害。那麼，過快的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將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關鍵問題是，不僅匯率、利率「兩率」改革滯後，中國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債券市場規模過小。一個大浪過來，打到大洋裡無聲無息，打到小河裡會翻船。
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為《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的對策》的文章中提出，當前需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高築牆」指的是對外國直接投資要歡迎，但是，尚不能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對短期資本流動和外資在我國的證券和房地產市場投資要有管制。
「廣積糧」是指要繼續保持較大的外匯儲備，在發生危機時現金是王。人民幣寧可要保持升值的預期，不要出現貶值的壓力。
「緩稱王」是指還需要繼續韜光養晦，利用我國當前的內外有利條件，推動改革，完善各種體制，以提高競爭力，不要急於把人民幣變為國際儲備貨幣。
《財經》：八、九年前，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500億美元，你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保持這一規模的外儲足矣。如今外儲已是彼時的9倍，你卻說要保持較大的外儲。
林毅夫：約束條件已經生變，當時國際貨幣體系並未爆發金融危機，幾個主要貨幣儲備國也未動用貨幣寬鬆政策，風險也沒現在這麼大。
保持較大規模的外儲，並非是建議政府刻意為之，而是順應比較優勢，順勢而為即可。
《財經》：中國持續發展需要繞開的第二個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從廣義考慮，「廣積糧」還應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價格改革、城鄉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國的經濟體質和競爭力。剛才已經談到，債券市場規模過小，應加速發展，為地方發展助力。
《財經》：既然預算法沒有給地方債券打開缺口，如果地方政府選錯了產業，就不會錯得太離譜。如果地方政府有了舉債權，會不會產生集中力量辦壞事的風險？周小川行長在近期也提出了賦予地方發債權的主張，這是出於怎樣的考量？
林毅夫：地方政府距離經濟活動、比較優勢產業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長期以來，事權與財權並不匹配。「四萬億」投資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普遍採用了地方融資平台作為載體，通過期限錯配的方式籌集資金，進一步反映出事權與財權不匹配的扭曲。
因此，賦予地方政府發債權，合情合理。問題是，在授予地方政府發債權的同時，也需要賦予地方人大切實的預算管理權力。
《財經》：如此一來，不僅地方政府與人大的橫向關係發生了質變，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係也將質變。
林毅夫：這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這項改革未落實到位前，地方發債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認可和規範。
《財經》：第三個陷阱又埋在哪裡？
林毅夫：這個陷阱是良好的願望與實際條件的差異，就是結構主義旗下的趕超陷阱，直到今天，這一思路仍有著非常大的市場，政府也好，學者也罷，經常強調「搶佔制高點」。這些願望經常會成空，付出不少代價。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這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
林毅夫：我給你舉個例子。前蘇聯在航天產業上一直不落後於美國。在外太空的競爭可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的競爭，而是一系列產業的競爭，包括化學工業、材料工業、電信工業等等。
《財經》：以前蘇聯體量之大、自然資源之豐富，當然有可能與美國在最尖端的產業上競爭。
林毅夫：問題就在這裡。前蘇聯決定跟與美國在航天工業上競爭時，前蘇聯作為中等收入國家，這些產業不是它的比較優勢，意味著與航天有關的一系列產業都需要補貼。由於資源都被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搶走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匱乏，其發展自然不可持續。
《財經》：這是前蘇聯和俄羅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嗎？
林毅夫：是主要原因。
《財經》：然而，這些產業不該發展嗎？
林毅夫：當然，有些產業是國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發展。除此之外，經濟發展仍然應該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資本豐富程度，要提高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的前提是提高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資本來自於剩餘的積累，按 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創造最大的剩餘，投資的回報率也會最高。
因此，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會最快，等要素稟賦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也就會在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也同樣具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市場上不靠保護補貼就可以直接和它們競爭。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拔苗助長的願望是好的，但最後總是欲速不達，而根據比較優勢按部就班發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續。 《財經》雜誌
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之職，從華盛頓回到北京大學朗潤園，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的身份重執教鞭。
在世行工作4年間，他是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 利克的首席經濟顧問，同時分管發展經濟學研究。基於在全球的深入調研與學術思考，林毅夫進一步完善了落後國家後發優勢理論，並將其昇華為「新結構經濟 學」。他希望通過這一學說，在新古典經濟學「總量平衡」的基礎上，創新引入「結構」概念，堅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比其比較優勢決定於各自的要素稟賦的一 貫主張，為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增長開出新藥方。
歸國三個月後，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間的研究 成果陸續結集出版，《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從西潮到東風》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亦引發一些學術爭論。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林毅夫 系統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提出「大規模實施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為貧窮國家帶來新機遇，為發 達國家走出危機創造條件」等政策主張。他還在凱恩斯「班柯」貨幣假說的基礎上，提出創立以紙黃金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改革構想。
書中貫穿著對既有經濟理論、危機成因的顛覆與糾偏，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就此論點，林毅夫曾和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貝克爾、佛格爾、赫克曼、麥爾遜等展開學術爭論。
幾個月來，林毅夫還在公開場合多次闡明對中 國經濟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的觀點。他認為，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刺激計劃總體上利大於弊；根據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事 實，中國現階段仍需以投資為主才能追趕發達國家；比照日、韓、中國台灣地區等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未來20年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金秋時節，林毅夫兩度接受《財經》專訪，就新結構經濟學、金融危機成因、「新馬歇爾計劃」、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發展道路等議題進行系統闡釋。他期望以老子的「常無」心態審視世界，以免有「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之憾。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他認為，發達國家的一些既有經濟理論，並不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不能簡單照搬，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本身也不斷在發展，舊理論不斷為新理論所揚棄。
上篇：尋求增長新動力
失衡之源
《財經》：你在最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對話》一書中提出，應以「常無」心態研究經濟學問題，為什麼研究經濟學要持此心態？
林毅夫：這本書是談方法論的。從1995年開始，我就提倡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本土化、規範化，然後是國際化。
理論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理論首先必須內部邏輯達到自洽。所有理論都在解釋現象背後幾個變量的因果關係，理論的推論必須跟要解釋的現象一致。 自然科學的證偽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它可做可控試驗。社會科學的證偽要難一些，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質疑、爭論都在所難免，這也是證偽的過程。
關於2008年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成因，國外的理論界和輿論界普遍認為源於國際的貿易不均衡，而貿易不均衡則是由東亞經濟所致。目前有多個理論假 說。包括：東亞出口導向戰略；為自保，依賴出口積累大量外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些理論在邏輯上都能自洽。但是，我們還可以構建幾個理論假說，諸如：美 國金融機構的高槓桿和低利率，引發房地產泡沫和過度消費；或是，中國面臨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必然增加儲蓄；大國經濟結構扭曲，諸如此類。因此，不能因 為一個理論邏輯自洽就認為它是對的。
《財經》：在分析本輪金融危機成因時，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受到的非議最多。在你看來，這些批評雖然邏輯自洽，但與現實不符？
林毅夫：一些學者提出，由於國際收支不平衡，中國累積了大量外匯，並以此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壓低利率，無形中鼓勵了各種投機，包括吹大房地產泡沫。另外，長期以來，東亞經濟實施出口導向政策，加上東亞各國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缺乏外匯的教訓，造成出口攀升，貿易積累過多，種下了危機的惡果。
這些學者只看到問題的一部分，此謂「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問題並非源自東亞，只是出於政治利益考量，此謂「指鹿為馬」。
《財經》：實際上，東亞和中國並不是本輪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
林毅夫：我認為，上述只是現象的一面，而非成因。
東亞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並非近10年的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的日、韓、中國台灣地區，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都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但全球出現貿易失衡只是這幾年的事情。不能用一個已經用了五六十年的戰略來解釋這十年發生的事情。
如果說，國際貿易不平衡是東亞為了積累外匯而「自保」的結果，那又如何解釋發生在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日元和歐元都是國際儲備貨幣，完全可以靠印鈔票來支付各種需要，並不需要靠積累外匯自保。但新世紀以來，它們的貿易盈餘增加幅度與東亞經濟體相當。以日本為例，1993年-1994年的外匯儲備約1000億美元，2006年則增至1萬億美元。這些完全沒有自保需要的國家，外匯儲備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見，上述理論並不具有說服力。
《財經》：中國在新世紀伊始加入WTO後，貿易順差的確大幅上升，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的失衡。
林毅夫：國際上對此的一個重要解釋是人民幣幣值被低估，這最早是日本學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當年秋天，美國加入這一「合唱」。但是，中國大陸當年的貿易順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國際社會大多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高估。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中國大陸對美的貿易順差大幅擴大，是2005年之後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說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應該大幅減少，但2005年－2008年中國的貿易現狀卻正好相反。
上述三個假說都認為全球貿易不均衡，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源於東亞。那麼，與東亞經濟競爭的其他國家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的佔比應該減少。但上世紀九 十年代，美國和東亞的貿易逆差佔其貿易逆差總額的51%，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這一佔比縮減為38%。所以，造成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全球貿易不均衡的原因並不在東亞。
《財經》：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需求強勁。近10年間，美國需求進一步放大，是國際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美國最近幾十年來不怎麼生產一般消費品，這部分需求先從日本進口，後到亞洲四小龍，再後來轉到中國大陸，這是美國對東亞逆差比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紀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則是由於美國國內新的政策造成。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監管開始放鬆，歐洲也是如此，允許金融高槓桿運作，增加流動性。加上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美聯儲在18個 月內26次降息，進一步釋放了大量流動性。這些流動性，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產生了財富效應，鼓勵家庭過度消費。同時， 因為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財政赤字也大增。這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大量擴大的真正原因。
美國的貿易逆差能夠維持如此長的時間，是因為美國是國際貨幣儲備國，可以印鈔票來支撐各種購買、服務和還債。否則，美國必然會出現外匯短缺，過度消費根本無法持續。
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外，高槓桿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流動性也造成大量資本外流。全球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億美元，2007年增長到1.2萬億美元。與此對應，並非國際貨幣儲備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不到1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萬億美元。
除了貨幣美元化的國家，這些從貿易盈餘或資本流入所積累的外匯難以在國內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擁有還是作為國家外匯儲備，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鎖在保險櫃裡，沒有任何回報；另一種是投資於以美元為國內貨幣的國家，當然就是美國了，但這不是美國家庭過度消費的因，而是美國過度消費和流動性過剩、資金外流後的果。
所以，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之間產生了衝突，只考慮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後果。
寬鬆只是「鎮痛劑」
《財經》：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聯儲連推三輪貨幣量化寬鬆(QE)，歐日亦在量化寬鬆，發達經濟體利率已降至最低，但這未能阻止全球經濟二度放緩。
林毅夫：當前的焦點是歐洲債務危機。「如果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得不到歐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馬上就會崩潰，其影響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閉對全世界的影響更大。
但是，即使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這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們如果不進行內部結構性改革，降低工資、減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槓桿，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見效的止痛藥，短則三月，長則九月，危機還會以更嚴重的方式捲土重來。
在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的推動下，美國的道瓊斯指數已經恢復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實體經濟並未恢復，這一點投資者心知肚明。
如今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普遍過剩，低廉的資金不會流向房地產，而會流向股票市場。在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下，這會造成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泡沫不斷發生、破滅。此外，過剩的短期資金也會大量流向國外，不僅炒高石油、糧食價格，還會有不少投機性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股市、房市，推高匯率。
高匯率會影響出口，當實體經濟增長減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會變成明顯的泡沫。而泡沫總會破滅，從而投機資本開始唱空，游資大量抽離。這種資金的大量湧入和湧出，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巨大波動，給宏觀決策帶來困難。
未來10年、20年，國際經濟可能出現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即經濟增長率非常低、貨幣非常寬鬆、投資風險大但回報較低。
《財經》：看起來不太樂觀。我們曾採訪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芝加哥大學教授古爾斯比，他認為貨幣寬鬆無濟於事，唯有結構調整方能解決當前的經濟發展問題。
林毅夫：可是結構調整面臨諸多困境。首先，結構調整在政治上難以推行。結構性改革固然在中長期能夠提高增長率、競爭力、生產力，但是在短期內會 減少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增加失業率。而發生危機的國家失業率已經非常地高——西班牙失業率達到23%，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達到50%以上。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如何推行增加失業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緊牙關推行結構性改革，由於失業率增加，社會開支必然會增加，經濟增長率減少，政府的稅收又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繼續增加，金融市場會對政府的還債能力產生懷疑，政府公債的利息負擔也會再加重，這難以持續。
另外，「發生危機的南歐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無法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創造需求並增加就業的道路來緩解危機。即使歐元貶值，也會碰到經濟結構 相似的國家競相貨幣貶值。前一陣，歐洲中央銀行剛宣佈要無限制購買政府公債，以增加貨幣供給，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馬上表態美國也會這樣做。美聯儲QE3推出之後，日本央行、英格蘭銀行和澳大利亞央行也加入「戰團」，這就是貨幣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沒有辦法通過貨幣貶值走出危機。
《財經》：因此，鎮痛劑只能是把矛盾往後推？
林毅夫：往後推的結果是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深重。政府債務在高失業率、高社會支出的狀況之下，會積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積累的政府債務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現在已超過230%，美國也達到了100%。
啟動新馬歇爾計劃
《財經》：山窮水盡疑無路，能否尋找新路徑走出「新常態」困境？
林毅夫：或許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態」的困境，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危機既然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應採取全球反週期的「超越凱恩斯主義」措施，即全世界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於能消除增長瓶頸、短期能創造就業、 中長期能夠擴大提高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環境等方面的建設，以增加需求。如果規模足夠大，其效果可以等同於過去單個國家在危機時實施貨幣貶值的效果，給發生危機的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
《財經》：但一些學者擔心，「寅吃卯糧」終究會被清算。
林毅夫：傳統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受到很大質疑。當失業率高的時候，政府用積極財政政策「挖洞補洞」創造就業，這叫做凱恩斯主義積極財政政策。但政府債務會因此增加，將來要靠稅收增加以償還現在的債務。老百姓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當前即使有就業有收入，為了平滑消費也要開始增加儲蓄。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公共負債不斷增加，但是社會總需求並沒有增加，危機依然走不出去。
我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關鍵是怎麼把公共債務用好，提高它的質量，短期創造需求、創造就業，從長期看不是「挖洞補洞」，而是用來消除一個國家增長瓶頸。這樣，這種有效投資不僅短期創造就業、創造需求，從長期來看，生產力、生產率跟增長率也都會提高，政府稅收就會增加。通過生產力、生產率、增 長率提高所增加的稅收償債，老百姓負擔就不會增加，政府才能創造就業、創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錢，各種需求因而增加。
《財經》：投資於那些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瓶頸、環境瓶頸的項目，是因為邊際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邊際收益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紐約到華盛頓的鐵路220英里，火車要走三個小時，如果是高鐵的話一個小時就到了。從三個小時縮減到一小時，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後國家沒有鐵路相比，同樣建高鐵，回報孰高孰低？
《財經》：包括非洲在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怎樣的貢獻？
林毅夫：歐洲委員會估計，未來10年歐洲向基礎設施投入約2.8萬億美元。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測算，美國在未來5年需要2.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世界銀行估計，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1.5萬億美元。其他測算數據更高，僅印度在未來5年就需要1萬億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電力需求約為43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7500億美元。
麥肯錫公司預測，為應對持續投資不足，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擴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亞洲未來10年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將達到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將會使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有了去處。
1947年，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歐洲復興計劃，為「二戰」後歐洲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物質保障，引領了歐洲的復甦。現在如果啟動新的馬歇爾計劃，模擬測算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相應增加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長7%，全球GDP增長2%。全球經濟將從「新常態」走向「新新常態」，發展中 國家在提高增長率的同時，發達國家將恢復穩健增長，從而為結構調整贏得時間和空間。
《財經》：不過，新馬歇爾計劃似乎應者寥寥？
林毅夫：2010年G20首爾峰會發佈了「首爾共同增長發展共識」，九條措施中的第一條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但是，當時主流意見認為，全球經濟即將走出危機，所以就沒有實際行動。那一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年會時，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潮流，我當時持保留態度，認為退出積極 財政的時機未到，過早退出會使經濟衰退重來。因此，更重要的是改善積極財政政策支出的質量，我很高興看到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建議和我 2010年的主張相同。
《財經》：那麼，資金何來？特別是投資非洲等地區，資金匱乏更成問題。
林毅夫：發達國家可以用增發貨幣為財政赤字埋單，也可以用增發貨幣來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後者的效果會遠好於前者。另外，大量主權財富基金、養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報率更高的項目。僅各主權財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資產估計高達3.2萬億美元，它們已經開始向發展中國家的基礎項目投資。新興市場私募股權投資協會估計，主權財富基金僅有18%的投資組合用於本國以外的新興市場投資，其中只有小部分用於基礎設施。
在當前的經濟動盪中，許多曾經被視為安全誘人的投資機會失去了吸引力。過去養老基金一般投資於政府的公債跟資本市場，如今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公債跟資本市場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債風險也增加了，加上資本市場流動性過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資回報率非常低，風險也非常大，這都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投資者更有吸引力了。
從2008到現在，各成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約有1.5萬億美元，加上專司基礎設施投資的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機構助力，全球性的新馬歇爾計劃完全可行。
《財經》：有一家投資非洲的股權基金，到2010年對27個非洲項目投資5.4億美元，而這些項目在2010年的總投資額不過36億美元。這是否說明，非洲的市場容量有限？
林毅夫：短期內非洲市場當然無法取代歐美市場。美國經濟總量約佔全球四分之一，歐洲也佔約四分之一，兩者加起來就是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而非洲經濟總量只佔5%。
但從邊際收益上看，非洲顯然更多。如果非洲發展快起來，它對資本品、消費品的需求都可以增加，它所需要的資本品和消費品，正好是中國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可以提供的。現在美歐洲市場增長緩慢甚至萎縮，導致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生產過剩，若將手中過剩的資本、機器設備轉移到非洲去，這也會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供豐富的機會。
貧窮國家新機遇
《財經》：新馬歇爾計劃讓人想起新農村建設。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市場經濟一段時間以後，因為潮湧現象的產生，開始出現產能過剩，你曾據此提出了啟動大規模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消化過剩產能的對沖措施。
林毅夫：是的，兩者的道理完全一樣，這是結構的差異。當你投資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後，除了短期投資所創造的需求外，未來當地收入增加，對消費的需求會增加，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有利於產業升級。
《財經》：那麼，產業轉移又將沿著「雁行模式」在新興市場展開？
林毅夫：這一波的產業轉移，我更願意稱之為「領頭龍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區別在於量的不同。
在過去20年間，中國出口產品構成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990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和化工品佔33.7%，製成品佔 66.3%；2009年，前者縮水至11.5%，後者擴容至88.5%，印證了產業升級。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國家，相當於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四小龍在80年代初，產業開始轉移時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是970萬，在80年代韓國是230萬人，中國台灣地區不到200萬人，新加坡只有50萬人；如今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規模全球領先，產業工人估計在8500萬至1億人之間，所以當年的日本、韓國等經濟體是「雁」，我們是「龍」。
非洲總人口約為10億，製造業總就業人數卻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中國有10%的製造業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領頭龍」現象足以使該地區製造業就業總人數翻兩番。同樣，巴西和印度出現產業升級，也會向其他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轉移就業機會。
《財經》：製造業向勞動成本更低的區域轉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國大陸為例，改革開放前，同樣是勞動成本很低，產業轉移卻沒有發生，經濟發展也很遲緩。
林毅夫：這是一個好問題。結構的變遷，成功不多，失敗卻不少。
我做的研究顯示，從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內，只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個經濟體不是歐洲國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產鑽石的小國，這12個經濟體大部分都在東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結構主義經濟學盛行，鼓勵普遍以農業為基礎、經濟總量遠遠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興辦與工業化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即進口替代戰略或趕超戰略。這一思路固然目標遠大，卻犯下了違背比較優勢的致命錯誤。
由於這些產品在國際上不具備成本優勢，難以在市場上有效競爭，這些國家的政府給大量虧損企業提供保護，減少其投資和運營成本，包括授予國內市場壟斷權、壓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國貨幣幣值、控制原材料價格等，干預導致資金、外匯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結果，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渠道給這些企業直接提供資 源，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全國計劃，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信貸配給和投資、產業准入許可等。為便於實施，許多國家還依賴國有企業發展目標產業。
保護政策還會產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國消費的產品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選擇；本國經濟因為生產缺乏規模經濟的少量產品，市場被分割，效率同樣受損。保護政策還削弱了外國企業的競爭，鼓勵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國內企業形成壟斷尋租收益，增加投資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詳細論證了這一發展戰略的形成和後來的扭曲：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 而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這也是發展經濟學的「1.0版本」。
《財經》：市場與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林毅夫：市場主導沒錯，但市場絕非萬能。所以，不能這麼簡單地思考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1.0版本」衰落之後，「華盛頓共識」興起，即發展經濟學「2.0版本」，強調以發達國家的市場制度做參照系，，通過休克療法療傷，發對政府干預市場。
我經常會談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智利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30%—50%，上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上台之後，推行「華盛頓共識」，但之後沒能發展起新產業。智利人引以為榮的產業，比如制酒產業、三文魚產業，基本上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動發展的。
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英特爾的電腦芯片大部分在中國台灣地區生產。英特爾為了分散化，準備在拉丁美洲找一個國家設廠，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說，你來就來，跟我說干嗎？英特爾說，幾 十億、上百億美元的投資，我要基礎設施、港口保證，智利的產業主要是農業和礦業，人力資本結構不一樣，你需要幫我配套。智利政府說那不行，市場必須是公平 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個產業。
結果，哥斯達黎加接受了英特爾的條件，英特爾的投資就跑到那裡去了。
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夠看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什麼，並根據這些產業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會喪失發展機遇。
今天回首發展經濟學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敗，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財經》：後來東亞的成功，正是堅持比較優勢理論的結果？
林毅夫：在18世紀以前，西方國家花了大約1400年才實現人均收入翻番；到19世紀以後，這個過程僅用了約70年；到20世紀，則只需要35 年。增長加速如此迅猛，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加速，以及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快速轉型，各種生產要素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結構變化的過程，這不僅包括工業、技術升級以及經濟的多元化，還應包括就業結構變遷(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進入高生產率 的部門)，以及「硬」(有形)的基礎設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軟」(無形)的基礎設施如法律、教育、金融等的不斷完善。目前經濟學研究已經耗費巨大 精力去關注技術創新，但對同等重要的結構變化問題卻關注不夠。
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資本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產業升級和轉移即開始加速進行。
亞洲四小龍的工業發展用了不到40年時間，中國大陸的速度更快。發展經濟學家們從中應該能發現成功追趕的秘密，即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替代戰略， 在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政府負責在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內在的協調問題、外部性補償上多做文章，以降低交易費用。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也就是發展經濟學的「3.0版本」。
《財經》：問題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別比較優勢和具備競爭力的產業？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為政策制定者在幫助企業順利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設計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為六個步驟：
一，找出參照模型。通常，作為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超過20年。這類產業在參照國是夕陽產業，正好是本國的朝陽產業。
二，看是否已有國內民營企業自發地進入第一步選定的新產業。有則意味著企業已經識別出此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考慮優先發展這些產業，幫助企業發展和其他企業進入，排除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該產業迅速具備國內國際競爭力。
三，若選定的產業對本國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參照國的企業來投資，它們會有積極性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外資企業投資的瓶頸障礙，同時採取便於國內私企進入這些行業的措施。
四，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產業最近才出現，除了第一步已經選擇的產業外，政府還應該關注國內企業的自發創新，發現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時應該幫助先行企業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上的各種障礙。
五，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較差、全國同步改善有難度的現實，設立工業園區進行局部改善，工業園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專業化，需要有產業集群。
六，政府可對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資的資金，或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或優先獲得金融服務。
通常而言，在市場大潮中起伏的企業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但是，單個企業解決不了產業升級所必然產生的協調和外部性問題，政府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結構主義時期是過猶不及，華盛頓共識時期是不及猶過。
《財經》：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內的貧窮國家，將會在這一輪危機中獲得難得的發展機遇？
林毅夫：危機即轉機。貧窮國家，包括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除了確保資源財富得到妥善管理，還應把部分財富投入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以促進這些國家向非資源產業部門的多元化轉型，創造就業機會並實現包容性增長，從而把「資源詛咒」變成「資源祝福」。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路徑
《財經》：之前你談到了美元等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其一國貨幣和全球貨幣角色之間的衝突，是本輪金融危機的根源。即使通過新馬歇爾計劃力推全球共贏，但病根未除，同樣的危機可能再度發生。
林毅夫：確實如此。佈雷頓森林體系始於1944年，確定了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而美元與黃金形成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兌換價。該體繫於 1973年崩潰，黃金退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舞台。但無論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還是之後，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只要一國貨幣繼續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作為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就繼續存在。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原因，與本輪金融危機一樣，根源在於美國：由於越南戰爭的財政需要和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帶來的社會支出增長，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明顯轉向擴張，赤字擴大，結果導致貨幣黃金儲備在1968年遭遇投機性攻擊。
在數年波動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財經》：正是看到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人民幣國際化開始加速。多元儲備貨幣體系似乎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林毅夫：不，多元儲備貨幣體系風險極大。從本質上來講，這仍然是一國貨幣充當全球埋單者的角色。
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如果能夠穩定，需要國際儲備貨幣國的經濟結構沒有重大缺陷。但美國、歐盟和日本，以及新興經濟體，哪個國家和地區不存在結構問題？只要結構問題存在，該國貨幣就一定會遭到投機性攻擊。
去年歐債危機發生時，瑞士法郎和日元成為避險貨幣，大量熱錢流入，這兩種國際儲備貨幣迅速升值。而新興市場則在大量熱錢流入之後，接著又大量流出。這種大量流入、流出，與國內經濟環境和利率等基本面無關。例如巴西，就出現了資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的情形。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個內在不穩定，在於國際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模式。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和對沖基金等會放大最初的波動，導致大規模資本流動以及匯率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動。安全資產的供需不平衡，可能通過「短期波動加劇、羊群效應以及主權債務擠兌」等多種途徑影響全球金融穩定。
《財經》：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國，會擁有鑄幣稅收益。
林毅夫：不能這樣理解，鑄幣稅的收益難抵匯率波動風險。目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每年鑄幣稅收益在800至900億美元。而鑄幣稅只能由參與貨幣籃子的國家分享，未來如果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每方鑄幣稅收益不過300億美元。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情況下，匯率大幅波動，資金大額進出的風險遠遠超過了鑄幣稅收益。
《財經》：換言之，如果國際貨幣體系沒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應暫緩或嚴控規模？
林毅夫：是的，而且要高築牆，把洪水攔在壩外。考慮到上述風險，在凱恩斯當年「班柯」貨幣構想的基礎上，我建議創立一種未來的國際貨幣，它擁有紙幣的靈活性，足以隨著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同時又與黃金等商品相似，屬於國家貨幣體系以外的貨幣。這種貨幣可以保持穩定的匯率，又不會造成金本位的通貨緊縮趨勢，我將之命名為「紙黃金」。
紙黃金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由一家國際中央銀行根據國際協議規定發行。各國將同意，紙黃金可以用於所有產品、服務、大宗商品和證券的國際結算。紙黃金將在國際貿易中發揮價值儲藏、交易中介以及會計標準的作用。
紙黃金的供給將嚴格遵守弗裡德曼的K比例法則(或修訂後的泰勒法則)，其依據是對世界經濟和資產交易增長的預測，K的確切數值由創始國際協議設立的獨立專家委員會決定。
紙黃金鑄幣稅可以用於支付國際發行機構的運營成本，並用於支付全球公共品的生產。
各國可以保留本國貨幣，但必須與紙黃金建立固定匯率。匯率平價的調整需要得到國際貨幣機構的允許，而且只能在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情況進行。
紙黃金儲備可與當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外匯儲備、黃金、特別提款權和預先確定的一定數量的本國貨幣組合交換。各國可以使用以紙黃金為面值的資金沖銷國際支付的失衡。
《財經》：3年半之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曾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構想，他談到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這與你所說的紙黃金有何區別？
林毅夫：特別提款權是以儲備貨幣國的貨幣為基礎，所以，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會繼續存在，根本矛盾仍然得不到解決。
《財經》：上世紀4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構建之時，美國經濟總量佔到了全球一半，如今雖然縮水為四分之一弱，但仍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頗大影響。歐盟經濟總量佔據了另一個四分之一，加上日本和中國，改革絕非易事。
林毅夫：「新常態」下，匯率的大幅波動，資金的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巨大風險，會讓紙黃金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如果這一構想遲遲不能實現，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場又一場新危機。改革現行貨幣體系或將因此而水到渠成。
下篇：「超越發展瓶頸」
投資是遠期消費
《財經》：你此次歸國後，曾在一些場合談到，中國當前仍然要以投資為主而非以消費為主，並認為「四萬億」刺激計劃利大於弊。這引發了很多爭議。
林毅夫：首先，「四萬億」利大於弊。最大的益處在於保住了就業，弊端則是不應以貨幣政策為主，而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後來出現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但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四萬億」計劃，這與我國的信貸管理體制有著內在關聯。
其次，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消費是在當期是需求，但是，消費完了就沒有，所以，不可持續。投資當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轉為生產力，可以創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
中國已是中等收入國家，但距離高收入國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高鐵建設可能有些超前，但從長期來講，這是符合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瓶頸項目。農村的基礎設施普遍嚴重不足，城市的基礎設施也需完善，地鐵多修一些不是問題。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產業仍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也有不少基礎設施仍待改善。如果廢棄了投資，如何提高生產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何通過基礎設施完善來降低阻礙經濟增長的高交易費用？
《財經》：你曾談到，目前中國政府負債率不超過GDP的40%，與60%的國際警戒線相去甚遠，因此仍具投資能力。但是，這一統計如計入養老金等遠期負債，情況可能很不樂觀。
林毅夫：但中國仍存在大量國有資產，其中相當一部分當年理應劃撥給社保基金。如果算上這一塊，中國政府負債率甚至會低於GDP的40%，投資能力無憂。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財經》：主流觀點認為，當前消費比例偏低，內需不振。
林毅夫：問題是你要揚湯止沸還是釜底抽薪？所謂揚湯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稅收，增加對窮人的轉移支付。但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況下的二次分配，無異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所謂釜底抽薪，就是徹底解決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長期以來的體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來說，高收入群體儲蓄傾向高，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後者傾斜，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會增加。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消除雙軌制改革所遺留下來的一系列不利於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結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我們都知道，大銀行天然具有為富人和大企業服務的傾向。其次，改革資源稅 費，讓資源產業變成一個與風險對應的正常盈利行業。再次，壟斷性行業要開放競爭。一些屬於自然壟斷的行業，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壟斷不可取。改革開放30 餘年來，原先需要保護方能生存的重化工業，如今已具備比較優勢，那麼，原有的雙軌制使命已經終結，這些保護國有企業的扭曲應該取消，並且，向民資開放就順理成章，「民營36條」亟需落實。
如果這三條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內需如何提振？
《財經》：大力發展中小銀行，仍是走間接融資為主的道路。而央行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給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渠道。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比較優勢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一國的配套措施則內生於此。拓展直接融資渠道，最終獲利者仍是大企業和富人，因為要發行債券等產品，需給投行等中介機構付費，價格不菲。具有規模效應，適合大企業的融資需要，中小企業則負擔不起。
一國的金融結構也好，其他軟硬基礎設施也罷，都內生於該國的實體經濟的需要。實體經濟當然在不斷變化，如果發展到美歐的水準，多層次資本市場自然水到渠成。
《財經》：你曾在不同場合提及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哪些改革舉措落實到位，增長潛力才會被充分挖掘出來？
林毅夫：如果把中長期發展的瓶頸消除，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增長8%就有可能實現。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 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按照這一標準，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 1975年、韓國在1977年和美國的比較水平。這四個經濟體之後維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長，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以上。它們都是中國未來20年擁 有8%經濟增長潛力的參照系。
但是， 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的差異，在於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後發優勢。許多人的誤解在於斷句取義，割掉了「潛力」二字。
如何界定「政府之手」
《財經》：目前政府介入微觀經濟頗多，加之腐敗頻發，社會公平缺失等問題交織，很多學者提出應限制政府之手過度干預經濟，而你在闡述新結構經濟學、新馬歇爾計劃當中，比較強調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認為不能因噎廢食。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的三條釜底抽薪之策，從某種角度而言，抽的正是「腐敗」這根「薪」。其次，即使在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也存在諸多行政干預，諸如專利、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政府採購、行政命令等。在基礎科研方面，發達國家的財政經費也不是無限的。既然有預算約束，你就要選擇了。選擇的標準，無非是哪個課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更大而已。
同樣，政府採購A，為什麼不採購B，也存在選擇。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府也有行政命令，比如說新能源在10年後要達到多少比重，本質上講，這就是產業政策。
第三，後發國家在選擇比較優勢產業之時，因有先例可循，具備信息優勢，政府因勢利導之手就更容易成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果像前面所舉的智利的例子，放棄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就是自廢武功。
《財經》：國內一些學者非常反對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認為產業園區等措施扭曲了價格信號，讓一些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
林毅夫：我們要看到，儘管有瑕疵，比如地方政府的某些產業政策可能錯誤，但由於預算法沒有開口子，地方政府並無舉債權，補貼不可能太多，錯誤的政策不可能走得太遠。
總體上，改革開放30餘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選準了具備了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出口導向戰略，較大限度地發揮了自身的後發優勢。否則，無法取得30多年年均增長9.9%的成績。
繞開陷阱
《財經》：在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俱樂部之後，中國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大概需要避免三個陷阱。
首先，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蘊藏著巨大風險。
當前短期投機資本在全球流動，即使是發達的貨幣儲備國也蒙受其害。那麼，過快的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將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關鍵問題是，不僅匯率、利率「兩率」改革滯後，中國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債券市場規模過小。一個大浪過來，打到大洋裡無聲無息，打到小河裡會翻船。
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為《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的對策》的文章中提出，當前需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高築牆」指的是對外國直接投資要歡迎，但是，尚不能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對短期資本流動和外資在我國的證券和房地產市場投資要有管制。
「廣積糧」是指要繼續保持較大的外匯儲備，在發生危機時現金是王。人民幣寧可要保持升值的預期，不要出現貶值的壓力。
「緩稱王」是指還需要繼續韜光養晦，利用我國當前的內外有利條件，推動改革，完善各種體制，以提高競爭力，不要急於把人民幣變為國際儲備貨幣。
《財經》：八、九年前，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500億美元，你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保持這一規模的外儲足矣。如今外儲已是彼時的9倍，你卻說要保持較大的外儲。
林毅夫：約束條件已經生變，當時國際貨幣體系並未爆發金融危機，幾個主要貨幣儲備國也未動用貨幣寬鬆政策，風險也沒現在這麼大。
保持較大規模的外儲，並非是建議政府刻意為之，而是順應比較優勢，順勢而為即可。
《財經》：中國持續發展需要繞開的第二個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從廣義考慮，「廣積糧」還應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價格改革、城鄉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國的經濟體質和競爭力。剛才已經談到，債券市場規模過小，應加速發展，為地方發展助力。
《財經》：既然預算法沒有給地方債券打開缺口，如果地方政府選錯了產業，就不會錯得太離譜。如果地方政府有了舉債權，會不會產生集中力量辦壞事的風險？周小川行長在近期也提出了賦予地方發債權的主張，這是出於怎樣的考量？
林毅夫：地方政府距離經濟活動、比較優勢產業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長期以來，事權與財權並不匹配。「四萬億」投資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普遍採用了地方融資平台作為載體，通過期限錯配的方式籌集資金，進一步反映出事權與財權不匹配的扭曲。
因此，賦予地方政府發債權，合情合理。問題是，在授予地方政府發債權的同時，也需要賦予地方人大切實的預算管理權力。
《財經》：如此一來，不僅地方政府與人大的橫向關係發生了質變，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係也將質變。
林毅夫：這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這項改革未落實到位前，地方發債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認可和規範。
《財經》：第三個陷阱又埋在哪裡？
林毅夫：這個陷阱是良好的願望與實際條件的差異，就是結構主義旗下的趕超陷阱，直到今天，這一思路仍有著非常大的市場，政府也好，學者也罷，經常強調「搶佔制高點」。這些願望經常會成空，付出不少代價。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這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
林毅夫：我給你舉個例子。前蘇聯在航天產業上一直不落後於美國。在外太空的競爭可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的競爭，而是一系列產業的競爭，包括化學工業、材料工業、電信工業等等。
《財經》：以前蘇聯體量之大、自然資源之豐富，當然有可能與美國在最尖端的產業上競爭。
林毅夫：問題就在這裡。前蘇聯決定跟與美國在航天工業上競爭時，前蘇聯作為中等收入國家，這些產業不是它的比較優勢，意味著與航天有關的一系列產業都需要補貼。由於資源都被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搶走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匱乏，其發展自然不可持續。
《財經》：這是前蘇聯和俄羅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嗎？
林毅夫：是主要原因。
《財經》：然而，這些產業不該發展嗎？
林毅夫：當然，有些產業是國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發展。除此之外，經濟發展仍然應該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資本豐富程度，要提高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的前提是提高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資本來自於剩餘的積累，按 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創造最大的剩餘，投資的回報率也會最高。
因此，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會最快，等要素稟賦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也就會在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也同樣具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市場上不靠保護補貼就可以直接和它們競爭。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拔苗助長的願望是好的，但最後總是欲速不達，而根據比較優勢按部就班發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續。 《財經》雜誌
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
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個必然趨勢
縱觀中國今年上半年宏觀數據，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二季度增長7.6％，增速3年 來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8398.4億美元，同比增長8%。其中出口9543.8億美元，增長9.2%；進口8854.6億美元， 增長6.7%；貿易順差689.2億美元，擴大56.4%。
記者：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開始顯現，投資、消費、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在此宏觀經濟的格局下，您認為今後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經濟是否存在「硬著陸」的風險？
韋森：我素來不怎麼用「硬著陸」、「軟著陸」這種帶有情感的隱喻性詞彙，總覺得這種說法的背後的潛台詞是假定一國的宏觀經濟像架大飛機，總有一個航 班「駕駛員」和「機長」似的政府操控和調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東方早報》記者曾給我做了一個訪談，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的訪談中，我就指出， 中國經濟逐漸下行，將是一種自然趨勢，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必然趨勢。這個觀點隨後也影響到了較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包括國外的一些經濟觀察家。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年的黃金增長時期。經過 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逐漸下行，應該認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財經媒體樂觀地表示，中國經濟將在7月份「見底回升」。我覺得這種 觀點只是看到了經濟的表面現象。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長期趨勢看，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速的逐漸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下行將是一個必然和自然趨勢，可以從三個層面講。其一是表層的，即人們所常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均舉步維艱；其二才是根 本的，即各類企業的資本邊際回報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三則是從歷史的觀察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看來已過巔峰期，慢慢進入了長期增速下行的 趨勢中。
記者：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都面臨著不小的挑戰。中國企業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賓、印尼、巴西、越南等 國家，而較多外資企業也紛紛外遷他國。加之西方國家經濟低迷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您具體怎樣解讀投資、消費、出口三方面的形勢？
具體說來，在過去近10年中，投資佔中國GDP比重連續超過40%，世界上其他國家尚無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在前幾年時間由各級和各
地政府所啟動和推動的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的高峰期即將過去，而民間投資也在逐漸減少。如今的
「鐵、公、基」等興建投資項目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負債和企業負債。在外貿出口方面，2011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同比增長20.3%，應該說仍然是相當高的速率，但全年對GDP的貢獻卻為-5.8%。目前看來，歐美、日本經濟要從目前的蕭條中走出來，可能復甦需5～10年甚至更長時間。
由此判斷，我們的外貿出口基本上已臻頂峰，即不會再怎麼增長了，至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快速增長了。在此情況下，外貿淨出口對GDP的貢獻將會是負的，且今
年中國外貿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值為負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內需消費保增長目前看來也較為困難。多年來，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呈下滑趨勢，特別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顯。稅收的增加、企業 利潤的下滑，尤其是民營和中小企業的關停，將會導致中國普通百姓收入的繼續下滑。近些年來，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來就增長 不多，而這些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或到國外去消費去了。在這樣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過增加消費、啟動內需而推動未來的經濟增長？
在目前的經濟社會格局中，即使我們政府的基本國策有一個大轉變，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這首先和必定要減少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 入，舍其似無他法），似乎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增速緩步下行的趨勢。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正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國大規 模投資的熱潮正在過去，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在下降，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降，中國經濟和社會正在轉型。目前，中國家庭消費只佔GDP比重的 34%左右，最終消費也僅為GDP比重的47%。中國經濟正處在投資拉動型與消費驅動型的轉折點上。從主要靠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本身正說明了中國 經濟的下行將是一種自然和必然趨勢。換句話說，靠消費拉動經濟，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期正在過去。如果意識不到這一經濟發展的自然法則，在人為啟動一 輪大規模的投資，就會像一個老長跑運動員靠服大量興奮劑來維持自己過去的速度一樣，那會大傷身體的，甚至會導致沒跑到終點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經濟衰 退。一會我還會從理論上再回頭細談這一點。
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意味經濟增速進入下行軌道
記者：您在最近的重讀哈耶克與凱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凱恩斯曾提出「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是經濟進入衰退期的徵兆」這一重要發現，您這樣看待這個觀點？
韋森：在1931年出版的《貨幣論》第二卷第30章，凱恩斯強調說：「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 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之前，他還深刻地指出：「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 上奔馳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凱恩斯的一個偉大發現。在今天當今中國的格局中，重讀思凱恩斯的這一提醒，更感有現實意義。
在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時期，幾乎中國所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潤率都有一個快速上升時期，大家都在賺 錢，還有很多人賺了大錢，這正是發生在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時期。現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數據都表明，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用凱恩斯經濟學話來 說，當今中國經濟「資本的邊際效率」正在下滑。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動力不足最根本的風向標。吳敬璉教授今年早些時候曾提出一個觀點：「各行各業賺大錢的 時期一去不復返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記者：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您曾表示中國經濟下行將是歷史觀察中的必然結果，那麼您認為我們會複製日本經濟當年的走勢嗎？
韋森：人類進入近現代社會以來，每一個國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長的時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趕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縱觀歷史，英 國真正崛起是在19世紀30～40年代發生工業革命時期，有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直到1873年，就來了一個大衰退。德國在1871統一後，也經歷一個 2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開始，到1973年出現石油危機後就結束了。隨後，日本經濟從 1975年開始恢復，在1975～1985年的十年時間中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穩定增長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來的20世紀50～60年代的 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現在都沒有走出來。
中國經濟可以說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開始騰飛，至今也正好經歷了20年了。2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10%上下。把中國經 濟放在當代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現今所面臨的狀況，很像日本在1973年時面臨的情景。對比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們會發現很多相 似之處：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實體部分的投資所推動的增長，尤其是在製造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也主要依靠外貿出口來快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正處於 實體部門、重化工部門、製造業部門尤其是與外貿出口有關的製造業高速增長的末期，這與日本經濟當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現在看來，目前中國的經濟成長階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當時，日本的經濟經過近20年的高速增長，已經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後經過
之後有十七八年「穩定增長時期」，到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而進入蕭條期時，人均收入已快到2.5萬美元了，比當時美國人均GDP還高1658美元。
目前，我們人均收入目前僅為5000美元，如果中國經濟還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長一段時間，那對未來中國而言，可能是很不錯甚至最好的選擇了。但是，
如果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呈現下行時，如果政府決策層再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而期望靠高投資率而強行維持8％以上的增長，可能在中國的人均GDP還沒有大致
10，000元就出現大的經濟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們所常說和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們應該儘量避免這種狀況。
基於上述判斷，我最近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和這篇訪談中，呼籲要對中國經濟漸進下行要有「思想準備」和「合理預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決 策層和企業家乃至普通投資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經濟運行自然法則和這一大趨勢的決策和對策。否則，如果再逆經濟運行的內在法則而靠大規模地釋放銀行貸款來 強行維持短期高速增長，再來一波大規模的投資，很可能在未來會把經濟推向突然崩潰和大蕭條，這也是我最近讀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 二三十年代有關經濟週期發生原因的早期的經濟學著作所悟出來的一點。當然，我們不能盡信純經濟學理論。然而，正是依照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反觀當今 中國經濟的現實格局，我才有這樣一個判斷。當然，經濟學人任何預期未來都是危險的。但是，沒有危機意識，盲目擴張，盲目投資，可能危險更大。因為，反觀 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之前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有思想準備和預警，各國經濟才會摔得如此 慘烈。有預警，有思想準備，可能更有益於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
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銀行負債到了危險邊緣
據證券機構對中國上市銀行2011年年報與今年一季報統計分析顯示，2011年中 國上市銀行表現出不良貸款餘額的雙降，且從環比統計數據看，2011年末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比三季度末有了明顯的上升。中國銀監會最近的數據也顯示， 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億元人民幣，連續兩季度出現反彈，不良貸款率達0.9%。
記者：目前中國的投資主要依靠「鐵、公、基」等投資項目，而其背後是大量的銀行貸款，您怎樣看銀行的負債與壞賬問題？
韋森：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術語來說，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過度投資」問題，而是大量「錯誤投資」和「不當投資」問題。 多年來，中國的投資更多體現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擴張，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在發改委的產業政策的鼓勵、引導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產業和產品上的盲 目擴張。這就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繁榮時期投資大都是自由企業根據自己的利潤預期而自行決策的擴張有著本質的區別。正是因為這一點，中國經濟若出問題，可能比 西方國家幾次衰退時期所出的問題更大，「摔」得更嚴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及其對今天的啟示」的專欄文章中指出，當經濟處於擴張時期，如果央行人為壓低利率，將導致資本向投資資本品生 產部門的擴張。擴張之後，將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們的實際儲蓄和消費偏好不匹配，反而證明了人為壓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資是錯誤投資或不當投資。倘若錯誤的 投資不能及時收回，待銀行貸款還款期限來臨時，經濟大蕭條就來了。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訴世人的。是否在21世紀這一理論仍然 適用？至少我觀察可能非常適用目前中國的經濟格局。
這幾年，為了應付這次世界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中國的投資尤其是鐵、公、基 建設投資是多麼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資，都是靠銀行貸款來支持、來啟動的。當然，這其中有中國外貿出口高速增長所導致的外匯儲備增加以及資本賬戶外資流入所 導致的央行基礎貨幣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國人儲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應該還是基礎設施投資的黃金時代的末期。但是，過去數年， 中國所啟動的基建規模實在是太大了，中國的銀行貸款增量實在是大的驚人。我初步計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這三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就超過 了30萬億元，與2010年近40萬億GDP相比，比率為0.75，即這三年間每塊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貸款在背後。
目前中國的銀行壞賬率從賬面上看還不高，僅為1%。但更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國貸款餘額超過了58萬億，而去年的GDP為 47.9萬億。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後積累有1.28元的貸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資項目和企業投資項目不盈利或虧損，而銀行貸款到期了，不能償還，巨 量的壞賬最後會擁積到銀行，後果將不堪設想。
大量錯誤投資或將經濟推向大蕭條
前段時間，中國大量項目屢屢獲批，使得發改委備受關注，加之其對「新四萬億」以及「四萬億2.0版本」等說法的否定，更成為社會的焦點。雖然來自國家發改委和地方發改部門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國家不會重複2008年時大規模的投資計劃。
正值此時，總投資超過1300億元的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與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卻逆市上馬，也因此備受業界關注。不可否認，2011年中國鋼鐵 行業的利潤率僅為2.4%，今年1～4月，其利潤率進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中鋼協方面表示，目前中國鋼鐵業已超過年產9 億噸的產量和不足7億噸的消費出口過剩巨大，2012年起中國鋼鐵行業將進入全面的過剩階段。
縱觀中國今年上半年宏觀數據，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二季度增長7.6％，增速3年 來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8398.4億美元，同比增長8%。其中出口9543.8億美元，增長9.2%；進口8854.6億美元， 增長6.7%；貿易順差689.2億美元，擴大56.4%。
記者：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開始顯現，投資、消費、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在此宏觀經濟的格局下，您認為今後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經濟是否存在「硬著陸」的風險？
韋森：我素來不怎麼用「硬著陸」、「軟著陸」這種帶有情感的隱喻性詞彙，總覺得這種說法的背後的潛台詞是假定一國的宏觀經濟像架大飛機，總有一個航 班「駕駛員」和「機長」似的政府操控和調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東方早報》記者曾給我做了一個訪談，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的訪談中，我就指出， 中國經濟逐漸下行，將是一種自然趨勢，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必然趨勢。這個觀點隨後也影響到了較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包括國外的一些經濟觀察家。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年的黃金增長時期。經過 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逐漸下行，應該認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財經媒體樂觀地表示，中國經濟將在7月份「見底回升」。我覺得這種 觀點只是看到了經濟的表面現象。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長期趨勢看，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速的逐漸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下行將是一個必然和自然趨勢，可以從三個層面講。其一是表層的，即人們所常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均舉步維艱；其二才是根 本的，即各類企業的資本邊際回報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三則是從歷史的觀察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看來已過巔峰期，慢慢進入了長期增速下行的 趨勢中。
記者：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都面臨著不小的挑戰。中國企業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賓、印尼、巴西、越南等 國家，而較多外資企業也紛紛外遷他國。加之西方國家經濟低迷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您具體怎樣解讀投資、消費、出口三方面的形勢？
韋森：整體而言，大規模的投資和出口快速增長的確在此之前
很長一段時間里拉動著中國經濟增長。現在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基本格局是，大規模投資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外貿出口也已差不多達到頂峰。在國民收入三部分中，
政府財政收入在過去近20年裡高速增長、企業利潤開始增長也比較快（但最近幾年開始有些下降），但勞動收入部分佔GDP的份額過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這種
情況下，消費也很難啟動。這是當下中國經濟的整體格局。
依靠內需消費保增長目前看來也較為困難。多年來，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呈下滑趨勢，特別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顯。稅收的增加、企業 利潤的下滑，尤其是民營和中小企業的關停，將會導致中國普通百姓收入的繼續下滑。近些年來，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來就增長 不多，而這些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或到國外去消費去了。在這樣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過增加消費、啟動內需而推動未來的經濟增長？
在目前的經濟社會格局中，即使我們政府的基本國策有一個大轉變，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這首先和必定要減少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 入，舍其似無他法），似乎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增速緩步下行的趨勢。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正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國大規 模投資的熱潮正在過去，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在下降，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降，中國經濟和社會正在轉型。目前，中國家庭消費只佔GDP比重的 34%左右，最終消費也僅為GDP比重的47%。中國經濟正處在投資拉動型與消費驅動型的轉折點上。從主要靠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本身正說明了中國 經濟的下行將是一種自然和必然趨勢。換句話說，靠消費拉動經濟，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期正在過去。如果意識不到這一經濟發展的自然法則，在人為啟動一 輪大規模的投資，就會像一個老長跑運動員靠服大量興奮劑來維持自己過去的速度一樣，那會大傷身體的，甚至會導致沒跑到終點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經濟衰 退。一會我還會從理論上再回頭細談這一點。
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意味經濟增速進入下行軌道
凱恩斯在其《貨幣論》中曾指出，「經濟週期最好應被當作系
由資本的邊際效率的週期性變動所造成；隨著這種變動而到來的經濟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變量，會使經濟週期的情況而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凱恩斯本人認為，
一個國家的繁榮和興衰，與企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緊密相關。倘若企業都能夠盈利，國家就進入繁榮期；而當全部企業利潤下降，資本的邊際收益率為負時，這個國
家的經濟也已淪入衰退期。
韋森：在1931年出版的《貨幣論》第二卷第30章，凱恩斯強調說：「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 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之前，他還深刻地指出：「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 上奔馳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凱恩斯的一個偉大發現。在今天當今中國的格局中，重讀思凱恩斯的這一提醒，更感有現實意義。
在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時期，幾乎中國所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潤率都有一個快速上升時期，大家都在賺 錢，還有很多人賺了大錢，這正是發生在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時期。現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數據都表明，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用凱恩斯經濟學話來 說，當今中國經濟「資本的邊際效率」正在下滑。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動力不足最根本的風向標。吳敬璉教授今年早些時候曾提出一個觀點：「各行各業賺大錢的 時期一去不復返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記者：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您曾表示中國經濟下行將是歷史觀察中的必然結果，那麼您認為我們會複製日本經濟當年的走勢嗎？
韋森：人類進入近現代社會以來，每一個國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長的時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趕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縱觀歷史，英 國真正崛起是在19世紀30～40年代發生工業革命時期，有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直到1873年，就來了一個大衰退。德國在1871統一後，也經歷一個 2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開始，到1973年出現石油危機後就結束了。隨後，日本經濟從 1975年開始恢復，在1975～1985年的十年時間中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穩定增長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來的20世紀50～60年代的 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現在都沒有走出來。
中國經濟可以說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開始騰飛，至今也正好經歷了20年了。2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10%上下。把中國經 濟放在當代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現今所面臨的狀況，很像日本在1973年時面臨的情景。對比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們會發現很多相 似之處：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實體部分的投資所推動的增長，尤其是在製造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也主要依靠外貿出口來快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正處於 實體部門、重化工部門、製造業部門尤其是與外貿出口有關的製造業高速增長的末期，這與日本經濟當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國經濟與當年的日本，也有許多差別。最大的差別在
於國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變動上。在過去的差不多20年，中國的GDP與政府財政收入飛速增長，企業利潤和資本的回報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財富迅速崛
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例卻一直在下降，導致了「國富民窮」的現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財富佔有上差別均迅速拉大。這就與當年的日本截然不同。
按照台灣清華大學經濟史學家賴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率幾戶與GDP增長速率同步，在「國強」時，「民富」了，並
且社會收入分配差別一直不是太大。我們現在則完全不同，國富了，卻民不怎麼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基於上述判斷，我最近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和這篇訪談中，呼籲要對中國經濟漸進下行要有「思想準備」和「合理預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決 策層和企業家乃至普通投資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經濟運行自然法則和這一大趨勢的決策和對策。否則，如果再逆經濟運行的內在法則而靠大規模地釋放銀行貸款來 強行維持短期高速增長，再來一波大規模的投資，很可能在未來會把經濟推向突然崩潰和大蕭條，這也是我最近讀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 二三十年代有關經濟週期發生原因的早期的經濟學著作所悟出來的一點。當然，我們不能盡信純經濟學理論。然而，正是依照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反觀當今 中國經濟的現實格局，我才有這樣一個判斷。當然，經濟學人任何預期未來都是危險的。但是，沒有危機意識，盲目擴張，盲目投資，可能危險更大。因為，反觀 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之前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有思想準備和預警，各國經濟才會摔得如此 慘烈。有預警，有思想準備，可能更有益於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
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銀行負債到了危險邊緣
據證券機構對中國上市銀行2011年年報與今年一季報統計分析顯示，2011年中 國上市銀行表現出不良貸款餘額的雙降，且從環比統計數據看，2011年末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比三季度末有了明顯的上升。中國銀監會最近的數據也顯示， 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億元人民幣，連續兩季度出現反彈，不良貸款率達0.9%。
近期，央行兩次降低基準利率，同時擴大利率浮動區間。銀行業競爭加劇、利差收窄，進而影響到今年銀行業的利潤。有觀點認為，倘若經濟下半年不能見底，明年銀行業壞賬將大幅增加、淨資產將嚴重縮水。
韋森：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術語來說，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過度投資」問題，而是大量「錯誤投資」和「不當投資」問題。 多年來，中國的投資更多體現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擴張，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在發改委的產業政策的鼓勵、引導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產業和產品上的盲 目擴張。這就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繁榮時期投資大都是自由企業根據自己的利潤預期而自行決策的擴張有著本質的區別。正是因為這一點，中國經濟若出問題，可能比 西方國家幾次衰退時期所出的問題更大，「摔」得更嚴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及其對今天的啟示」的專欄文章中指出，當經濟處於擴張時期，如果央行人為壓低利率，將導致資本向投資資本品生 產部門的擴張。擴張之後，將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們的實際儲蓄和消費偏好不匹配，反而證明了人為壓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資是錯誤投資或不當投資。倘若錯誤的 投資不能及時收回，待銀行貸款還款期限來臨時，經濟大蕭條就來了。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訴世人的。是否在21世紀這一理論仍然 適用？至少我觀察可能非常適用目前中國的經濟格局。
這幾年，為了應付這次世界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中國的投資尤其是鐵、公、基 建設投資是多麼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資，都是靠銀行貸款來支持、來啟動的。當然，這其中有中國外貿出口高速增長所導致的外匯儲備增加以及資本賬戶外資流入所 導致的央行基礎貨幣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國人儲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應該還是基礎設施投資的黃金時代的末期。但是，過去數年， 中國所啟動的基建規模實在是太大了，中國的銀行貸款增量實在是大的驚人。我初步計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這三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就超過 了30萬億元，與2010年近40萬億GDP相比，比率為0.75，即這三年間每塊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貸款在背後。
目前中國的銀行壞賬率從賬面上看還不高，僅為1%。但更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國貸款餘額超過了58萬億，而去年的GDP為 47.9萬億。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後積累有1.28元的貸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資項目和企業投資項目不盈利或虧損，而銀行貸款到期了，不能償還，巨 量的壞賬最後會擁積到銀行，後果將不堪設想。
大量錯誤投資或將經濟推向大蕭條
前段時間，中國大量項目屢屢獲批，使得發改委備受關注，加之其對「新四萬億」以及「四萬億2.0版本」等說法的否定，更成為社會的焦點。雖然來自國家發改委和地方發改部門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國家不會重複2008年時大規模的投資計劃。
正值此時，總投資超過1300億元的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與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卻逆市上馬，也因此備受業界關注。不可否認，2011年中國鋼鐵 行業的利潤率僅為2.4%，今年1～4月，其利潤率進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中鋼協方面表示，目前中國鋼鐵業已超過年產9 億噸的產量和不足7億噸的消費出口過剩巨大，2012年起中國鋼鐵行業將進入全面的過剩階段。
記者：前段時間發改委審批通過了廣東湛江鋼鐵基地等項目，對於這些項目的投資，您怎樣看？
韋森：這幾年，中國大規模地投資興建了「鐵、公、基」項目，是中國經濟能維持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資高峰在未來幾年時間
裡即將過去，之後將留給地方政府巨大的債務。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資也必須在靠銀行貸款來啟動和完成。最近全國人大預算法修訂時關掉了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可
能渠道，這無疑又將會把地方政府逼向通過銀行貸款來維持本地經濟增長的窄門。地方政府靠銀行貸款來建基礎設施、開發區和發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猶如一
個「抽鴉片的癮君子」，越抽越上癮，長期難以為繼。
各地大規模的投資必將帶來沉重的債務，而這些負債主要依靠地方融資平台和銀行貸款來承載。隨著土地出讓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將借新債還舊債，再發新 債來謀發展。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擔心十幾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負債只是銀行負債的一部分，企業的銀行貸款負債更是一個大問題。到 201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餘額已經高達58.2萬億，其中全國房貸只佔2.2萬億，而汽車和消費信貸應該在中國銀行貸款中還只佔很小一部分。這樣 算下來，可能超過55萬億元都是政府和企業貸款，其中光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就高達21.8萬億元。目前，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有 大量企業不賺錢，甚至開始虧損。最近暴露出來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負債300多億，以及無錫的尚德集團巨額負債，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當下中國，有 多少這樣負債纍纍、資不抵債的企業？倘若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虧損了，大家紛紛擯棄實業了，此時僅依靠政府投資來強行來保8 和維繫高增長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過幾年後還不會不出大問題？
由此來看，地方政府、企業以及一些開發商的不當投資和錯誤投資——如鄂爾多斯的「鬼城項目」，正在給中國經濟買下巨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決策 層認識不到這種錯誤的投資的潛在風險和危險，仍然想靠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投資來維持短期的高經濟增長速度，這種逆著經濟運行自然法則而行的宏觀刺激政策， 必將在未來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記者：錯誤的投資將導致過剩產能的進一步過剩，您怎麼看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問題？
韋森：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我們上面所講的從拉動GDP增長的三架馬車皆存隱患、利潤率下降以及從歷史維度三個方面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緩慢下行的通道，只是從表層上來分析，而深層次的問題，或者說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各行各業目前均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從當代世界經濟史的視角來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在一個極其難得和獨特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的歷史機遇中發生的。中 國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貿易體系，正趕上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天技術、核能技術，乃至計算機網絡技術所構成的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一波大的經濟增長的末班車。要注意到，我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最近所熱銷的所說傑裡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熱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有所區別，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發生的以原 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 息控制技術革命。
各地大規模的投資必將帶來沉重的債務，而這些負債主要依靠地方融資平台和銀行貸款來承載。隨著土地出讓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將借新債還舊債，再發新 債來謀發展。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擔心十幾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負債只是銀行負債的一部分，企業的銀行貸款負債更是一個大問題。到 201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餘額已經高達58.2萬億，其中全國房貸只佔2.2萬億，而汽車和消費信貸應該在中國銀行貸款中還只佔很小一部分。這樣 算下來，可能超過55萬億元都是政府和企業貸款，其中光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就高達21.8萬億元。目前，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有 大量企業不賺錢，甚至開始虧損。最近暴露出來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負債300多億，以及無錫的尚德集團巨額負債，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當下中國，有 多少這樣負債纍纍、資不抵債的企業？倘若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虧損了，大家紛紛擯棄實業了，此時僅依靠政府投資來強行來保8 和維繫高增長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過幾年後還不會不出大問題？
由此來看，地方政府、企業以及一些開發商的不當投資和錯誤投資——如鄂爾多斯的「鬼城項目」，正在給中國經濟買下巨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決策 層認識不到這種錯誤的投資的潛在風險和危險，仍然想靠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投資來維持短期的高經濟增長速度，這種逆著經濟運行自然法則而行的宏觀刺激政策， 必將在未來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記者：錯誤的投資將導致過剩產能的進一步過剩，您怎麼看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問題？
韋森：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我們上面所講的從拉動GDP增長的三架馬車皆存隱患、利潤率下降以及從歷史維度三個方面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緩慢下行的通道，只是從表層上來分析，而深層次的問題，或者說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各行各業目前均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從當代世界經濟史的視角來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在一個極其難得和獨特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的歷史機遇中發生的。中 國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貿易體系，正趕上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天技術、核能技術，乃至計算機網絡技術所構成的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一波大的經濟增長的末班車。要注意到，我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最近所熱銷的所說傑裡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熱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有所區別，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發生的以原 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 息控制技術革命。
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走出來，有著豐
富的勞動力資源，且中國勞動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勝任現代製造業的生產和裝配，且勞動力成本極其低廉。雖然確保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制度還有很大問題，但
有開放態度的政府來保持外資在中國的運營和合約實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資優惠條件和基礎設施的支持，使西方較多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中國，導致中
國製造業在過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發展。在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中，中國的製造業迅速崛起了，中國汽車產量已經世界第一，鋼鐵產量是美國、日本、俄
羅斯和印度四個國家總和，水泥、煤炭產量也幾乎達到全球產量的一半。還有家電產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經過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在目前中國的所有
產業中，幾乎沒有一個產業不產能過剩。
另一個在近幾年正在發生的事實卻往往被我們的決策層和人們所忽略掉了，在中國所有產業都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正在下降。政
府稅收在猛增，人民幣已大幅升值，加上勞動力成本也上升，結果導致許多之前中國出口產品製造業企業的競爭優勢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西方
國家，你會發現一個悄然的但確是很重要的變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商場和超市中，中國製造的產品正在開始減少，而來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賓、印尼、泰
國、墨西哥、秘魯等拉美國家的產品正在悄悄地增多。這意味著什麼？人民幣不斷升值、國內企業稅負較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經物流運輸成本較高等因素，已
導致中國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了。
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是好心辦壞事
「十二五」期間，中國工信部把實施工業信息業轉型作為總體目標，對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商務、電子服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進行了重點扶持，並將鼓勵三網融合、物聯網等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同時繼續支持對家電回收等節能減排項目推廣。可以說對於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空前。
記者：對於國家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與扶持，您持怎樣的觀點？
韋森：近幾年發改委為振興新興產業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許多新的政策舉措，甚至給予一些資金支持，其主導思想和願望無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要看到，這些政策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幫助了企業，有些反而是害了企業。
假設發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業發展太陽能產業，啟動資金給了500萬元，並給予企業補貼、免稅等政策。這種做法表面看似在幫助企業，但有可能是 害了企業。因為，企業要為新型產業的產品形成規模生產，可能會從銀行貸款幾億元，或通過IPO從資本市場募集幾十億原來盲目建新廠，增加生產能力。但是， 當產品出來了，發現「不經濟」，價格和應用不能為國內外市場所接受，或一些新產品不能與現有能源行業的產品競爭，結果是生產出的產品賣不出去，而卻背上了 巨額銀行負債，憑臨倒閉和被清算的命運。上面我們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無錫尚德集團也是例子。現在全國有多少這樣在國 家扶植新產業政策下錯誤投資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像這樣的企業，像這樣的投資，你說發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是幫助了企業，還是害了企業？這不是通過堂而皇 之的鼓勵新產業發展的政策把企業推向了火坑？最後是害了一些企業家？
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是好心辦壞事
「十二五」期間，中國工信部把實施工業信息業轉型作為總體目標，對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商務、電子服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進行了重點扶持，並將鼓勵三網融合、物聯網等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同時繼續支持對家電回收等節能減排項目推廣。可以說對於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空前。
記者：對於國家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與扶持，您持怎樣的觀點？
韋森：近幾年發改委為振興新興產業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許多新的政策舉措，甚至給予一些資金支持，其主導思想和願望無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要看到，這些政策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幫助了企業，有些反而是害了企業。
假設發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業發展太陽能產業，啟動資金給了500萬元，並給予企業補貼、免稅等政策。這種做法表面看似在幫助企業，但有可能是 害了企業。因為，企業要為新型產業的產品形成規模生產，可能會從銀行貸款幾億元，或通過IPO從資本市場募集幾十億原來盲目建新廠，增加生產能力。但是， 當產品出來了，發現「不經濟」，價格和應用不能為國內外市場所接受，或一些新產品不能與現有能源行業的產品競爭，結果是生產出的產品賣不出去，而卻背上了 巨額銀行負債，憑臨倒閉和被清算的命運。上面我們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無錫尚德集團也是例子。現在全國有多少這樣在國 家扶植新產業政策下錯誤投資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像這樣的企業，像這樣的投資，你說發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是幫助了企業，還是害了企業？這不是通過堂而皇 之的鼓勵新產業發展的政策把企業推向了火坑？最後是害了一些企業家？
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主張中國政府不應該鼓勵新興產業的
發展，更不是主張科技研發和技術創新上不加大資本投入。我這裡是說，在我們強勢政府主導的經濟運作體制下，發改委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才有了
這個結果。新科技的研發和創新，應該是企業和市場的事。除了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研究院這類科研機構確實需要國家財政支持外，企業的研發，是企業在市場乃
至在國際上競爭中自己的事情，即使一些新興產業發展和創辦，也應當是各種創投和風投公司的事。在任何體制下，如何政府掌控大量財力和資源，進行新興產業的
直接投資，都會效率不如企業和市場，也往往會產生大量腐敗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和根源。
目前許多中小企業面臨著關門甚至倒閉的風險，很大程度上與我們這種體制下掌握著巨大國家財政資金的「振興幾大產業」的經濟刺激計劃有直接的關係。一
些民營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現在，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集團，也是負債纍纍，只是它們大到綁架了地方政府，綁架了商業
銀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讓他們倒閉而已。聽說近期「三一重工」已經開始大規模裁員，意味著整個行業不景氣，這對經濟整體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徵兆。但是，我到
反過來覺得三一重工的管理層就非常明智，認識到經濟的冬天可能要來了，先穿上了棉衣保護自己，這才是正確和理性的選擇。
概言之，中國各行各業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一些企業利潤率開始為負，最後都會在銀行貸款壞賬上反映出來，也會在中國的股市上反映出來。時間一到， 一系列潛在問題都會浮出水面。因此，我最近一直呼籲，不要僅僅注意到政府的負債問題，也要關注企業負債問題，而且後者可能在未來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 險。
中國經濟緩慢下行是自然趨勢
受失業率高企、房地產市場低迷、技術創新短期難有重大突破與新經濟增長點不明朗等 因素的影響，在 2012年的盛夏之時，美國經濟仍可謂復甦步履維艱。世界另一邊，自去年9月以來，歐元區綜合行業採購經理人指數(composite PMI)一直處於枯榮線(50)以下，目前歐元區製造業和服務業仍處在萎縮區間。同時，歐債危機已從希臘等外圍國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並呈 現出向金融核心部門蔓延趨勢。歐元區部分金融機構瀕臨倒閉。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衰退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似乎也難獨善其身。從近期宏觀數據中可以 看出，上半年國內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底部何時才能夠出現，已然成為大家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下滑是否會較快見底？未來十年中國是否還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韋森：我已經說了，我不大願意用「硬著陸」、「軟著陸」、「見底」樣的詞彙，而是認為，中國經濟逐漸下行，現在看來是個自然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很 大，還處於高速增長的末期，經濟增速下行，總還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許會繼續下行。倘若沒有經濟大的危 機出現，我們或許會像日本經濟1975年之後的情況，進入一個穩定增長的時期。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了。連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來中國，所帶來 的《2030年的中國》的發展報告，也是這樣來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走勢的，儘管他們還是比較樂觀，比較看好中國經濟。
「總量減稅」將是目前中國經濟格局下最合宜的宏觀政策
對於「宏觀調控將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韋森曾做過這樣的解釋——倘若把市場反應與企業反應都留給市場與留給企業，讓他們自行解決，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也許不見得「衰」得很厲害，或許不會導致目前這種尷尬的局面。
記者：您曾經提出「宏觀調控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而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需要怎樣的調控手段？
韋森：我之前曾提出，貨幣政策在中國開始無效了。現在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同意我這一 判斷。自2009年開始，我們的經濟恢復與增長，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推動的。按照央行的數據， 2009年為9.7萬億，2010年為7.5萬億，去年又是7.8萬億。但我自己得到的數據是，實際貸款量遠高於這個數據，過去3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實際上 超過30萬億。中國決策層每次應對經濟下滑，都主要依靠貨幣政策，靠釋放銀行貸款，這次看來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貸款有時是無效率的，貨幣政策在一定情 況下也往往是無效的。
現在幾乎所有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都在下降，企業已不再盈利，這種情況下再放鬆貨幣供給，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業沒有訂單，利息再低，他們也不 願意貸款；另一方面，如果銀行看到企業不賺錢了，也會出於自己的利益計算和風險考量而惜貸。更為嚴重的是，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纍纍，亟需貸款，是一 個個再貸多少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閉和清算的企業，越緊缺資金，越要貸款。在此情況下，放鬆信貸，尤其是降息，是再錯不過的宏觀政策了！因 為，這樣會把資金再錯配到地方政府和頻臨清算的企業的貸款需求的無底洞中去了。這只會給未來中國經濟埋下更大隱患，把中國推向一次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 一樣的大蕭條。
因此，在目前的宏觀形勢下，政府決策層要真正想尋求合宜的宏觀政策，要啟動內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觀政策，可能已經不是貨幣政策了，而是財政政策，即總量減稅了。只有總量減稅，企業稅負降低了，在國際上恢復競爭力了，訂單多了起來，中國經濟才有望繼續前行。
因而，在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的今天，我們需要減稅富民，即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尤其是要對民營中小企業減稅，對外貿出口企業減負，我們的
企業才有國際競爭力，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啟動內需，推動未來中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必須改
變依靠政府花錢、依靠政府公共設施投資和大型國企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和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才不會在未來出大問題。
當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級政府稅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各級和各地財政稅收部門完成計劃指標和上級指標的壓力 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財政支出尤其是醫保和社保方面的財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財政支出缺口還很大，還很多人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減稅幾 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經濟出現困難時，不管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多大，首先考慮的不是政府花錢，而是要救企業，給企業減稅負，使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恢復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可能沒有減稅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說，只有減稅，等企業活了起來，經營好了起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才能增加。這會導致一個良性循環。反過來 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業凋零的情況下進一步橫徵暴斂，進一步打擊工商業，才導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會動亂，最後導致 王朝的滅亡。這種政府稅收和工商業凋零之間的惡性循環，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警醒與反思？
扭曲貨幣政策導致國普放高利貸
深圳銀監局4月發佈《深圳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指引》，提出對小微 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放寬至5%的指導性標準，並首次明確差異化監管指標。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無疑是「繼溫州金融改革之後，又一金融改革的標誌 性突破」。盤點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創新內容，內容包括將與香港試點開展雙向跨境貸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擴大代辦股權轉讓試點和創新債券市場發展 等。縱觀前些時候從溫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與創新試點之路，一方面將促進銀行經營模式轉型，進而改變銀行信貸規模無度擴張的現狀；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 融資，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匹配與協調。搭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多樣化的投融資渠道，努力讓民間資本陽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為核心的問題。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利息率調控貨幣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會降低；而準備金，則調節著貨幣供給，準備金提高，貨幣供給就會減少。前段時間， 中國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5%，貸款基準利率為6.5%，準備金率則為21.5%。而實際貸款利率，應為社會的通貨膨脹率加企業的邊際利潤率，或 言「自然利率」，這樣才能構成正常有效的實際貸款利率。
假如通貨膨脹率為3%，平均資本收益率為5%，此時貸款利率應制定在8%才較為合理。而去年通貨膨脹率為5%上下，企業邊際利率在5%～6%，其貸 款利率應超過10%才為合理。而前一段時間，央行所定的貸款基準利率才為6.5%。這就導致貨幣供給和需求嚴重的不均衡。貨幣供給奇緊，貨幣需求特旺，那 還不會在全國出現普放高利貸？正是基於這一推理，去年我FT中文網上發表一篇「市場的邏輯與政制的張力」的長文中才指出，溫州、鄂爾多斯乃至全國普放高利 貸，一些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是決策層的這種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惡果。
現在，中國的貨幣供給整體上來看依然偏緊。在此情況下，央行似乎又採取了違反市場 邏輯的貨幣政策。貨幣偏緊，為什麼不再降法定準備金反而降息？且在一個月內兩次降息，這不是使貨幣市場供給與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說，降了法定準備金，供給 增加了，才會真正降低市場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準利率，幾大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說明了這一道理？不正好說明逆市場運行的邏輯的 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現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樣做決策的，為什麼在這種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這是為房地產開發商考慮？還是為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的負債 負擔考慮的？
銀行貸款急劇膨脹導致通貨膨脹
7月12日，央行發佈了2012年上半年中國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報告顯示，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為92.50萬億元,同比增長 13.6%，比上月末高出0.4個百分點，與上年末持平；狹義貨幣(M1)餘額為28.75萬億元,同比增長4.7%，比上月末高1.2個百分點，比上年 末低3.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4.9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上半年淨回籠現金1465億元。
記者： 通過數據我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量並不算大，而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卻居高不下，您怎樣看這樣的現象？
韋森：要真正認識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一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了。去年出現了一波CPI快速上漲，許多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乃至社會各 界，都在罵央行，說通脹是央行超發貨幣的必然結果。應該說這一普遍觀點是錯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數據和公報，就會發現，近三年來，央行並沒有真正 超發貨幣多少。從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這整3年期間，中國經濟體內的M0從3.42萬億增加到5.1萬億元，才增加了1.7萬億元不到。這 就是人們所通常所說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鈔票。除此之外，就我所查到的資料看，儘管2009年廣義貨幣M0遽增了13.1萬億，增幅高達27.7%，但是央行 向市場淨投放資金很少多少，全年淨投放才2130億元，實在是少得驚人！2011年，儘管從表面上上來看上半年繼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資金 淨投放也只有8895億元。2011年，儘管央行給人們的印象是貨幣政策步步從緊，曾連續6次上調準備金，但實際上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還真不少，全年 高達1.9萬億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這三年時間裡，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總共才差不多正好3萬億元。如果再加上1.7萬億發出的 現鈔，總共才4.7萬億元。這應該是這3年央行全部增發的「貨幣」數量。但是，這3年期間，中國的廣義貨幣從47.5萬億增加到85.2萬億，淨增了 37.7萬億元。這之間33萬億元的廣義貨幣差額是怎麼多出來的？
概言之，中國各行各業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一些企業利潤率開始為負，最後都會在銀行貸款壞賬上反映出來，也會在中國的股市上反映出來。時間一到， 一系列潛在問題都會浮出水面。因此，我最近一直呼籲，不要僅僅注意到政府的負債問題，也要關注企業負債問題，而且後者可能在未來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 險。
中國經濟緩慢下行是自然趨勢
受失業率高企、房地產市場低迷、技術創新短期難有重大突破與新經濟增長點不明朗等 因素的影響，在 2012年的盛夏之時，美國經濟仍可謂復甦步履維艱。世界另一邊，自去年9月以來，歐元區綜合行業採購經理人指數(composite PMI)一直處於枯榮線(50)以下，目前歐元區製造業和服務業仍處在萎縮區間。同時，歐債危機已從希臘等外圍國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並呈 現出向金融核心部門蔓延趨勢。歐元區部分金融機構瀕臨倒閉。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衰退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似乎也難獨善其身。從近期宏觀數據中可以 看出，上半年國內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底部何時才能夠出現，已然成為大家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下滑是否會較快見底？未來十年中國是否還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韋森：我已經說了，我不大願意用「硬著陸」、「軟著陸」、「見底」樣的詞彙，而是認為，中國經濟逐漸下行，現在看來是個自然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很 大，還處於高速增長的末期，經濟增速下行，總還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許會繼續下行。倘若沒有經濟大的危 機出現，我們或許會像日本經濟1975年之後的情況，進入一個穩定增長的時期。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了。連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來中國，所帶來 的《2030年的中國》的發展報告，也是這樣來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走勢的，儘管他們還是比較樂觀，比較看好中國經濟。
對我們來說，現在所最擔心的並不是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緩慢和
漸進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銀行體系突然失靈而出現的大蕭條。縱觀自1929～1933年大蕭條和2006～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最近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
退，起先都不是實體部門出問題，而首先是金融和銀行系統先出問題，然後再傳導到實體部門。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後是銀行倒閉、失業率攀升，逐漸過渡到實
體部門，最後到實體部門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形成了大蕭條。我們真不希望未來這樣的危機未來在中國重演。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應該讓人們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速將逐
漸下行的風險和可能帶來的問題，採取理性的和合宜的應對，而不是再逆這一大趨勢而盲目擴張，再指望靠新一輪大規模投資來維繫短期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一句
話，我們的政府決策層、經濟學家、企業家、財經媒體如果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順應經濟運行的自然的和內在的法則而行事，像三一重工那樣採取合宜的應對，該擴
張的繼續擴張，該收縮的及時收縮，這或許對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會更好。
對於「宏觀調控將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韋森曾做過這樣的解釋——倘若把市場反應與企業反應都留給市場與留給企業，讓他們自行解決，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也許不見得「衰」得很厲害，或許不會導致目前這種尷尬的局面。
記者：您曾經提出「宏觀調控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而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需要怎樣的調控手段？
韋森：我之前曾提出，貨幣政策在中國開始無效了。現在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同意我這一 判斷。自2009年開始，我們的經濟恢復與增長，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推動的。按照央行的數據， 2009年為9.7萬億，2010年為7.5萬億，去年又是7.8萬億。但我自己得到的數據是，實際貸款量遠高於這個數據，過去3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實際上 超過30萬億。中國決策層每次應對經濟下滑，都主要依靠貨幣政策，靠釋放銀行貸款，這次看來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貸款有時是無效率的，貨幣政策在一定情 況下也往往是無效的。
現在幾乎所有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都在下降，企業已不再盈利，這種情況下再放鬆貨幣供給，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業沒有訂單，利息再低，他們也不 願意貸款；另一方面，如果銀行看到企業不賺錢了，也會出於自己的利益計算和風險考量而惜貸。更為嚴重的是，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纍纍，亟需貸款，是一 個個再貸多少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閉和清算的企業，越緊缺資金，越要貸款。在此情況下，放鬆信貸，尤其是降息，是再錯不過的宏觀政策了！因 為，這樣會把資金再錯配到地方政府和頻臨清算的企業的貸款需求的無底洞中去了。這只會給未來中國經濟埋下更大隱患，把中國推向一次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 一樣的大蕭條。
因此，在目前的宏觀形勢下，政府決策層要真正想尋求合宜的宏觀政策，要啟動內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觀政策，可能已經不是貨幣政策了，而是財政政策，即總量減稅了。只有總量減稅，企業稅負降低了，在國際上恢復競爭力了，訂單多了起來，中國經濟才有望繼續前行。
目前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和國際競爭力都在下降，關鍵是企業的
稅負太重。政府減稅了，成本降低了，企業有競爭力了，有盈利預期了，企業才會貸款，才會增加投資。再說，大家都知道，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拉弗曲線」，它
表明政府徵稅，有一個合理的極限：在稅率很低的情況下，提高稅率，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稅率再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減少了。因
為，到了這個極限時，企業的經營成本將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使得稅基減小，一些企業開始關門，甚至倒閉，這樣一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開始減少了。
在我們漢語中，有兩個成語，叫「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為什麼今年上半年政府財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企業利潤下降
了，經濟活動趨冷了，一些企業開始不生產了，政府的稅收自然會減少；另一方面，中國的通貨膨脹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稅收也減少了。前一個因素也恰恰說明，中
國政府的稅收從整體上已在理論上接近「拉弗曲線」的拐點了。
當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級政府稅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各級和各地財政稅收部門完成計劃指標和上級指標的壓力 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財政支出尤其是醫保和社保方面的財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財政支出缺口還很大，還很多人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減稅幾 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經濟出現困難時，不管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多大，首先考慮的不是政府花錢，而是要救企業，給企業減稅負，使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恢復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可能沒有減稅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說，只有減稅，等企業活了起來，經營好了起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才能增加。這會導致一個良性循環。反過來 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業凋零的情況下進一步橫徵暴斂，進一步打擊工商業，才導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會動亂，最後導致 王朝的滅亡。這種政府稅收和工商業凋零之間的惡性循環，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警醒與反思？
扭曲貨幣政策導致國普放高利貸
深圳銀監局4月發佈《深圳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指引》，提出對小微 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放寬至5%的指導性標準，並首次明確差異化監管指標。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無疑是「繼溫州金融改革之後，又一金融改革的標誌 性突破」。盤點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創新內容，內容包括將與香港試點開展雙向跨境貸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擴大代辦股權轉讓試點和創新債券市場發展 等。縱觀前些時候從溫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與創新試點之路，一方面將促進銀行經營模式轉型，進而改變銀行信貸規模無度擴張的現狀；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 融資，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匹配與協調。搭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多樣化的投融資渠道，努力讓民間資本陽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為核心的問題。
記者：您怎樣看前一段時間溫州和鄂爾多斯等地區普放高利貸的現象？
韋森：你認為目前溫州缺錢嗎？在中國，錢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溫州，據說溫州的存款餘額就高達8000多億元。那為什麼還會出現放高利貸？這是決策層的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結果。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利息率調控貨幣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會降低；而準備金，則調節著貨幣供給，準備金提高，貨幣供給就會減少。前段時間， 中國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5%，貸款基準利率為6.5%，準備金率則為21.5%。而實際貸款利率，應為社會的通貨膨脹率加企業的邊際利潤率，或 言「自然利率」，這樣才能構成正常有效的實際貸款利率。
假如通貨膨脹率為3%，平均資本收益率為5%，此時貸款利率應制定在8%才較為合理。而去年通貨膨脹率為5%上下，企業邊際利率在5%～6%，其貸 款利率應超過10%才為合理。而前一段時間，央行所定的貸款基準利率才為6.5%。這就導致貨幣供給和需求嚴重的不均衡。貨幣供給奇緊，貨幣需求特旺，那 還不會在全國出現普放高利貸？正是基於這一推理，去年我FT中文網上發表一篇「市場的邏輯與政制的張力」的長文中才指出，溫州、鄂爾多斯乃至全國普放高利 貸，一些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是決策層的這種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惡果。
現在，中國的貨幣供給整體上來看依然偏緊。在此情況下，央行似乎又採取了違反市場 邏輯的貨幣政策。貨幣偏緊，為什麼不再降法定準備金反而降息？且在一個月內兩次降息，這不是使貨幣市場供給與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說，降了法定準備金，供給 增加了，才會真正降低市場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準利率，幾大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說明了這一道理？不正好說明逆市場運行的邏輯的 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現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樣做決策的，為什麼在這種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這是為房地產開發商考慮？還是為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的負債 負擔考慮的？
銀行貸款急劇膨脹導致通貨膨脹
7月12日，央行發佈了2012年上半年中國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報告顯示，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為92.50萬億元,同比增長 13.6%，比上月末高出0.4個百分點，與上年末持平；狹義貨幣(M1)餘額為28.75萬億元,同比增長4.7%，比上月末高1.2個百分點，比上年 末低3.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4.9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上半年淨回籠現金1465億元。
記者： 通過數據我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量並不算大，而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卻居高不下，您怎樣看這樣的現象？
韋森：要真正認識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一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了。去年出現了一波CPI快速上漲，許多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乃至社會各 界，都在罵央行，說通脹是央行超發貨幣的必然結果。應該說這一普遍觀點是錯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數據和公報，就會發現，近三年來，央行並沒有真正 超發貨幣多少。從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這整3年期間，中國經濟體內的M0從3.42萬億增加到5.1萬億元，才增加了1.7萬億元不到。這 就是人們所通常所說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鈔票。除此之外，就我所查到的資料看，儘管2009年廣義貨幣M0遽增了13.1萬億，增幅高達27.7%，但是央行 向市場淨投放資金很少多少，全年淨投放才2130億元，實在是少得驚人！2011年，儘管從表面上上來看上半年繼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資金 淨投放也只有8895億元。2011年，儘管央行給人們的印象是貨幣政策步步從緊，曾連續6次上調準備金，但實際上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還真不少，全年 高達1.9萬億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這三年時間裡，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總共才差不多正好3萬億元。如果再加上1.7萬億發出的 現鈔，總共才4.7萬億元。這應該是這3年央行全部增發的「貨幣」數量。但是，這3年期間，中國的廣義貨幣從47.5萬億增加到85.2萬億，淨增了 37.7萬億元。這之間33萬億元的廣義貨幣差額是怎麼多出來的？
一問這樣的問題，可能大多數學過一些經濟學和貨幣銀行學的
人，馬上就會不假思索地說：這好理解，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和增發的鈔票並不多，但貨幣的流通速度在加快，貨幣乘數在加大，故央行印出的鈔票和資金淨投放不
大，但廣義貨幣增加了。錯！完全錯了！幾乎所有的研究數據都表明，最近幾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狹義貨幣的流通速度都在下降，貨幣乘數在減小。那麼，這麼巨
額數量的廣義貨幣（淨增33萬億元）是如何創生出來的？
要理解這一點，單靠貨幣外生供給的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已完全不能給予解釋了，而只能用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Post-
Keynesianism）的「內生貨幣」理論，才能給予解釋。要真正理解和接受信用貨幣尤其是「電子貨幣」時代的貨幣內生理論，並不是容易。有興趣的讀
者可以到，《華爾街日報》我的「經濟學如詩」的專欄文章中去讀一下我的「和田玉的故事」上、下篇。在那兩篇專欄文章中，我用一個假想的例子說明了這樣一條
凱恩斯經濟學（且注意，我說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二者有很大差別）的通俗道理：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中，貨幣的增加並不是央行主動在發貨幣，而主要
是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存款數字積累在銀行中，就主要構成了廣義貨幣。從這個角度理解M2，我們就會發現，目前在中國經濟體中92.50萬億元的廣義貨幣，
說到底只不過是由所有個人、家庭、企業、機構和政府等在所有銀行存款數字所構成而已。
理解了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就會認識到，控制不了商業銀行貸款，在經濟擴張時期，一個人或商家的貸款就會變成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 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廣義貨幣。從這一視角，我在去年發表的十幾篇關於中國宏觀經濟動態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過去幾年，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 國廣義貨幣的快速增加，並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發貨幣，而是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的結果，而外匯佔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已經變成一個次要的因素了。根 據這一認識，可以用一點稍微專業點的術語來說：過去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資本資產頭寸增加的結果，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收入和利 潤，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財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的貢獻因素。
房地產交易創生大量廣義貨幣
據統計，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揚，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的貸款表現出快速的上升趨勢。
記者：商業銀行貸款急劇膨脹能理解為主要是由房地產所帶動的嗎？
韋森：近幾年房價的快速上漲，房地產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貸款 的快速增加，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廣義貨幣被創生出來，由此我悟出了一個新觀點：過去十幾年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房地產是中國廣義貨幣的創生機器。
具體說來，前些年房價瘋狂上漲，購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過晝夜排隊貸款購房，旺盛的需求推動著房價的不斷上漲，進而激勵著房產商持續不斷地開建新 樓盤。在此過程中，多數購房者需要通過銀行貸款預交首付，而隨著房價的上漲，其首付會越來越高，也為房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房產商將這部分貸款轉存銀行， 到了他們的銀行存款賬戶中，就在央行的統計數據庫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理解了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就會認識到，控制不了商業銀行貸款，在經濟擴張時期，一個人或商家的貸款就會變成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 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廣義貨幣。從這一視角，我在去年發表的十幾篇關於中國宏觀經濟動態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過去幾年，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 國廣義貨幣的快速增加，並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發貨幣，而是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的結果，而外匯佔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已經變成一個次要的因素了。根 據這一認識，可以用一點稍微專業點的術語來說：過去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資本資產頭寸增加的結果，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收入和利 潤，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財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的貢獻因素。
房地產交易創生大量廣義貨幣
據統計，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揚，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的貸款表現出快速的上升趨勢。
記者：商業銀行貸款急劇膨脹能理解為主要是由房地產所帶動的嗎？
韋森：近幾年房價的快速上漲，房地產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貸款 的快速增加，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廣義貨幣被創生出來，由此我悟出了一個新觀點：過去十幾年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房地產是中國廣義貨幣的創生機器。
具體說來，前些年房價瘋狂上漲，購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過晝夜排隊貸款購房，旺盛的需求推動著房價的不斷上漲，進而激勵著房產商持續不斷地開建新 樓盤。在此過程中，多數購房者需要通過銀行貸款預交首付，而隨著房價的上漲，其首付會越來越高，也為房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房產商將這部分貸款轉存銀行， 到了他們的銀行存款賬戶中，就在央行的統計數據庫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另一方面，地產商在獲得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銀行貸款。據統
計，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通過銀行貸款，地產商獲取資金，轉給政府進而獲得土地，政府又將這部分貸款存入銀行，又轉而投入其他更大的開發項
目，最後又變成了一些開發商的銀行的存款，最後政府的投資，又變成了一些開放商和建築商的存款，最後又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彙集而成「廣義貨幣」存量。
這樣一來，在過去幾年中國房地產的繁榮時期中，在房價快速上漲的熱潮中，銀行對購房者的巨額貸款變成了開發商的存款，銀行對開發商的貸款又變成政府
的存款，政府從銀行貸款的投資又變成了其他開發商的銀行存款，最後彙集到所有商業銀行的存款數字中，被央行統計下來，就成了廣義貨幣。再說一遍，廣義貨幣
M2，說來不是鈔票，它實際上絕大部分由有存款所構成，因而實質上僅僅記錄了市場交易的結果，僅僅是一些數字而已。由此我們也可以預期到，如果央行現在放
開乃至鼓勵銀行信貸，如果全國的房價、低價再來一輪快速上漲，也必然伴隨的一個結果是，廣義貨幣又會快速增加。如果今年銀行貸款超過10萬億，中國的廣義
貨幣會輕鬆地超過100萬億元。這個天文數字的貨幣，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對老百姓的生活意味著什麼？我們的總理、我們的央行行長，我們的政府決
策層想過沒有？中國經濟這樣下去，將奔向何方？誰來回答這個問題？等房價、資產價格、古玩市場等價格破滅了，誰又來收拾局面？
房地產調控核心是管理預期
去年至今，中國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購令、房產稅等方式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揚。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商品房價格上漲 23.2%，2010年上漲7.5%，去年上漲6.9%。而近期，國土資源部就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嚴格房地產用地管理鞏固 房地產市場調控成果的緊急通知》進行部署，要求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不放鬆，堅決防止房價反彈。
記者：對於目前房地產市場的「限購」措施，您怎樣看？您認為房地產調控將何去何從？
韋森： 中國的房價已經高得十分離譜，已無法與我們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隨著勞動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增加，房價必然也會有下跌的時候。
目前，中國的股市不景氣，銀行存款利率跑不過通貨膨脹率，由此嚴重阻礙甚至堵塞了中國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渠道。中產階級沒有有效的投資渠道，多數 家庭資產又很難且不大願意將有限的資產轉移到海外，故一看到房價有抬頭，覺得房地產有投資機會了，就會紛紛轉頭湧入樓市，進而造成房價上升，進一步吹大房 價的泡沫。
記者：您認為目前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的手段合適嗎？
韋森：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預期」。對於房地產，在一定時候確實需要政府「管理預期」，不 能大家都相信今後房價仍會繼續上漲，無限的上漲。倘若大家預期房價會上漲，紛紛搶購住房投資或把資產保值，房地產泡沫就會越來越大。
在房地產方面，我沒多少研究，不敢亂說。但是，我看到的資料是，中國人的自有住房率已經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了，中國的房價，也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
了。如果從一胎化政策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走勢，我覺得中國的房價似乎是不能再上升了。現在人人有房，家家有房，甚至不少家庭
有數套房。且奶奶爺爺有房，外公外婆有房，爸爸媽媽有房，岳父岳母有房，且老人家們又幫助我和太太買了房，我也貸款給兒子或女兒先買了房。但是大家現在大
都就一個兒子，或一個女兒，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過世了，等爸爸媽媽老了，岳父岳母老了，我們將留給兒子兒媳幾套房？到那時候，中國的房子將空閒多少？誰來住？租給誰？那還有不跌的時候？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Fred E. Foldvary，中文可以把他的名字翻譯成「弗雷德•福德懷雷」吧！這福德懷雷老兄，可真是一個奇人！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第 二版），書名就叫《2008年的大蕭條》。給他聊天之後，我馬上從他的個人主頁上擋下來了這本小冊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發現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 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預測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衰退的著作。這位長期研究商業週期現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警告世人，現 代社會的大蕭條，起因都是房地產泡沫。福德懷雷把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與Henry George等經濟學家的土地價值理論結合起來，驚人地發現，自1818年以來美國差不多200年的歷史中，每次經濟衰退（recession），尤其是 大蕭條（depression），都是與房地產的「實週期」有關，且都是在低價、房屋建設和房價的最高峰後一兩年之後發生的，200多年來，幾乎沒有例 外。與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經濟學家一樣，福德懷雷也發現，在過去200多年間裡，美國房地產的實週期大約是18年，之後一兩年肯定跟著一個大的經濟衰退。根據 1990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由房地產「實週期」引發的一場小的經濟衰退，他在1996年就預測大約在2008年美國會有一次大的經濟衰退，並在2007年出 版了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明確提出這一點。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遽下滑，GDP總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縮了16％ 還多。剛讀過他的這本小冊子，一方面為他的發現所震驚，一方面也心裡直髮怵。當中國的這一輪地價、房價和房地產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中 國的房地產週期，又將是多少年？大家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服務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韋森：回顧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三十多年改革過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國三次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逐年下降，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已經快吃盡了。
去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雖然較前一年增加20.3%，但對GDP的貢獻卻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在逐年減弱。隨著土地收益的 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債還舊債，還要發新債來謀發展。目前的這種由政府所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就猶如「抽鴉片的癮君子」一樣，長期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依靠 貸款推動鐵、公、基投資，以求以此來尋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我們的經濟不但可能走不遠了，可能還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甚至蘊生大的經濟危機。綜合各種可 能因素，我覺得發展服務業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佔全部GDP的份額大致70%左右，墨西哥佔比約為60%， 印度也已達到50%左右，中國的服務業僅佔GDP的42%。以去年美國的GDP總量為15萬億多一點，而中國GDP按現下匯率計算大約為7.5萬億美元， 正好是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的汽車產量、鋼鐵、水泥、煤炭等產量都遠高於美國，但為什麼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務業上，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上。這說明，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國家的未來增長，不應該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中去追求了，而應該轉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 融服務業。
目前美國的服務業很大程度依賴於金融服務業，其多年的不斷擴張，與自身法律制度建設緊密相連。倘若有一個良序的法律制度體系，將能確保交易合約的實 施，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2007年，中國的證券化率最高為151.5%，即一元GDP有一塊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種有價證券。2009年以來這3年多 的時間裡，滬深股市通過IPO、增發和配股的募集資金兩萬多億元，但中國的證券化率卻在萎縮，目前大致還不到70%，下降了一半還多。
股市的萎縮，也自然意味著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在萎縮，如果股市繁榮，中國的證券化率就會提高，進而帶動GDP的增長。這個道理，我們決策層好 像還沒弄明白，或者說還沒有意識到。按照我的好友陳志武教授的一項研究，早在1880年，美國的金融票據證券總值與GDP之比就超過了200％，到 2005年後，已經達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據證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之後，美國的金融證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這個比率可能也不低 於800％。這應該是雖然美國許多製造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沒有中國大，但是GDP卻仍然是中國的兩倍的主要原因。由此來看，我們講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 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從靠投資和基建來驅動的經濟增長，慢慢轉向發展服務業和服務業佔GDP比重佔大頭的經濟增長方式。服務 業的發展，也應該與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尤其是中國家庭的資產收益的增加連在一起。消費的增長，居民消費佔GDP的份額的增加，應 該是其中的一個自然結果。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望能在未來走向較穩定的長期發展軌道。
但是，發展服務業，有一個嚴苛的條件，那就是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法律法規很多，甚至一點也不缺，但法制卻有很大問題。嚴重的 法院和司法腐敗，像毒瘤一樣正在侵蝕著我們的社會機體。沒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國建設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那服務業又怎麼能有較快的發展？法制說到底與我 們的政治體制是連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現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權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才 能期望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個大幅度的增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說1978年到現在三波經濟增長（土地承包責任 制、鄧小平南巡後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主要是靠我們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所推動的話，那麼，未來金融服務業的長足增長， 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紅利」來推動了。但是，這可以就是一個要對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大事了，目前看來還只能說 是我們所希望和期盼著事。因為，一個體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維繫的力量很強大，或反過來說改革的張力也很大，這才是當今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真正難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韋森)
房地產調控核心是管理預期
去年至今，中國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購令、房產稅等方式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揚。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商品房價格上漲 23.2%，2010年上漲7.5%，去年上漲6.9%。而近期，國土資源部就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嚴格房地產用地管理鞏固 房地產市場調控成果的緊急通知》進行部署，要求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不放鬆，堅決防止房價反彈。
記者：對於目前房地產市場的「限購」措施，您怎樣看？您認為房地產調控將何去何從？
韋森： 中國的房價已經高得十分離譜，已無法與我們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隨著勞動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增加，房價必然也會有下跌的時候。
目前，中國的股市不景氣，銀行存款利率跑不過通貨膨脹率，由此嚴重阻礙甚至堵塞了中國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渠道。中產階級沒有有效的投資渠道，多數 家庭資產又很難且不大願意將有限的資產轉移到海外，故一看到房價有抬頭，覺得房地產有投資機會了，就會紛紛轉頭湧入樓市，進而造成房價上升，進一步吹大房 價的泡沫。
記者：您認為目前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的手段合適嗎？
韋森：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預期」。對於房地產，在一定時候確實需要政府「管理預期」，不 能大家都相信今後房價仍會繼續上漲，無限的上漲。倘若大家預期房價會上漲，紛紛搶購住房投資或把資產保值，房地產泡沫就會越來越大。
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堅持市場需要自行運作，
不能由政府來時時調控物價。政府的最大責任，不是限購令，不是行政手段控制房價，而是需要讓大家知道，中國的房價相對於普通居民收入，已經是很高了。在金
融市場中，人們長警告說：「股市有風險，投資須謹慎」。現在要讓中國老百姓明白：「房市有風險，投資也須謹慎」。且房地產一旦投進去，當泡沫破裂時，想像
股市那樣盡快「斬倉出來」，可不是那樣容易！等到大家都要買房套現時，你是很難「斬倉」出來的。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Fred E. Foldvary，中文可以把他的名字翻譯成「弗雷德•福德懷雷」吧！這福德懷雷老兄，可真是一個奇人！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第 二版），書名就叫《2008年的大蕭條》。給他聊天之後，我馬上從他的個人主頁上擋下來了這本小冊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發現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 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預測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衰退的著作。這位長期研究商業週期現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警告世人，現 代社會的大蕭條，起因都是房地產泡沫。福德懷雷把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與Henry George等經濟學家的土地價值理論結合起來，驚人地發現，自1818年以來美國差不多200年的歷史中，每次經濟衰退（recession），尤其是 大蕭條（depression），都是與房地產的「實週期」有關，且都是在低價、房屋建設和房價的最高峰後一兩年之後發生的，200多年來，幾乎沒有例 外。與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經濟學家一樣，福德懷雷也發現，在過去200多年間裡，美國房地產的實週期大約是18年，之後一兩年肯定跟著一個大的經濟衰退。根據 1990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由房地產「實週期」引發的一場小的經濟衰退，他在1996年就預測大約在2008年美國會有一次大的經濟衰退，並在2007年出 版了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明確提出這一點。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遽下滑，GDP總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縮了16％ 還多。剛讀過他的這本小冊子，一方面為他的發現所震驚，一方面也心裡直髮怵。當中國的這一輪地價、房價和房地產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中 國的房地產週期，又將是多少年？大家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服務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當前國內外經濟正處複雜多變、各國正處於政策面臨抉擇的關鍵時期，而中國「三駕馬車」止步不前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什麼將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怎樣的發展將幫助中國在走出全球經濟陰霾上發揮作用，並以此點燃世界經濟復甦的希望之光。
記者：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都已基本耗盡了，中國將告別高速增長階段。您怎樣看這個觀點，您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裡？韋森：回顧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三十多年改革過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國三次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逐年下降，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已經快吃盡了。
去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雖然較前一年增加20.3%，但對GDP的貢獻卻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在逐年減弱。隨著土地收益的 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債還舊債，還要發新債來謀發展。目前的這種由政府所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就猶如「抽鴉片的癮君子」一樣，長期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依靠 貸款推動鐵、公、基投資，以求以此來尋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我們的經濟不但可能走不遠了，可能還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甚至蘊生大的經濟危機。綜合各種可 能因素，我覺得發展服務業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佔全部GDP的份額大致70%左右，墨西哥佔比約為60%， 印度也已達到50%左右，中國的服務業僅佔GDP的42%。以去年美國的GDP總量為15萬億多一點，而中國GDP按現下匯率計算大約為7.5萬億美元， 正好是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的汽車產量、鋼鐵、水泥、煤炭等產量都遠高於美國，但為什麼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務業上，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上。這說明，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國家的未來增長，不應該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中去追求了，而應該轉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 融服務業。
目前美國的服務業很大程度依賴於金融服務業，其多年的不斷擴張，與自身法律制度建設緊密相連。倘若有一個良序的法律制度體系，將能確保交易合約的實 施，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2007年，中國的證券化率最高為151.5%，即一元GDP有一塊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種有價證券。2009年以來這3年多 的時間裡，滬深股市通過IPO、增發和配股的募集資金兩萬多億元，但中國的證券化率卻在萎縮，目前大致還不到70%，下降了一半還多。
股市的萎縮，也自然意味著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在萎縮，如果股市繁榮，中國的證券化率就會提高，進而帶動GDP的增長。這個道理，我們決策層好 像還沒弄明白，或者說還沒有意識到。按照我的好友陳志武教授的一項研究，早在1880年，美國的金融票據證券總值與GDP之比就超過了200％，到 2005年後，已經達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據證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之後，美國的金融證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這個比率可能也不低 於800％。這應該是雖然美國許多製造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沒有中國大，但是GDP卻仍然是中國的兩倍的主要原因。由此來看，我們講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 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從靠投資和基建來驅動的經濟增長，慢慢轉向發展服務業和服務業佔GDP比重佔大頭的經濟增長方式。服務 業的發展，也應該與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尤其是中國家庭的資產收益的增加連在一起。消費的增長，居民消費佔GDP的份額的增加，應 該是其中的一個自然結果。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望能在未來走向較穩定的長期發展軌道。
但是，發展服務業，有一個嚴苛的條件，那就是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法律法規很多，甚至一點也不缺，但法制卻有很大問題。嚴重的 法院和司法腐敗，像毒瘤一樣正在侵蝕著我們的社會機體。沒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國建設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那服務業又怎麼能有較快的發展？法制說到底與我 們的政治體制是連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現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權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才 能期望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個大幅度的增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說1978年到現在三波經濟增長（土地承包責任 制、鄧小平南巡後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主要是靠我們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所推動的話，那麼，未來金融服務業的長足增長， 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紅利」來推動了。但是，這可以就是一個要對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大事了，目前看來還只能說 是我們所希望和期盼著事。因為，一個體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維繫的力量很強大，或反過來說改革的張力也很大，這才是當今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真正難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韋森)
2012年7月14日星期六
貧富差距和美國夢
只要努力不懈，就能獲得成功機會的美國夢的核心價值如今正面臨危機。昔日白手起家，從草根躋身上流社會的勵志故事越來越像好萊塢的電影劇本。這是近日美國皮尤慈善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所呈現的內容。
報告顯示，84%的美國人收入超過父輩，但社會階層間卻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出生富貴的人成為「最頂層」一族的可能性越大，而出生貧苦的人向上流靠攏的機會越小，貧富階層正逐漸固化。
這份報告選取了美國2200個家庭為樣本，通過分析從1968年到2009年這些家庭收入和財富數據從而得出結論。報告通過美國人的家庭財富來衡量階層流動性，並進一步研究一個人所處經濟階層與其父輩所處階層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
除了收入比較的絕對流動性，這份報告也探討了相對流動性。絕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一個人與他父輩相比，同年齡時期所得收入的多與少，而相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一個人與他的父輩處於相同年齡段時，所處的社會經濟和財富梯隊的高與低。
如果把美國的經濟階層分為5個等級，43%的出身美國最底層的人依舊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在底層掙扎，這群人中的70%目前仍未達到中產水平；而 40%的出身最高階層的人依舊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享受著精英般的生活，他們中的63%生活水平處於中產階層以上。研究發現，只有區區4%的出身底層的人成功 躋身最高階層，而只有8%出身最高階層的人最終滑落到社會底層。
從絕對流動性上來說，美國各個收入階層都趕超父輩，這是美國夢的一種進步；但從相對流動性上來看，底層出身的人向上攀爬的難度增加，這體現出美 國夢殘酷的一面。在財富的階梯上，大多數人都在往上爬，但下遊人群很難趕超上遊人群，最高層和最底層都相對固定，在兩代人之間體現出一種粘著性。
為何美國階層擁有更明顯的絕對流動性，而缺乏相對流動性？因為美國經濟階梯之間的距離變寬了，增加了跨越的難度。換句話說，就是不同階層之間的 收入和財富分化更加明顯，增加了改變命運的難度。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的果實更多地被富人所佔有。報告顯示，最低階層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為 74%，而最高階層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了126%。
如果說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的貧富分化像是一種顯性疾病的話，經濟階層流動性缺乏更像是一種隱性疾病。收入差距大，但階層流動性高，這未必是件壞事；但如果貧富分化嚴重，而且低收入階層難以進入高收入階層，這樣社會發展的潛能將難以激發。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也對此進行過研究。在華盛頓智庫的一次研討會上，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三十年，美國是在聚合的增長，而過去30年以來，美國則是在分裂地增長，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向占人口1%的富豪階層轉移。
他認為，和貧富差距一樣令人憂心的是社會流動性的遲滯。一個人父輩的收入可以作為他日後收入的預測器，「富二代」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常見。
美國夢的理想是複雜的。種族、教育和家庭背景都將影響一個人圓夢的能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低，所掌握技術能否跟上時代潮流固然非常重要，但政 府稅收等調節政策的失效也是一大原因，但目前美國的稅收怎麼改，何時改，依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總統奧巴馬剛拋出針對中產階層的減稅延期政策，就立馬 遭到共和黨人的一片聲討，要求把針對高收入人群的減稅政策一併延長。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艾倫·梅爾策在《華爾街日報》上直言，美國的經濟問題不是貨幣政策造成的，也難以用貨幣政策治癒。美國的財政政策應該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才會有蓬勃向上的動力。(中國證券報 - 樊宇)
報告顯示，84%的美國人收入超過父輩，但社會階層間卻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出生富貴的人成為「最頂層」一族的可能性越大，而出生貧苦的人向上流靠攏的機會越小，貧富階層正逐漸固化。
這份報告選取了美國2200個家庭為樣本，通過分析從1968年到2009年這些家庭收入和財富數據從而得出結論。報告通過美國人的家庭財富來衡量階層流動性，並進一步研究一個人所處經濟階層與其父輩所處階層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
除了收入比較的絕對流動性，這份報告也探討了相對流動性。絕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一個人與他父輩相比，同年齡時期所得收入的多與少，而相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一個人與他的父輩處於相同年齡段時，所處的社會經濟和財富梯隊的高與低。
如果把美國的經濟階層分為5個等級，43%的出身美國最底層的人依舊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在底層掙扎，這群人中的70%目前仍未達到中產水平；而 40%的出身最高階層的人依舊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享受著精英般的生活，他們中的63%生活水平處於中產階層以上。研究發現，只有區區4%的出身底層的人成功 躋身最高階層，而只有8%出身最高階層的人最終滑落到社會底層。
從絕對流動性上來說，美國各個收入階層都趕超父輩，這是美國夢的一種進步；但從相對流動性上來看，底層出身的人向上攀爬的難度增加，這體現出美 國夢殘酷的一面。在財富的階梯上，大多數人都在往上爬，但下遊人群很難趕超上遊人群，最高層和最底層都相對固定，在兩代人之間體現出一種粘著性。
為何美國階層擁有更明顯的絕對流動性，而缺乏相對流動性？因為美國經濟階梯之間的距離變寬了，增加了跨越的難度。換句話說，就是不同階層之間的 收入和財富分化更加明顯，增加了改變命運的難度。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的果實更多地被富人所佔有。報告顯示，最低階層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為 74%，而最高階層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了126%。
如果說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的貧富分化像是一種顯性疾病的話，經濟階層流動性缺乏更像是一種隱性疾病。收入差距大，但階層流動性高，這未必是件壞事；但如果貧富分化嚴重，而且低收入階層難以進入高收入階層，這樣社會發展的潛能將難以激發。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也對此進行過研究。在華盛頓智庫的一次研討會上，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三十年，美國是在聚合的增長，而過去30年以來，美國則是在分裂地增長，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向占人口1%的富豪階層轉移。
他認為，和貧富差距一樣令人憂心的是社會流動性的遲滯。一個人父輩的收入可以作為他日後收入的預測器，「富二代」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常見。
美國夢的理想是複雜的。種族、教育和家庭背景都將影響一個人圓夢的能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低，所掌握技術能否跟上時代潮流固然非常重要，但政 府稅收等調節政策的失效也是一大原因，但目前美國的稅收怎麼改，何時改，依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總統奧巴馬剛拋出針對中產階層的減稅延期政策，就立馬 遭到共和黨人的一片聲討，要求把針對高收入人群的減稅政策一併延長。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艾倫·梅爾策在《華爾街日報》上直言，美國的經濟問題不是貨幣政策造成的，也難以用貨幣政策治癒。美國的財政政策應該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才會有蓬勃向上的動力。(中國證券報 - 樊宇)
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移動支付在中國仍叫好不叫座
移動支付是一種便捷、快速的支付手段
移動支付是一種便捷、快速的支付手段，能夠克服地域、距離、網點、時間的限制，極大地提高交易效率，為商家和消費者提供方便。從廣義上來講，移動支 付是指以移動終端，包括手機、個人數字助理(PDA)、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在內的移動工具，通過移動通信網絡，實現資金由支付方轉移到受付方的一種支付 方式。整個移動支付產業鏈包括移動運營商、支付服務商(比如銀行、銀聯、其他第三方支付機構等)、設備提供商(終端廠商、卡供應商、芯片提供商等)、系統 集成商、商家和公共事業服務部門，以及終端用戶。
移動支付主要包括遠程支付和近場支付兩種。遠程支付指用戶通過手機登錄銀行網頁(或是手機下載客戶端軟件)進行支付，賬戶操作等;近場支付則是手機 通過射頻、紅外、藍牙等通道，實現與自動售貨機、POS機等終端設備之間的本地通訊。目前市場上看到的移動支付模式主要包括四種：通過發送短信或者是代碼 來支付交易金額，費用直接計入話費賬單或者是從手機銀行帳戶中扣除;在移動商務網站通過預先設定的密碼和隨機密碼驗證直接進行電子支付;通過預先下載並安 裝在手機上的應用軟件進行基於移動網絡的支付;消費者使用預裝有一種採用NFC(近距離通信)技術的特殊智能卡片的手機，在實體店舖或交通服務設施通過 「刷手機」進行支付。
在中國，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具有良好的用戶基礎。根據工信部統計，2012年2月，中國移動電話用戶數首次突破10億，成為世界上首個擁有10億手 機用戶的國家。截止2012年3月底，中國移動用戶數已達10.19億，其中3G用戶為1.52億戶，較上年同期增長了146%。而且，中國消費者熱衷於 使用電子商務和新技術。畢馬威新發佈的《全球消費與融合調查報告》中的調研數據顯示，66%的全球受訪者表示願意使用移動錢包業務，而中國的比率更高達 84%。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做一些合理的假設，比如10億移動用戶中有20%屬於優質客戶，其中哪怕僅有一半的人使用移動支付業務，那麼移動支付業務 的用戶基礎也有1億人，而已經實現移動支付業務成熟廣泛商用的韓國總人口數也不過5,000萬左右。而且，與全球消費者相比，中國消費者更願意為移動應用 付費，畢馬威數據顯示，只有28%的中國消費者從來沒有付費下載過移動應用，而在全球這一比例達到了40%。龐大的用戶基礎和移動支付需求，使得移動支付 業務在中國有了較好的市場基礎。
目前移動支付還只是一個「叫好不叫座」的業務
但是在現實情況中，目前移動支付還只是一個「叫好不叫座」的業務。統計數據顯示，在各項移動應用中，最受消費者歡迎的是信息類和娛樂類的服務，如手 機即時通信、新聞、音樂、文學和社交網絡等。而在所有應用中，商業應用則排名較為靠後，包括移動支付和網絡購物等。究其原因，主要包括行業的主要參與者各 自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行業之間缺乏協作;監管不到位，行業標準有待統一;商戶缺少推廣移動支付的積極性，受理環境和應用範圍都需要拓廣，創新型的應用亟 待開發;用戶體驗不佳，移動支付習慣尚未養成，擔心支付安全問題等。
行業主要參與者的跨行業合作需加強
目前移動支付存在四種商業模式：以銀行為主導的模式，運營商獨立運營，運營商與銀行合作的模式，以及通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賬戶中進行支付的模式。面對移動支付這個大蛋糕，行業的主要參與者 – 運營商和銀行 – 有著各自的考量和利益點。
銀行擁有金融牌照和超強的經營實力，在金融服務領域具有的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和品牌效應。通過開展移動支付業務，銀行還能發展衍生金融業務，推動非 傳統金融業務的發展，但銀行欠缺開展移動支付所必須的網絡資源。同時，銀行對移動支付的進一步發展將對銀行卡的使用產生什麼影響，尚不清楚，故持觀望的態 度。但是正如畢馬威在2011年發佈的《移動業務貨幣化 - 銀行如何在支付價值鏈中佔一席之地》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對於零售銀行和商業銀行來說，問題已不再停留在移動金融和移動支付對他們的業務是否重要(我們 調研反饋中的84%參與者認為重要)，而是如何最好地適應快速的變化、並通過新興的渠道為客戶提供更好地服務、維持市場份額並保留或提高收入。」目前， 「在世界各地，各種規模的銀行，正在迅速實施一系列移動金融解決方案，旨在方便客戶和降低成本。」開展移動金融和支付業務已經是大勢所趨，「如果銀行還沒 有進入移動金融業務，那麼必須趕緊了」。
電信運營商則擁有網絡資源、用戶號碼資源，所有的移動支付必須使用他們的網絡和終端。移動支付也能使運營商深度綁定移動用戶，降低客戶流失率，但運 營商在提供金融服務方面的經驗和品牌效應仍需加強。而且，在運營商的業務組合中，移動支付尚處於邊緣地位，不是業務發展的重點內容。
而第三方支付機構則在保證買賣雙方的交易安全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這在信用體系尚不健全的中國來說，是很受商家和消費者歡迎的，但無論是從資金還是用戶資源來看，它在行業內卻顯得相對弱小，缺乏競爭實力。
因而從運營角度來看，各服務商各有所長，但沒有一方能夠脫離其他行業參與者的協助而獨立開展移動支付業務，他們需要展開合作，共同促進產業的發展。 而目前在這一方面，雖然各方所做的工作已經開展，但目前合作的規模和範圍還有待拓展。還有一個問題，即由誰來投資基礎設施。一台移動支付的終端投入較大， 目前沒有明確的共識這個費用由誰來負擔。所以哪一方都不願意投錢，形成互相等待的局面。
監管不到位和行業標準不統一
移動支付在中國的發展起源於本世紀初期，到目前已經有超過10年的歷史了。但是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移動支付的監管幾乎是空白，行業呈現出無序競 爭、魚龍混雜的局面。2010年6月，央行公佈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明確非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應當依法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支付牌 照的發放，初步清理了市場上一些規模小、運作不規範的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商，也為行業未來的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移動支付標準是另一個與監管有著緊密聯繫的、制約移動支付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畢馬威在《移動業務貨幣化 - 銀行如何在支付價值鏈中佔一席之地》報告中指出，「由於移動支付一直缺乏全球統一的技術標準，這對於移動支付的發展構成一道重要的障礙。事實上，畢馬威調 研的參與者一致認為，標準的建立是移動支付商業化的關鍵條件。」在中國，移動支付同樣也面臨著缺乏統一的標準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目前市場上出現的技術標 準有基於13.56 MHz的雙界面卡方案，基於13.56 MHz的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NFC)方案，基於13.56 MHz的SD卡方案以及基於2.4GHz的RF-SIM卡方案。銀聯主推13.56MHz 方案，而基於2.4GHz的RF-SIM技術則由中國移動主導，國內企業自主研發。銀聯和運營商都希望通過行業技術標準確立自己對行業的主導地位。然而， 由於涉及到金融和通訊兩個行業，包括電信運營商、第三方支付服務商、軟件提供商、硬件廠商、系統集成商、手機廠家、商家、用戶等龐大產業鏈，以及央行和工 信部兩大監管部門，因此，多年來移動支付國家標準遲遲難定。技術標準不統一，致使移動支付的受理機具難以實現共享，這增加了商家硬件投資，而消費者在使用 移動支付服務時，也會遇到種種限制。另外，多個技術標準也導致手機和其他硬件供應商數量減少，POS機、卡片以及手機終端成本偏高。技術標準尚未確定，也 使得多數開展移動支付業務的機構仍持觀望態度，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移動支付的大規模應用和發展。
根據2012年4月在「2012第四屆中國移動支付產業論壇」上傳出的最新消息，由工信部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所承擔的移動支付國家標準的編制任務， 目前已完成公開的徵求意見，有望在年內發佈。國家標準主要規定了近場支付的相關內容，明確了近場通信頻率採用13.56MHz，智能卡產品形態將兼容多種 方案，如SIM卡方案、SD卡方案、全收集方案、雙界面電信卡等。技術標準的 確定將為移動支付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氛圍。
除了技術標準以外，監管部門在協調產業鏈上各方的利益、促進跨行業協作方面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運營商、銀行和商家在移動支付的產業鏈上各自承擔不 同的角色，相互之間存在利益衝突。目前，我們看到了一些產業協作，比如中國電信和光大銀行合作可以使消費者在40多個城市繳納水電煤費用。但是這些合作的 範圍還有待擴展，層次也有待於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正需要監管部門出面協調各方利益，把大家拉上同一條船，積極開展跨行業協作，共同努力使移動支付這條大 船走得更穩、更快。
商家缺乏推廣移動支付的積極性
除了監管、標準和行業協作外，商家推廣移動支付業務時遇到的問題也不少。目前銀行和三大運營商都在推移動支付業務，而且標準還不統一，不同的業務形 式、平台規範和商業模式往往給商家帶來迷惑：到底要和哪一家合作呢?有些商家採取了「找平衡」的方式，與多家服務商合作，這又給商家增加了成本。
現在能夠接受移動支付付款消費的商家還不多，而商家對硬件進行升級改造的積極性也不高，這主要是因為商家對移動支付未來的發展前景看不清楚，有移動 支付需求的消費者不多。目前國內約有幾百萬台聯網的POS機，改造一台POS機的成本約為300元，還不包括軟件升級的費用，這樣算下來，總投入近10億 元。在前期，銀聯承擔了一部分費用，它的目的是通過改善移動支付的受理環境，促進發卡量增長，帶動商家投資移動支付受理機具改造的積極性。但未來大規模的 投入和推廣成本將如何分擔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目前看來移動支付有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場所先推廣，如大型的高校，電影院，水、電、煤氣費的支付等。
除了成本問題以外，商家受理移動支付方式，也會給目前業務的運營和管理帶來一些衝擊。比如高校會對發放的消費卡收取一定金額的押金，一般這些押金會 在學校的賬戶裡存放四年，而如果學生丟失消費卡後補辦還需要再繳納費用。雖然押金的金額不大，但是由於學生人數眾多，押金總數所產生的利息對學校來說也是 一筆收入。如果採用移動支付的形式，高校這筆押金的收入就流失了。再比如，由於要面對由銀行、公交、眾多第三方發卡機構發放的多種金融卡，商家需要安裝多 台POS機，在超市裡，經常能看到一個結賬櫃檯上會放十多種刷卡機器，有時顧客會走錯結賬通道，收銀員就得拿著這個卡到其它的收款台去刷卡，這不僅給商場 工作人員帶來了麻煩，同時也給消費者帶來了負面體驗。
應用範圍較窄和用戶體驗不佳
在應用範圍方面，移動支付面臨的侷限性也很多。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八成以上的手機消費者希望把公交卡、銀行卡功能都集成到手機上。如果手機能夠取 代銀行卡，那它將具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而目前，移動支付的應用範圍還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而移動支付創新型應用的開發，更是落在了後面。從理論上 講，和其他移動應用結合在一起的移動支付，能夠為消費者提供多項強大的服務功能，比如查詢賬戶信息和消費記錄、基於位置的促銷和商品推薦、比價服務等等。 其實在這些方面，消費者的需求還是比較大的，畢馬威的《全球消費與融合調查報告》顯示，超過半數的中國消費者表示，他們會在零售網點使用智能手機下載贈券 和流動禮品卡。但是目前在市場上，這些應用覆蓋的範圍還不夠廣，種類也不夠豐富。
目前移動支付的應用還具有較大的侷限性，而且用戶使用該服務的體驗也並不是很好，這都造成消費者使用移動支付的積極性不高。首先使用移動支付功能需 要更換手機或是SIM卡。目前，更換手機可選的種類較少，價格也高;而消費者更換SIM卡、開通移動支付服務還需要到營業廳或銀行櫃檯去辦理相關手續。而 且在用戶使用進場支付服務時，由於種種技術原因，經常出現刷卡不流暢、數據傳輸中斷等問題，這導致客戶體驗降低。
使用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則是導致用戶使用率較低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兩項分別針對國外和國內手機用戶的調研顯示，在所有消費者不使用移動支付的原因中，「擔心信用卡 安全」(國外手機用戶52%)和「對安全性缺乏信任」(國內手機用戶41%)排名第一。調查還發現，只有低於15%的手機用戶完全信任移動支付，而65% 的手機用戶拒絕通過移動網絡發送自己信用卡資料。上海的一次調查顯示，幾乎97%的人收到過垃圾短信，有二成人遇到過短信詐騙行為。可以說，對社會信用體 系缺失的擔心和無奈，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
移動支付大發展需要解決三方面的問題
我們看到，在央行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以及聯合工信部啟動制定移動支付標準的工作之後，移動支付產業在近兩年出現了迅猛的增長。艾瑞諮詢數據顯 示，2011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481.4億元，同比增長149.4%;預計2012年移動支付市場規模將達1,209.6億元，同比增長 151.2%。
3月底，工信部也在其網站上公佈了《電子商務「十二五」發展規劃》，其中明確要求要「推動移動支付國家標準的制定和普及，同時加快推動移動支付、公 交購票、公共事業繳費和超市購物等移動電子商務應用的示範和普及推廣。」可以想見，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移動支付將會迎來一個行業發展的春天。我們預 計，在未來幾年內，移動支付市場收入規模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將超過100%，到2015年，市場規模有望達到6,000-8,000億元人民幣。
根據畢馬威2011年移動支付全球調研結果，促使消費者使用移動支付業務的三大因素是使用範圍和便捷性、操作簡單和安全性。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移動支付若想實現爆發性增長，還需要監管部門和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在應用範圍、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三個方面下大力氣。
一、應用範圍(Scope)
在擴大移動支付應用範圍方面，政府部門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行業要發展，首先需要得到政府政策方面的支持，除了規範行業運作和制定行業標準外，監管 部門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出台具體可行的政策鼓勵移動支付產業各方參與者打破行業壁壘、展開合作，推動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探索合作共贏的發展模式;促 進服務提供商和應用提供商在跨行業應用方面展開合作，探討利益分配模式，從公交、電話費、水電煤氣繳費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以及模式固定單一 的服務行業(如影院、超市等)入手推廣移動支付業務，並研究創新型服務內容，以拓展移動支付的使用空間;由政府主導在國內一些城市設立業務示範基地，為在 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推廣移動支付服務提供具有借鑑意義的經驗;對安裝移動支付受理終端的商家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和財政補貼等等。
除了政府部門以外，銀行、運營商和應用提供者同樣也能在擴大移動支付應用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目前，還沒有一家機構能夠在移動支付的所有環節獨自面 對消費者，而且移動支付市場尚處於培育期，如果出現無效的市場競爭，將導致整個行業的發展受阻。因此各方應該展開合作，共同努力減少推動移動支付的阻力， 這將有助於統一行業標準，實現進場機具的兼容，降低運營成本，並盡快尋找到能使各方「多贏」的合作模式，從而加速移動支付的產業化進程。在賬戶管理方面， 各方也可以考慮實現不同賬戶的互聯互通。現在使用移動支付的消費者需要管理的賬戶包括銀行賬戶、手機自有賬戶、通信賬戶、多個第三方支付賬戶等等，如果能 夠統一這些賬戶，將在極大程度上拓展移動支付的應用範圍，形成規模效應。
二、使用的便捷性(Simplicity)
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節奏加快以及消費升級，都促進了消費者對於便捷、安全的新型支付方式的需求，而這恰恰是移動支付的優勢。然而，在現實生活 中，移動支付這一優勢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應用範圍不夠廣以外，消費者在開通、使用移動支付時所遇到的一些不便也是主要原因。如果各服務 提供商能夠從用戶角度出發，在這些領域採取一些措施以減少使用環節、提高支付效率、提升客戶體驗，將能使消費者在實際生活中切實體會到移動支付的便捷特 性，比如簡化開通手續;在超市設立移動支付專用結賬通道;加大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和受理機具的投入，保證通信質量和速度;對於小額支付取消多項身份驗證環節 等。
三、安全性(Safety)
提高移動支付的安全性，也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移動支付就是將手機變成了「手機卡+銀行卡」，由於使用環境的 多變和使用頻繁，手機丟失、洩密的幾率大大增加，因此，人們普遍認為移動支付的風險高於普通銀行卡。如果不能讓消費者放心地使用移動支付，那麼移動支付的 應用將侷限在繳納話費、購買遊戲點卡等小額支付範圍內，這將嚴重制約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在提高移動支付安全性方面，除了建立健全我國社會信用體制、推廣 手機實名制以外，還可以採用多項移動支付安全技術，在定製手機中加入指紋和面部識別功能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強移動支付安全性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用戶 體驗。如果添加多重身份驗證環節，或者在短信驗證環節中，由於短信中繼問題造成短信不能及時到達，也會給用戶帶來不好的支付體驗。因此，服務提供商和軟件 開放商需要在提高安全性和為消費者創造良好的用戶體驗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儘管移動支付目前的市場規模還不是很大，但是可以想見的是，一旦移動支付在大範圍內為廣大消費者所接受，將必然加快中國建立信息化社會的進程，同時 也將成為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升級的推動力。政府、產業參與者、以及消費者都希望看到產業鏈條上的各方能夠著眼於長遠發展，切實從用戶角度出發，積極展開合 作，在應用範圍、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這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引爆消費者需求，從而把行業帶入到發展的黃金期。(FT中文網 張家明 陳劍虹)
移動支付是一種便捷、快速的支付手段，能夠克服地域、距離、網點、時間的限制，極大地提高交易效率，為商家和消費者提供方便。從廣義上來講，移動支 付是指以移動終端，包括手機、個人數字助理(PDA)、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在內的移動工具，通過移動通信網絡，實現資金由支付方轉移到受付方的一種支付 方式。整個移動支付產業鏈包括移動運營商、支付服務商(比如銀行、銀聯、其他第三方支付機構等)、設備提供商(終端廠商、卡供應商、芯片提供商等)、系統 集成商、商家和公共事業服務部門，以及終端用戶。
移動支付主要包括遠程支付和近場支付兩種。遠程支付指用戶通過手機登錄銀行網頁(或是手機下載客戶端軟件)進行支付，賬戶操作等;近場支付則是手機 通過射頻、紅外、藍牙等通道，實現與自動售貨機、POS機等終端設備之間的本地通訊。目前市場上看到的移動支付模式主要包括四種：通過發送短信或者是代碼 來支付交易金額，費用直接計入話費賬單或者是從手機銀行帳戶中扣除;在移動商務網站通過預先設定的密碼和隨機密碼驗證直接進行電子支付;通過預先下載並安 裝在手機上的應用軟件進行基於移動網絡的支付;消費者使用預裝有一種採用NFC(近距離通信)技術的特殊智能卡片的手機，在實體店舖或交通服務設施通過 「刷手機」進行支付。
在中國，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具有良好的用戶基礎。根據工信部統計，2012年2月，中國移動電話用戶數首次突破10億，成為世界上首個擁有10億手 機用戶的國家。截止2012年3月底，中國移動用戶數已達10.19億，其中3G用戶為1.52億戶，較上年同期增長了146%。而且，中國消費者熱衷於 使用電子商務和新技術。畢馬威新發佈的《全球消費與融合調查報告》中的調研數據顯示，66%的全球受訪者表示願意使用移動錢包業務，而中國的比率更高達 84%。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做一些合理的假設，比如10億移動用戶中有20%屬於優質客戶，其中哪怕僅有一半的人使用移動支付業務，那麼移動支付業務 的用戶基礎也有1億人，而已經實現移動支付業務成熟廣泛商用的韓國總人口數也不過5,000萬左右。而且，與全球消費者相比，中國消費者更願意為移動應用 付費，畢馬威數據顯示，只有28%的中國消費者從來沒有付費下載過移動應用，而在全球這一比例達到了40%。龐大的用戶基礎和移動支付需求，使得移動支付 業務在中國有了較好的市場基礎。
目前移動支付還只是一個「叫好不叫座」的業務
但是在現實情況中，目前移動支付還只是一個「叫好不叫座」的業務。統計數據顯示，在各項移動應用中，最受消費者歡迎的是信息類和娛樂類的服務，如手 機即時通信、新聞、音樂、文學和社交網絡等。而在所有應用中，商業應用則排名較為靠後，包括移動支付和網絡購物等。究其原因，主要包括行業的主要參與者各 自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行業之間缺乏協作;監管不到位，行業標準有待統一;商戶缺少推廣移動支付的積極性，受理環境和應用範圍都需要拓廣，創新型的應用亟 待開發;用戶體驗不佳，移動支付習慣尚未養成，擔心支付安全問題等。
行業主要參與者的跨行業合作需加強
目前移動支付存在四種商業模式：以銀行為主導的模式，運營商獨立運營，運營商與銀行合作的模式，以及通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賬戶中進行支付的模式。面對移動支付這個大蛋糕，行業的主要參與者 – 運營商和銀行 – 有著各自的考量和利益點。
銀行擁有金融牌照和超強的經營實力，在金融服務領域具有的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和品牌效應。通過開展移動支付業務，銀行還能發展衍生金融業務，推動非 傳統金融業務的發展，但銀行欠缺開展移動支付所必須的網絡資源。同時，銀行對移動支付的進一步發展將對銀行卡的使用產生什麼影響，尚不清楚，故持觀望的態 度。但是正如畢馬威在2011年發佈的《移動業務貨幣化 - 銀行如何在支付價值鏈中佔一席之地》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對於零售銀行和商業銀行來說，問題已不再停留在移動金融和移動支付對他們的業務是否重要(我們 調研反饋中的84%參與者認為重要)，而是如何最好地適應快速的變化、並通過新興的渠道為客戶提供更好地服務、維持市場份額並保留或提高收入。」目前， 「在世界各地，各種規模的銀行，正在迅速實施一系列移動金融解決方案，旨在方便客戶和降低成本。」開展移動金融和支付業務已經是大勢所趨，「如果銀行還沒 有進入移動金融業務，那麼必須趕緊了」。
電信運營商則擁有網絡資源、用戶號碼資源，所有的移動支付必須使用他們的網絡和終端。移動支付也能使運營商深度綁定移動用戶，降低客戶流失率，但運 營商在提供金融服務方面的經驗和品牌效應仍需加強。而且，在運營商的業務組合中，移動支付尚處於邊緣地位，不是業務發展的重點內容。
而第三方支付機構則在保證買賣雙方的交易安全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這在信用體系尚不健全的中國來說，是很受商家和消費者歡迎的，但無論是從資金還是用戶資源來看，它在行業內卻顯得相對弱小，缺乏競爭實力。
因而從運營角度來看，各服務商各有所長，但沒有一方能夠脫離其他行業參與者的協助而獨立開展移動支付業務，他們需要展開合作，共同促進產業的發展。 而目前在這一方面，雖然各方所做的工作已經開展，但目前合作的規模和範圍還有待拓展。還有一個問題，即由誰來投資基礎設施。一台移動支付的終端投入較大， 目前沒有明確的共識這個費用由誰來負擔。所以哪一方都不願意投錢，形成互相等待的局面。
監管不到位和行業標準不統一
移動支付在中國的發展起源於本世紀初期，到目前已經有超過10年的歷史了。但是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移動支付的監管幾乎是空白，行業呈現出無序競 爭、魚龍混雜的局面。2010年6月，央行公佈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明確非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應當依法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支付牌 照的發放，初步清理了市場上一些規模小、運作不規範的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商，也為行業未來的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移動支付標準是另一個與監管有著緊密聯繫的、制約移動支付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畢馬威在《移動業務貨幣化 - 銀行如何在支付價值鏈中佔一席之地》報告中指出，「由於移動支付一直缺乏全球統一的技術標準，這對於移動支付的發展構成一道重要的障礙。事實上，畢馬威調 研的參與者一致認為，標準的建立是移動支付商業化的關鍵條件。」在中國，移動支付同樣也面臨著缺乏統一的標準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目前市場上出現的技術標 準有基於13.56 MHz的雙界面卡方案，基於13.56 MHz的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NFC)方案，基於13.56 MHz的SD卡方案以及基於2.4GHz的RF-SIM卡方案。銀聯主推13.56MHz 方案，而基於2.4GHz的RF-SIM技術則由中國移動主導，國內企業自主研發。銀聯和運營商都希望通過行業技術標準確立自己對行業的主導地位。然而， 由於涉及到金融和通訊兩個行業，包括電信運營商、第三方支付服務商、軟件提供商、硬件廠商、系統集成商、手機廠家、商家、用戶等龐大產業鏈，以及央行和工 信部兩大監管部門，因此，多年來移動支付國家標準遲遲難定。技術標準不統一，致使移動支付的受理機具難以實現共享，這增加了商家硬件投資，而消費者在使用 移動支付服務時，也會遇到種種限制。另外，多個技術標準也導致手機和其他硬件供應商數量減少，POS機、卡片以及手機終端成本偏高。技術標準尚未確定，也 使得多數開展移動支付業務的機構仍持觀望態度，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移動支付的大規模應用和發展。
根據2012年4月在「2012第四屆中國移動支付產業論壇」上傳出的最新消息，由工信部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所承擔的移動支付國家標準的編制任務， 目前已完成公開的徵求意見，有望在年內發佈。國家標準主要規定了近場支付的相關內容，明確了近場通信頻率採用13.56MHz，智能卡產品形態將兼容多種 方案，如SIM卡方案、SD卡方案、全收集方案、雙界面電信卡等。技術標準的 確定將為移動支付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氛圍。
除了技術標準以外，監管部門在協調產業鏈上各方的利益、促進跨行業協作方面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運營商、銀行和商家在移動支付的產業鏈上各自承擔不 同的角色，相互之間存在利益衝突。目前，我們看到了一些產業協作，比如中國電信和光大銀行合作可以使消費者在40多個城市繳納水電煤費用。但是這些合作的 範圍還有待擴展，層次也有待於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正需要監管部門出面協調各方利益，把大家拉上同一條船，積極開展跨行業協作，共同努力使移動支付這條大 船走得更穩、更快。
商家缺乏推廣移動支付的積極性
除了監管、標準和行業協作外，商家推廣移動支付業務時遇到的問題也不少。目前銀行和三大運營商都在推移動支付業務，而且標準還不統一，不同的業務形 式、平台規範和商業模式往往給商家帶來迷惑：到底要和哪一家合作呢?有些商家採取了「找平衡」的方式，與多家服務商合作，這又給商家增加了成本。
現在能夠接受移動支付付款消費的商家還不多，而商家對硬件進行升級改造的積極性也不高，這主要是因為商家對移動支付未來的發展前景看不清楚，有移動 支付需求的消費者不多。目前國內約有幾百萬台聯網的POS機，改造一台POS機的成本約為300元，還不包括軟件升級的費用，這樣算下來，總投入近10億 元。在前期，銀聯承擔了一部分費用，它的目的是通過改善移動支付的受理環境，促進發卡量增長，帶動商家投資移動支付受理機具改造的積極性。但未來大規模的 投入和推廣成本將如何分擔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目前看來移動支付有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場所先推廣，如大型的高校，電影院，水、電、煤氣費的支付等。
除了成本問題以外，商家受理移動支付方式，也會給目前業務的運營和管理帶來一些衝擊。比如高校會對發放的消費卡收取一定金額的押金，一般這些押金會 在學校的賬戶裡存放四年，而如果學生丟失消費卡後補辦還需要再繳納費用。雖然押金的金額不大，但是由於學生人數眾多，押金總數所產生的利息對學校來說也是 一筆收入。如果採用移動支付的形式，高校這筆押金的收入就流失了。再比如，由於要面對由銀行、公交、眾多第三方發卡機構發放的多種金融卡，商家需要安裝多 台POS機，在超市裡，經常能看到一個結賬櫃檯上會放十多種刷卡機器，有時顧客會走錯結賬通道，收銀員就得拿著這個卡到其它的收款台去刷卡，這不僅給商場 工作人員帶來了麻煩，同時也給消費者帶來了負面體驗。
應用範圍較窄和用戶體驗不佳
在應用範圍方面，移動支付面臨的侷限性也很多。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八成以上的手機消費者希望把公交卡、銀行卡功能都集成到手機上。如果手機能夠取 代銀行卡，那它將具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而目前，移動支付的應用範圍還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而移動支付創新型應用的開發，更是落在了後面。從理論上 講，和其他移動應用結合在一起的移動支付，能夠為消費者提供多項強大的服務功能，比如查詢賬戶信息和消費記錄、基於位置的促銷和商品推薦、比價服務等等。 其實在這些方面，消費者的需求還是比較大的，畢馬威的《全球消費與融合調查報告》顯示，超過半數的中國消費者表示，他們會在零售網點使用智能手機下載贈券 和流動禮品卡。但是目前在市場上，這些應用覆蓋的範圍還不夠廣，種類也不夠豐富。
目前移動支付的應用還具有較大的侷限性，而且用戶使用該服務的體驗也並不是很好，這都造成消費者使用移動支付的積極性不高。首先使用移動支付功能需 要更換手機或是SIM卡。目前，更換手機可選的種類較少，價格也高;而消費者更換SIM卡、開通移動支付服務還需要到營業廳或銀行櫃檯去辦理相關手續。而 且在用戶使用進場支付服務時，由於種種技術原因，經常出現刷卡不流暢、數據傳輸中斷等問題，這導致客戶體驗降低。
使用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則是導致用戶使用率較低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兩項分別針對國外和國內手機用戶的調研顯示，在所有消費者不使用移動支付的原因中，「擔心信用卡 安全」(國外手機用戶52%)和「對安全性缺乏信任」(國內手機用戶41%)排名第一。調查還發現，只有低於15%的手機用戶完全信任移動支付，而65% 的手機用戶拒絕通過移動網絡發送自己信用卡資料。上海的一次調查顯示，幾乎97%的人收到過垃圾短信，有二成人遇到過短信詐騙行為。可以說，對社會信用體 系缺失的擔心和無奈，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
移動支付大發展需要解決三方面的問題
我們看到，在央行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以及聯合工信部啟動制定移動支付標準的工作之後，移動支付產業在近兩年出現了迅猛的增長。艾瑞諮詢數據顯 示，2011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481.4億元，同比增長149.4%;預計2012年移動支付市場規模將達1,209.6億元，同比增長 151.2%。
3月底，工信部也在其網站上公佈了《電子商務「十二五」發展規劃》，其中明確要求要「推動移動支付國家標準的制定和普及，同時加快推動移動支付、公 交購票、公共事業繳費和超市購物等移動電子商務應用的示範和普及推廣。」可以想見，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移動支付將會迎來一個行業發展的春天。我們預 計，在未來幾年內，移動支付市場收入規模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將超過100%，到2015年，市場規模有望達到6,000-8,000億元人民幣。
根據畢馬威2011年移動支付全球調研結果，促使消費者使用移動支付業務的三大因素是使用範圍和便捷性、操作簡單和安全性。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移動支付若想實現爆發性增長，還需要監管部門和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在應用範圍、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三個方面下大力氣。
一、應用範圍(Scope)
在擴大移動支付應用範圍方面，政府部門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行業要發展，首先需要得到政府政策方面的支持，除了規範行業運作和制定行業標準外，監管 部門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出台具體可行的政策鼓勵移動支付產業各方參與者打破行業壁壘、展開合作，推動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探索合作共贏的發展模式;促 進服務提供商和應用提供商在跨行業應用方面展開合作，探討利益分配模式，從公交、電話費、水電煤氣繳費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以及模式固定單一 的服務行業(如影院、超市等)入手推廣移動支付業務，並研究創新型服務內容，以拓展移動支付的使用空間;由政府主導在國內一些城市設立業務示範基地，為在 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推廣移動支付服務提供具有借鑑意義的經驗;對安裝移動支付受理終端的商家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和財政補貼等等。
除了政府部門以外，銀行、運營商和應用提供者同樣也能在擴大移動支付應用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目前，還沒有一家機構能夠在移動支付的所有環節獨自面 對消費者，而且移動支付市場尚處於培育期，如果出現無效的市場競爭，將導致整個行業的發展受阻。因此各方應該展開合作，共同努力減少推動移動支付的阻力， 這將有助於統一行業標準，實現進場機具的兼容，降低運營成本，並盡快尋找到能使各方「多贏」的合作模式，從而加速移動支付的產業化進程。在賬戶管理方面， 各方也可以考慮實現不同賬戶的互聯互通。現在使用移動支付的消費者需要管理的賬戶包括銀行賬戶、手機自有賬戶、通信賬戶、多個第三方支付賬戶等等，如果能 夠統一這些賬戶，將在極大程度上拓展移動支付的應用範圍，形成規模效應。
二、使用的便捷性(Simplicity)
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節奏加快以及消費升級，都促進了消費者對於便捷、安全的新型支付方式的需求，而這恰恰是移動支付的優勢。然而，在現實生活 中，移動支付這一優勢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應用範圍不夠廣以外，消費者在開通、使用移動支付時所遇到的一些不便也是主要原因。如果各服務 提供商能夠從用戶角度出發，在這些領域採取一些措施以減少使用環節、提高支付效率、提升客戶體驗，將能使消費者在實際生活中切實體會到移動支付的便捷特 性，比如簡化開通手續;在超市設立移動支付專用結賬通道;加大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和受理機具的投入，保證通信質量和速度;對於小額支付取消多項身份驗證環節 等。
三、安全性(Safety)
提高移動支付的安全性，也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移動支付就是將手機變成了「手機卡+銀行卡」，由於使用環境的 多變和使用頻繁，手機丟失、洩密的幾率大大增加，因此，人們普遍認為移動支付的風險高於普通銀行卡。如果不能讓消費者放心地使用移動支付，那麼移動支付的 應用將侷限在繳納話費、購買遊戲點卡等小額支付範圍內，這將嚴重制約移動支付業務的發展。在提高移動支付安全性方面，除了建立健全我國社會信用體制、推廣 手機實名制以外，還可以採用多項移動支付安全技術，在定製手機中加入指紋和面部識別功能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強移動支付安全性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用戶 體驗。如果添加多重身份驗證環節，或者在短信驗證環節中，由於短信中繼問題造成短信不能及時到達，也會給用戶帶來不好的支付體驗。因此，服務提供商和軟件 開放商需要在提高安全性和為消費者創造良好的用戶體驗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儘管移動支付目前的市場規模還不是很大，但是可以想見的是，一旦移動支付在大範圍內為廣大消費者所接受，將必然加快中國建立信息化社會的進程，同時 也將成為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升級的推動力。政府、產業參與者、以及消費者都希望看到產業鏈條上的各方能夠著眼於長遠發展，切實從用戶角度出發，積極展開合 作，在應用範圍、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這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引爆消費者需求，從而把行業帶入到發展的黃金期。(FT中文網 張家明 陳劍虹)
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林毅夫 - 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重返三尺講台。昨天的節目中，《經濟半小時》專訪了這位傳奇人物，分享了他四年世行之行的點滴收穫。林毅夫歸來，帶回了對世界經濟更深刻的理解，帶
回了更多的國際經驗，也帶回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世行卸任之前，林毅夫就曾經斷言，中國經濟未來20年還將維持8%的高速增長，他判
斷未來若干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需要投資來拉動。而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他認為是收入分配。這些結論如何得出，觀點背後有什麼樣的理論支持？今天的
節目將繼續對林毅夫的獨家訪談。
自6月1日，從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崗位上卸任後，這是林毅夫回國後的首次公開演講。在這場叫做新結構經濟學的學術演講中，林毅夫指出：中國現在面臨最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經濟結構，使收入分配趨於公平。
林毅夫因為接觸更多國家的發展經驗，所以他原理的理論架構就更為豐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提出一個新的名詞「新結構經濟學」。他還提到毛里求斯 的經濟狀況，這個國家在50年代、60年代，既有了產業，必要的房屋補貼，很多扭曲並沒有一下消除掉，但是放開了對他們國家經濟的穩定這一塊快速發展。這 一轉型效果比較好。
林毅夫說，研究發展理論，最重要的是想對發展政策產生影響，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這個目的。
這幾年雖然我國經濟還是比較高速的增長，但是老百姓們有一些抱怨，比如說房價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太嚴重，但收入的增長卻是有限的。林毅夫這次回到國內再關注中國經濟中的個體，關注我們的農民農民工工人和城市白領。對這些問題林毅夫做了深入分析。
首先，這幾年的工資增長很快，在原來地區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就業的職工，工資增長每年都是15%或20%，遠遠超過了通貨膨脹率，遠遠通過了經濟增長率。
其次，林毅夫認為問題更多的是收入分配問題，主要的表現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減小；而進入到90年代以後，收入分配的差距是 不斷在擴大的。同時在收入分配當中，勞動守則的分配佔整個收入分配是在下降的，這是現在的一些主要問題。這些主要問題就環境而言出現在什麼地方？林毅夫的 回答是，房價上漲非常快是一個主要問題，市場環境也是收入分配的問題。比如說收入向少數有錢人集中，而我們的金融發展作為發展中國家是相對滯後的，所以投 資的機會比較少，保值增值的渠道比較有限，因此大量資金湧向房地產。這是我們房地產價格增長較快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所以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改革 中，收入分配的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收入分配失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卻是持 續下降；公開的資料顯示，西方發達國家居民收入佔GDP比重一般為50%￣60%，比如美國為65%，日本是60%，英國高達71%，而按照全國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鄭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國城鄉居民收入佔GDP的比例卻由從1985年時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左右，2010年則下滑至 43%。二是居民內部的家庭與家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顯著拉大。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的調查顯 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林毅夫也多次談到，由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還沒有到位，國家的分配 製度仍不合理，讓高收入者享受低消費水平，即使物價上漲也沒能改變這種狀況，相反給低收入者帶來了壓力。
關於收入分配的改革，林毅夫提出了兩種思路，一種是從二次分配，增加對有錢人的口稅，用轉移支付的方式來補貼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重要的是在 一次分配上面。在一次分配上面應該同時達到公平的效率。現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只要符合比較優勢的都是在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者是資本資金相對密集產業 當中，勞動力相對比較密集的區域段，如果都按照這種方式來發展經濟的話，那麼我國的經濟會有最大的競爭力，會發展得最快、最好。同時，創造的就業機會會最 多。其次，勞動力會從相對豐富逐漸變成相對短缺，資金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在這種過程當中，工資的增長會非常迅速。窮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勞動 力，因此他們的報酬會越來越多，他們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會越來越靠前，也就是他們的勞動力。反過來講，富人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是資本是資金。於是他們的報 酬會下降，即使實質不下降，相對與勞動力的增長來說還是會有相對下降，這就是說窮人的資產越來越相對值錢，富人的資產越來越相對不值錢，雙方都有一定的改 善。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是達成公平效率，在一次分配上就解決公平效率的最好的手段。
6月11日，國務院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計劃要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實施扶貧開發攻堅 工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權利的保障水平。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 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而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也將在今年出台，並逐步推進。對於在改革過程當中將會面臨的 挑戰，林毅夫如是說。
作為雙軌制改革，我們還保留了不少原來舊的扭曲，而這種扭曲表現在幾個方面，一個是我們金融結構以大銀行跟股票市場為主，這個主要是為大企業服 務的。大企業不是國有企業，就是富有的企業，所以他們可以不得到金融服務，而且資金的價格是相對較低的。而資金相對價格低的企業得到的補貼來源於把錢放到 金融體系又得不到服務相對較窮的人。所以應該在金融改革上加大力度，如果這方面能夠步伐快一點農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製造業的發展都會加快，那麼農民 的收入跟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會提高，因為他們收入提高的消費需求也會增加。另外，金融的價格社會太低，這也是社會制改革遺留的一個問題。林毅夫認為在資源 社會的改革上面也應該加快力度。第三還有一些壟斷性行業，過去是對國有企業的一個必要保護補貼，現在我們經濟發展到這個水平，一些資金比較相對密集的企業 過去沒有自生能力的，是國有的。而現在，它們已經具有了自生能力，應該面對競爭。如果這些改革能夠完善的話，就能夠實現前面所講的，以一次分配的公平跟效 率同時達到為主。然後以二次分配作為補充，這樣的經濟發展就能夠快速而合適。
回國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講，林毅夫在討論中指出了收入分配的問題，他認為，對中國經濟來說，應該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讓更多的老百姓分享經濟發 展的成就，把經濟增長與個體幸福緊密相連。在林毅夫赴任世行的這四年間，全球經濟遭遇金融危機重創，緩慢復甦，到現在仍然面臨下行風險。在剛剛結束的 G20峰會上，國際金融協會呼籲20國集團執行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各國的刺激政策，林毅夫也有自己的觀點。
在剛剛結束的G20峰會上，歐債危機應對政策成為本次峰會討論的首要議題。近來，美、日、英及歐洲央行通過一系列貨幣寬鬆政策向金融市場釋放流 動性。這種由發達經濟體群體性的貨幣寬鬆政策造成的流動性氾濫，對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市場形成巨大外溢效應。2011年初，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國都 曾感受到輸入性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及匯率上升的壓力。當前通脹壓力雖有緩解，但隨著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不確定性增大，跨境資本流動性也隨之增大，這將對新興 經濟體國內宏觀調控造成一定難度。而就在今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也同時下調 0.25個百分點。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央行首次降息，這一舉措也被解讀為近期一攬子「穩增長」經濟政策、靈活進行預調微調的一個組成部 分。但在5月末廣義貨幣餘額(M2)高達90萬億元的背景下，這次降息也引發對貨幣規模加速擴張、通脹又反彈、房價再回升、「國進」更兇猛、負利率更嚴重 等副作用的擔憂。
反觀我們的貨幣政策，現在全球還是在努力的增加流動性，從歐洲央行和美聯儲看來，他們還是有這個意願，但是我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貨幣已經突破 90萬億，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現在比四年前已經翻了一倍。在這種環境下，林毅夫判斷國際上現在可能會有相當長一段低迷的時間，失業率是比較高。那些國 家財政斥資會增加很快，為瞭解決財政負擔的問題，他們是會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這是大的國際格局。所以國際的資金中短期資金的投機性非常強，我們應該應 付可能給我們帶來的衝擊。
從公佈的經濟數據中看，歐元區5月份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46，創2009年6月以來新低。同時期美國的非農就業崗位僅增加 6.9萬個，增幅創2011年5月以來最低。美國5月非農就業數據出台後，摩根大通即將201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期從2.3%下調至 2.1%。該機構預計，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將增長2.5%，未來兩個季度增長2%。美國經濟復甦腳步正在放緩。聯合國的報告預測，2012年世界經濟將繼續放緩，歐洲經濟將為零增長。歐元區經濟繼2011年增長1.5%之後，2012年將衰退0.3%。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 帶來的是國際需求的疲軟。世界銀行警告稱，如果歐債危機惡化，中國的經濟將更加緩慢。1—5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長8.7%，低於全年增長10%的目標；固 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0.1%，較前4個月繼續回落；房地產市場交易量儘管有所上升，但房屋開工量、土地交易市場仍然比較低迷；而統計局公佈的4月份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增速為-0.7%，連續兩個月出現同比下滑，創自2009年12月以來新低。中國人民銀行披露的4月信貸數據也顯示，企業 的貸款需求也降至低點。4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扣除價格因素同比實際增長9.3%，增速比上月回落2.6個百分點。除了北京、上海外，由於其他地區 工業佔據經濟絕大部分比重，工業增速回落，可能隱含經濟增速降低的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對此，林毅夫解釋到，一方面的原因是國際經濟的疲軟，我國是外向型以來度比較高的國家，所以出口減緩會減緩我們的經濟增長。第二方面是上一輪的 經濟財政政策已經接近尾聲，所以投資拉動的需求會減少。那麼當前經濟放緩，反映的是這種情形，那麼政策本身是必須不斷審時度勢嘛。所以有必要的話也可以在 推動新一輪的積極的這種財政政策。
但是這一信號很快被與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聯繫起來。在2008年，受到自然災害和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 來的最大危機。當年11月15日，中國政府提出擴大內需十項措施即「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全面轉向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和災後重建是 四萬億刺激計劃主要內容，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建設是投資計劃的最大部分，佔投資額的1／3。四年前四萬億投資下去，中國GDP成功實現「保八」， 為國民換得了信心，為經濟換得了增長，但一系列負面影響也隨之而來。中國居民消費指數CPI環比指數，在2009年7月見底回升，2010年11 月，CPI首次破五，同比上漲5.1，其中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價格上漲帶動了整個物價上漲，在2011年7月，CPI同比上漲指數高達6.5%，創下35 個月來的歷史新高。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為36.3%。相較於2010年，城鎮家庭恩格爾係數35.7%上升0.6個百分點，說明食品支 出佔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再次增高，一些本該淘汰的落後產能反而「因禍得福」；產業結構轉型未能借此契機實現根本調整，內需亦未能完全啟動，市場秩序也出現 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四年過去了，這一政策雖然保證我國有一個較快的增長速度，但是它也有很多負面的影響。對此，林毅夫的觀點是：首先，成績是主要的。我們是一個對 外經濟依存度非常大的國家，在2008年年底，2009年初的時候，沿海地區由於出口的減少，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業減少2000多萬人，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積 極的財政政策，維持中國經濟相對快速的發展，而且是在國際經濟不利的狀況之下的快速發展，我們的失業率可能會非常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會非常的多。但是， 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推進的結果中成績是絕大部分的，當然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上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四萬億當中財政支出的大概只有一萬億 多一點，其它將近三萬億是來自於銀行的信貸，來自於貨幣的寬鬆政策。如果是用貨幣政策，用信貸的增加，流動性是會增加的，而這一流向是不好完全掌握的。因 此也必然會附帶一些問題，比如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房地產的價格增長的比較快等等。上一輪的財政政策雖然名義上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實際上是以貨幣政策為 主，財政政策為輔，所以在組合上是可以進行完善的。在新一輪的政策當中可以吸取上一輪的教訓，也就是更多的依賴財政，然後以寬鬆的貨幣政策為主。
就在林毅夫卸任世行行長的前夕，一張照片在網上廣為傳發，引起熱議。照片上的湛江市長王中丙拿到國家發改委的批文之後，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幾 次親吻手中的批文。5月24日國家發改委正式核准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動工建設，這個年產鋼1000萬噸，總投資接近700億元的鋼鐵項目，將成為當地經 濟增長的支柱產業。
廣東省湛江市市長王中丙介紹，現在的工業總產值是2200億，到兩個項目建成以後，包括它的上下游產業，也會到2000億的工業產值，那麼我們的工業總產值將會突破4000億，甚至更多。
在國家發改委批覆湛江鋼鐵基地的同一天，同時批覆了廣西防城港鋼鐵項目，這也是一個近640億元的投資項目。其實進入第二季度，國家發改委項目 審批的速度就明顯加快，僅僅5月21日一天，就有100多個清潔能源領域的項目獲得批覆，獲批項目總量幾乎相當於5月前20天的總和。而在4月份發改委批 准的項目多達328個，近乎去年同期的兩倍。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保持合 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在這一政策後面是一組嚴峻的 數據，今年前4個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外貿進出口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均較去年同期有了明顯下滑。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0.2%，創下2003 年以來的最低值；前4個月民間投資增速為27.3%，較一季度下滑1.6個百分點；我國進出口總值1167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其中進口同 比增長5.1%，出口同比增長6.9%。進出口雙雙重返個位數增長，遠不及商務部預定的對外貿易10%的增長目標。消費在4個月的實際增速也大幅下滑，僅 為10.9%，到了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71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3.8%，為2006年8月以來新低。
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季回落。從去年第一季度的 9.7%一直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下行壓力有增無減。作為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兩大引擎，讓消費挑起穩增長第一重任的聲音日漸變小，投資拉動再次被放 到重要位置。國家發改委正在積極加快項目審批速度。有人猜測，這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穩增長會重新回到投資拉動的老路上去。目前的經濟形勢 下，穩增長究竟靠什麼來拉動？針對這些問題，林毅夫有自己的觀點。
林毅夫說，現階段看來，我們下一階段穩增長的目標主要還是靠投資去實現。因為消費是這一期是需求，下一期就沒有了，是不可持續的，而現在世界上 出現危機的國家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消費因為是短期需求，會帶來短期的繁榮，可是它是屋簷職守，至於發展中國家的話，消費當然不能不說中國。可是我們作為 中等發達的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唯一的途徑就是投資，以提高我們的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產業的附加值的水平。生產力跟競爭力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就提高， 生活水平就提高。這樣一來，消費需求的增長當然就有基礎了。
在這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一度被寄予厚望。長期以來，我國消費率一直偏低，多數年份徘徊在60%左右，遠低於70%的世界均值。有資 料顯示，2011年我國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4萬元，折合美元2130元，不及美國同時期人均消費規模1.56萬美元的1／7。而根據國際經驗， 居民消費率每提升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釋放4.7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額。而商務部發佈的，「2012年我國消費市場發展報告」預計，2012年消費、投資和 淨出口這「三駕馬車」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發生重大變化，消費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將超越投資，在近10年中首次成為經濟增長第一動力。但是林毅夫 堅持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投資都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林毅夫認為，美國現在的問題就是過度消費引起的。我們即使到了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的水平，也不能提出以消費為主，否則美國現在遭遇到的問題就是我 們未來的問題。我想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實際上是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產業的不斷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消費提升的依據，所以一定是永遠擺在第一 位，這樣，消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完善也就自然會實現。我們必須要找到回報率高的，消除增長瓶頸的措施。過去是交通基礎設施，現在交通基礎設施較為完 善，可以改善的空間就比較小了，但是我們的環境和社會工程都有所欠缺，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產業生存的空間還是很大，這都是投資的主要領域。投資空 間大，有利的機會就比較多，但還必須在規劃、追尋、選擇項目上秉持審慎的原則。
除了政府投資，近年來民間投資也比較活躍，2011年增長速度超過30%，佔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達60%左右，成為重要投資力量。2012 年2月，國務院明確了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台民間投資實施細則的時限要求。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7個領域被列為2012年鼓勵民間資本進 入需要重點落實的工作任務。 此前，民間投資發展一向遭遇准入難和落實難問題，被喻為民間資本的「玻璃門」和「彈簧門」。而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 據變化加大預調微調力度」。為防止經濟放緩過快，更多刺激經濟政策或將出台，放開更多民間資本准入領域，被經濟學界看做是一大亮點。
林毅夫認為，民營經濟會成為促使經濟發展按照比較化優勢發展的主力軍。那麼目前的發展，與改革前相比，民營經濟發展的非常好，取得了很大成果， 但是相對來講，由於改革，我們遺留了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扭曲狀況，諸如對金融結構的扭曲，對職員架構的扭曲，對一些壟斷行業的扭曲等。這些領域必須作為改 革的著力點，完善我們金融結構，應該合理化，對一些壟斷領域也應該開放民營經濟。鼓勵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共同競爭。
林毅夫和我們坦率地分享了他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看法，他的言辭裡沒有縱論天下的激昂，也沒有對經濟變局的糾結，我們聽到的是冷靜沉穩、絲絲 入扣地分析。我們注意到，在林毅夫的口中有兩個詞出現頻率很高，一個是結構，一個是扭曲。中國經濟目前的複雜程度已經超出了許多傳統經濟理論的分析範疇，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步入深水區，一些結構性問題對經濟狀態的決定性影響越來越明顯。如果要解決經濟運行層面上的矛盾和困難，就必須找到底層結構中失衡或扭曲 的地方，對症下藥。這就像地質學家的研究領域已經穿透地表上的地形地貌，從板塊中尋找地質運動的原動力一樣。也許，林毅夫具體的經濟觀點不會每個人都認 同，但他帶給我們的分析方法和深邃眼光，卻值得大家借鑑。(中國網絡電視台)
自6月1日，從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崗位上卸任後，這是林毅夫回國後的首次公開演講。在這場叫做新結構經濟學的學術演講中，林毅夫指出：中國現在面臨最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經濟結構，使收入分配趨於公平。
林毅夫因為接觸更多國家的發展經驗，所以他原理的理論架構就更為豐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提出一個新的名詞「新結構經濟學」。他還提到毛里求斯 的經濟狀況，這個國家在50年代、60年代，既有了產業，必要的房屋補貼，很多扭曲並沒有一下消除掉，但是放開了對他們國家經濟的穩定這一塊快速發展。這 一轉型效果比較好。
林毅夫說，研究發展理論，最重要的是想對發展政策產生影響，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這個目的。
這幾年雖然我國經濟還是比較高速的增長，但是老百姓們有一些抱怨，比如說房價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太嚴重，但收入的增長卻是有限的。林毅夫這次回到國內再關注中國經濟中的個體，關注我們的農民農民工工人和城市白領。對這些問題林毅夫做了深入分析。
首先，這幾年的工資增長很快，在原來地區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就業的職工，工資增長每年都是15%或20%，遠遠超過了通貨膨脹率，遠遠通過了經濟增長率。
其次，林毅夫認為問題更多的是收入分配問題，主要的表現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減小；而進入到90年代以後，收入分配的差距是 不斷在擴大的。同時在收入分配當中，勞動守則的分配佔整個收入分配是在下降的，這是現在的一些主要問題。這些主要問題就環境而言出現在什麼地方？林毅夫的 回答是，房價上漲非常快是一個主要問題，市場環境也是收入分配的問題。比如說收入向少數有錢人集中，而我們的金融發展作為發展中國家是相對滯後的，所以投 資的機會比較少，保值增值的渠道比較有限，因此大量資金湧向房地產。這是我們房地產價格增長較快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所以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改革 中，收入分配的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收入分配失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卻是持 續下降；公開的資料顯示，西方發達國家居民收入佔GDP比重一般為50%￣60%，比如美國為65%，日本是60%，英國高達71%，而按照全國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鄭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國城鄉居民收入佔GDP的比例卻由從1985年時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左右，2010年則下滑至 43%。二是居民內部的家庭與家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顯著拉大。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的調查顯 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林毅夫也多次談到，由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還沒有到位，國家的分配 製度仍不合理，讓高收入者享受低消費水平，即使物價上漲也沒能改變這種狀況，相反給低收入者帶來了壓力。
關於收入分配的改革，林毅夫提出了兩種思路，一種是從二次分配，增加對有錢人的口稅，用轉移支付的方式來補貼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重要的是在 一次分配上面。在一次分配上面應該同時達到公平的效率。現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只要符合比較優勢的都是在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者是資本資金相對密集產業 當中，勞動力相對比較密集的區域段，如果都按照這種方式來發展經濟的話，那麼我國的經濟會有最大的競爭力，會發展得最快、最好。同時，創造的就業機會會最 多。其次，勞動力會從相對豐富逐漸變成相對短缺，資金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在這種過程當中，工資的增長會非常迅速。窮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勞動 力，因此他們的報酬會越來越多，他們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會越來越靠前，也就是他們的勞動力。反過來講，富人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是資本是資金。於是他們的報 酬會下降，即使實質不下降，相對與勞動力的增長來說還是會有相對下降，這就是說窮人的資產越來越相對值錢，富人的資產越來越相對不值錢，雙方都有一定的改 善。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是達成公平效率，在一次分配上就解決公平效率的最好的手段。
6月11日，國務院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計劃要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實施扶貧開發攻堅 工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權利的保障水平。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 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而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也將在今年出台，並逐步推進。對於在改革過程當中將會面臨的 挑戰，林毅夫如是說。
作為雙軌制改革，我們還保留了不少原來舊的扭曲，而這種扭曲表現在幾個方面，一個是我們金融結構以大銀行跟股票市場為主，這個主要是為大企業服 務的。大企業不是國有企業，就是富有的企業，所以他們可以不得到金融服務，而且資金的價格是相對較低的。而資金相對價格低的企業得到的補貼來源於把錢放到 金融體系又得不到服務相對較窮的人。所以應該在金融改革上加大力度，如果這方面能夠步伐快一點農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製造業的發展都會加快，那麼農民 的收入跟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會提高，因為他們收入提高的消費需求也會增加。另外，金融的價格社會太低，這也是社會制改革遺留的一個問題。林毅夫認為在資源 社會的改革上面也應該加快力度。第三還有一些壟斷性行業，過去是對國有企業的一個必要保護補貼，現在我們經濟發展到這個水平，一些資金比較相對密集的企業 過去沒有自生能力的，是國有的。而現在，它們已經具有了自生能力，應該面對競爭。如果這些改革能夠完善的話，就能夠實現前面所講的，以一次分配的公平跟效 率同時達到為主。然後以二次分配作為補充，這樣的經濟發展就能夠快速而合適。
回國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講，林毅夫在討論中指出了收入分配的問題，他認為，對中國經濟來說，應該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讓更多的老百姓分享經濟發 展的成就，把經濟增長與個體幸福緊密相連。在林毅夫赴任世行的這四年間，全球經濟遭遇金融危機重創，緩慢復甦，到現在仍然面臨下行風險。在剛剛結束的 G20峰會上，國際金融協會呼籲20國集團執行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各國的刺激政策，林毅夫也有自己的觀點。
在剛剛結束的G20峰會上，歐債危機應對政策成為本次峰會討論的首要議題。近來，美、日、英及歐洲央行通過一系列貨幣寬鬆政策向金融市場釋放流 動性。這種由發達經濟體群體性的貨幣寬鬆政策造成的流動性氾濫，對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市場形成巨大外溢效應。2011年初，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國都 曾感受到輸入性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及匯率上升的壓力。當前通脹壓力雖有緩解，但隨著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不確定性增大，跨境資本流動性也隨之增大，這將對新興 經濟體國內宏觀調控造成一定難度。而就在今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也同時下調 0.25個百分點。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央行首次降息，這一舉措也被解讀為近期一攬子「穩增長」經濟政策、靈活進行預調微調的一個組成部 分。但在5月末廣義貨幣餘額(M2)高達90萬億元的背景下，這次降息也引發對貨幣規模加速擴張、通脹又反彈、房價再回升、「國進」更兇猛、負利率更嚴重 等副作用的擔憂。
反觀我們的貨幣政策，現在全球還是在努力的增加流動性，從歐洲央行和美聯儲看來，他們還是有這個意願，但是我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貨幣已經突破 90萬億，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現在比四年前已經翻了一倍。在這種環境下，林毅夫判斷國際上現在可能會有相當長一段低迷的時間，失業率是比較高。那些國 家財政斥資會增加很快，為瞭解決財政負擔的問題，他們是會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這是大的國際格局。所以國際的資金中短期資金的投機性非常強，我們應該應 付可能給我們帶來的衝擊。
從公佈的經濟數據中看，歐元區5月份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46，創2009年6月以來新低。同時期美國的非農就業崗位僅增加 6.9萬個，增幅創2011年5月以來最低。美國5月非農就業數據出台後，摩根大通即將201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期從2.3%下調至 2.1%。該機構預計，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將增長2.5%，未來兩個季度增長2%。美國經濟復甦腳步正在放緩。聯合國的報告預測，2012年世界經濟將繼續放緩，歐洲經濟將為零增長。歐元區經濟繼2011年增長1.5%之後，2012年將衰退0.3%。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 帶來的是國際需求的疲軟。世界銀行警告稱，如果歐債危機惡化，中國的經濟將更加緩慢。1—5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長8.7%，低於全年增長10%的目標；固 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0.1%，較前4個月繼續回落；房地產市場交易量儘管有所上升，但房屋開工量、土地交易市場仍然比較低迷；而統計局公佈的4月份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增速為-0.7%，連續兩個月出現同比下滑，創自2009年12月以來新低。中國人民銀行披露的4月信貸數據也顯示，企業 的貸款需求也降至低點。4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扣除價格因素同比實際增長9.3%，增速比上月回落2.6個百分點。除了北京、上海外，由於其他地區 工業佔據經濟絕大部分比重，工業增速回落，可能隱含經濟增速降低的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對此，林毅夫解釋到，一方面的原因是國際經濟的疲軟，我國是外向型以來度比較高的國家，所以出口減緩會減緩我們的經濟增長。第二方面是上一輪的 經濟財政政策已經接近尾聲，所以投資拉動的需求會減少。那麼當前經濟放緩，反映的是這種情形，那麼政策本身是必須不斷審時度勢嘛。所以有必要的話也可以在 推動新一輪的積極的這種財政政策。
但是這一信號很快被與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聯繫起來。在2008年，受到自然災害和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 來的最大危機。當年11月15日，中國政府提出擴大內需十項措施即「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全面轉向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和災後重建是 四萬億刺激計劃主要內容，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建設是投資計劃的最大部分，佔投資額的1／3。四年前四萬億投資下去，中國GDP成功實現「保八」， 為國民換得了信心，為經濟換得了增長，但一系列負面影響也隨之而來。中國居民消費指數CPI環比指數，在2009年7月見底回升，2010年11 月，CPI首次破五，同比上漲5.1，其中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價格上漲帶動了整個物價上漲，在2011年7月，CPI同比上漲指數高達6.5%，創下35 個月來的歷史新高。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為36.3%。相較於2010年，城鎮家庭恩格爾係數35.7%上升0.6個百分點，說明食品支 出佔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再次增高，一些本該淘汰的落後產能反而「因禍得福」；產業結構轉型未能借此契機實現根本調整，內需亦未能完全啟動，市場秩序也出現 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四年過去了，這一政策雖然保證我國有一個較快的增長速度，但是它也有很多負面的影響。對此，林毅夫的觀點是：首先，成績是主要的。我們是一個對 外經濟依存度非常大的國家，在2008年年底，2009年初的時候，沿海地區由於出口的減少，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業減少2000多萬人，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積 極的財政政策，維持中國經濟相對快速的發展，而且是在國際經濟不利的狀況之下的快速發展，我們的失業率可能會非常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會非常的多。但是， 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推進的結果中成績是絕大部分的，當然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上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四萬億當中財政支出的大概只有一萬億 多一點，其它將近三萬億是來自於銀行的信貸，來自於貨幣的寬鬆政策。如果是用貨幣政策，用信貸的增加，流動性是會增加的，而這一流向是不好完全掌握的。因 此也必然會附帶一些問題，比如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房地產的價格增長的比較快等等。上一輪的財政政策雖然名義上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實際上是以貨幣政策為 主，財政政策為輔，所以在組合上是可以進行完善的。在新一輪的政策當中可以吸取上一輪的教訓，也就是更多的依賴財政，然後以寬鬆的貨幣政策為主。
就在林毅夫卸任世行行長的前夕，一張照片在網上廣為傳發，引起熱議。照片上的湛江市長王中丙拿到國家發改委的批文之後，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幾 次親吻手中的批文。5月24日國家發改委正式核准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動工建設，這個年產鋼1000萬噸，總投資接近700億元的鋼鐵項目，將成為當地經 濟增長的支柱產業。
廣東省湛江市市長王中丙介紹，現在的工業總產值是2200億，到兩個項目建成以後，包括它的上下游產業，也會到2000億的工業產值，那麼我們的工業總產值將會突破4000億，甚至更多。
在國家發改委批覆湛江鋼鐵基地的同一天，同時批覆了廣西防城港鋼鐵項目，這也是一個近640億元的投資項目。其實進入第二季度，國家發改委項目 審批的速度就明顯加快，僅僅5月21日一天，就有100多個清潔能源領域的項目獲得批覆，獲批項目總量幾乎相當於5月前20天的總和。而在4月份發改委批 准的項目多達328個，近乎去年同期的兩倍。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保持合 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在這一政策後面是一組嚴峻的 數據，今年前4個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外貿進出口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均較去年同期有了明顯下滑。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0.2%，創下2003 年以來的最低值；前4個月民間投資增速為27.3%，較一季度下滑1.6個百分點；我國進出口總值1167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其中進口同 比增長5.1%，出口同比增長6.9%。進出口雙雙重返個位數增長，遠不及商務部預定的對外貿易10%的增長目標。消費在4個月的實際增速也大幅下滑，僅 為10.9%，到了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71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3.8%，為2006年8月以來新低。
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季回落。從去年第一季度的 9.7%一直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下行壓力有增無減。作為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兩大引擎，讓消費挑起穩增長第一重任的聲音日漸變小，投資拉動再次被放 到重要位置。國家發改委正在積極加快項目審批速度。有人猜測，這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穩增長會重新回到投資拉動的老路上去。目前的經濟形勢 下，穩增長究竟靠什麼來拉動？針對這些問題，林毅夫有自己的觀點。
林毅夫說，現階段看來，我們下一階段穩增長的目標主要還是靠投資去實現。因為消費是這一期是需求，下一期就沒有了，是不可持續的，而現在世界上 出現危機的國家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消費因為是短期需求，會帶來短期的繁榮，可是它是屋簷職守，至於發展中國家的話，消費當然不能不說中國。可是我們作為 中等發達的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唯一的途徑就是投資，以提高我們的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產業的附加值的水平。生產力跟競爭力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就提高， 生活水平就提高。這樣一來，消費需求的增長當然就有基礎了。
在這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一度被寄予厚望。長期以來，我國消費率一直偏低，多數年份徘徊在60%左右，遠低於70%的世界均值。有資 料顯示，2011年我國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4萬元，折合美元2130元，不及美國同時期人均消費規模1.56萬美元的1／7。而根據國際經驗， 居民消費率每提升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釋放4.7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額。而商務部發佈的，「2012年我國消費市場發展報告」預計，2012年消費、投資和 淨出口這「三駕馬車」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發生重大變化，消費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將超越投資，在近10年中首次成為經濟增長第一動力。但是林毅夫 堅持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投資都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林毅夫認為，美國現在的問題就是過度消費引起的。我們即使到了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的水平，也不能提出以消費為主，否則美國現在遭遇到的問題就是我 們未來的問題。我想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實際上是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產業的不斷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消費提升的依據，所以一定是永遠擺在第一 位，這樣，消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完善也就自然會實現。我們必須要找到回報率高的，消除增長瓶頸的措施。過去是交通基礎設施，現在交通基礎設施較為完 善，可以改善的空間就比較小了，但是我們的環境和社會工程都有所欠缺，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產業生存的空間還是很大，這都是投資的主要領域。投資空 間大，有利的機會就比較多，但還必須在規劃、追尋、選擇項目上秉持審慎的原則。
除了政府投資，近年來民間投資也比較活躍，2011年增長速度超過30%，佔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達60%左右，成為重要投資力量。2012 年2月，國務院明確了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台民間投資實施細則的時限要求。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7個領域被列為2012年鼓勵民間資本進 入需要重點落實的工作任務。 此前，民間投資發展一向遭遇准入難和落實難問題，被喻為民間資本的「玻璃門」和「彈簧門」。而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 據變化加大預調微調力度」。為防止經濟放緩過快，更多刺激經濟政策或將出台，放開更多民間資本准入領域，被經濟學界看做是一大亮點。
林毅夫認為，民營經濟會成為促使經濟發展按照比較化優勢發展的主力軍。那麼目前的發展，與改革前相比，民營經濟發展的非常好，取得了很大成果， 但是相對來講，由於改革，我們遺留了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扭曲狀況，諸如對金融結構的扭曲，對職員架構的扭曲，對一些壟斷行業的扭曲等。這些領域必須作為改 革的著力點，完善我們金融結構，應該合理化，對一些壟斷領域也應該開放民營經濟。鼓勵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共同競爭。
林毅夫和我們坦率地分享了他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看法，他的言辭裡沒有縱論天下的激昂，也沒有對經濟變局的糾結，我們聽到的是冷靜沉穩、絲絲 入扣地分析。我們注意到，在林毅夫的口中有兩個詞出現頻率很高，一個是結構，一個是扭曲。中國經濟目前的複雜程度已經超出了許多傳統經濟理論的分析範疇，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步入深水區，一些結構性問題對經濟狀態的決定性影響越來越明顯。如果要解決經濟運行層面上的矛盾和困難，就必須找到底層結構中失衡或扭曲 的地方，對症下藥。這就像地質學家的研究領域已經穿透地表上的地形地貌，從板塊中尋找地質運動的原動力一樣。也許，林毅夫具體的經濟觀點不會每個人都認 同，但他帶給我們的分析方法和深邃眼光，卻值得大家借鑑。(中國網絡電視台)
2012年4月16日星期一
香港藍籌股能否抗通脹為內地藍籌作表率
編者按：承接上日昇勢，港股週五進一步上揚，恆生指數高開逾300點後，重踏20700點水平，全日在高位徘徊，收市報20701.04點，升373.72點或1.84%，投資者入巿態度積極，全日成交額增加 17.24%，達到618.73億元。相應地，藍籌股也強勢畢現，長實（00001.HK）隨巿向上，重回「紅底股」（百元股）行列，升3%；和黃 （00013.HK）則升1.2%；匯控（00005.HK）、恆生銀行（00011.HK） 等也有超過2%的升幅。此外，內地銀行股、保險股及三大石油股也都受到市場追捧。那麼，香港藍籌股的強勢能否再持續，它們真的能抗風險、抗通脹，為內地藍 籌股作出表率嗎？證券時報記者就此採訪了交銀國際（香港）研究部董事黃文山及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副教授蘇偉文。
證券時報記者 徐歡
證券時報記者：能否向內地股民介紹一下香港藍籌股？在過去20-30年以來，真的表現出好的投資價值和抗風險的防禦性嗎？
蘇偉文：香港藍籌股在過去20-30年中，每年的平均回報有15%左右。但是，香港藍籌股股價升幅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並不是一個常態的表現。相對 而言，藍籌股有比較高的抗風險性，除了可以抗通脹外，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投資價值日益提高，風險也相對較低。但藍籌股並不是回報最大的投資對象。因為在 每一個特殊的時期，某一個行業的股票將有比較好的表現。比如說2000年的科技網絡股升幅很大，可以給投資者帶來很好的回報，但是升勢不會持續太久。藍籌 股不會像剛才舉例的股票那樣，在股價上有很大的漲幅；同樣的，也不會有很大的跌幅，因此極具安全性。
證券時報記者：過去十年中，您覺得哪幾隻藍籌股表現最為出色？哪幾隻藍籌股表現不佳？為什麼？這給投資者什麼啟示？
蘇偉文：表現最差的是金融股，是受到2008年金融海嘯的影響；表現好的藍籌股有恆安國際(78.1)(01044.HK)等。投資者要牢記，藍籌股不是上了100%的保險，也是有升有跌。此外，就算整體大盤向上走，也不代表個別藍籌股票能夠有同樣高的升幅。
黃文山：由於香港人口數目少，香港資本市場整體的抗風險性不及國外的資本市場。在過去10年，有許多內地的國企來香港上市，香港股市總市值也日益龐大，但是香港並沒有足夠的人口去支持這麼龐大的股市。在這種情況下，股市顯得尤為波動。
在這麼一個波動的股市中，香港藍籌股難免受波及，但是，相對比較穩定。過去10年，香港藍籌股中表現最好的是騰訊控股(226.2)（00700.HK），漲幅為4845%；其次是恆安國際（01044.HK），股價在過去10年漲幅為3450%；華潤置地(15)（01109.HK）的漲幅也高達1507%；而和記黃埔(75.5)（00013.HK）、中信泰富(12.86)(00267.HK)、新世紀(002280)發展(00017.HK)、中國銀行(3.27)(03988.HK)、匯豐控股(67.9)（00005.HK）以及中國聯通(13)（00762.HK）等的股價都有不同程度的負增長。
投資者在選擇股票時，需要注意目標公司是不是處於一個快速增長時期。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永遠持續增長，或者永遠處於一個高速增長狀態。拿匯豐 舉例，在1980年至2000年這段時期，匯豐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那段時期什麼時候買入匯豐都有很好的回報。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10 年中，其股價卻表現很差。這是因為匯豐已經過了它的黃金發展時期，目前它已經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很難再像以前那樣發展迅速。此外，要捕捉好一隻好的股票， 投資者還需要培養看清楚行業前景的專業能力。
我還有一個建議是，若股市跌得面目全非的話，投資者可考慮買一些最大的和中國有關的藍籌股，比如中資銀行股、港交所（00388.HK）以及盈富基金(21)（02800.HK）。
證券時報記者：香港藍籌股跟當時實體經濟的關係是怎麼的呢？它們股價的表現是否跟實體經濟的興衰有關，比如香港藍籌股主要是銀行、地產股為主，那麼地產股的表現，是否跟當地房地產市場的興衰一致？
蘇偉文：目前香港房地產股份的表現和以前不一樣。因為香港的房地產公司在海外許多地方都有業務，業務多元化使對其的價值評估不再侷限在香港一個 地區。目前香港房地產公司業務在香港和其他地區的比例為3:7，預計未來5年內會變成6:4，因此相信香港地產商受外地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大。
黃文山：香港的經濟受內地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作為一個小經濟體，香港經濟沒有太大的自主走勢，而更多地是受內地經濟的影響。因此，長線看來，香港股市與內地股市的走勢基本一致，只是在短線上，香港資本市場受歐美資金流的影響較大。
銀行板塊方面，香港本地的銀行如恆生銀行、大新銀行等反映本地經濟，而像匯豐這樣的企業已經是跨境經營，對香港本地經濟的影響就很小了。地產板 塊方面，由於香港樓市在內地買家的哄抬下才節節高攀，如果突然有一天，內地出台政策切斷從內地到香港的資金流，那麼香港的樓市將會受到重擊。因此香港地產 更多不是受本地經濟的影響，而是受內地經濟以及政策的影響。
證券時報記者：香港藍籌股的派息政策是怎麼樣的？您認為長期持有藍籌股，真如一些人說的如同買入銀行定期存款一樣嗎？
蘇偉文：沒有一個法律強制規定藍籌股公司一定要派息。根據香港藍籌股公司的一般做法，派發股息在3釐至4釐左右。長期持有藍籌股風險不高，但是 並不是說如定存銀行般穩當。像在金融海嘯時期，所有藍籌股都跌幅慘重，如果那時候需要套現的話，將損失慘重。此外，由於現在香港經濟受內地影響較大，比如 說地產股，內地的樓市政策有任何改變，都將會對香港房地產公司業績有很大的影響，不利的話將使其股價大幅下跌。
黃文山：一般情況下，香港藍籌股派息率在3釐至6釐之間。香港的藍籌公司派息相對比較穩定，但並不是完全零風險。因為如果全球經濟不好，香港股 市整體下跌的話，藍籌股也難免將下跌。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可選擇防禦性更高的股票，比如一些公用股。這些股票的特性是，在股災中跌得相對不會很深，而在股 市回暖的時候可率先反彈。
證券時報記者：您認為今年香港藍籌股的表現如何？
蘇偉文：今年相信藍籌股的表現不會太差。
黃文山：今年香港股市表現將十分波動，目前還看不太清楚形勢。建議今年投資者運用「相反理論」去選擇入市的時機，即當所有的壞消息鋪天蓋地傳出，即是買入的好時機。而當大家齊聲看好的時候，投資者則要保持警惕。
今年看好保險股，但是不要選擇中國人壽(20.5)(02628.HK)，因為其業績不佳。此外，石油股也有較好表現，比如中石油（00857.HK）
證券時報記者：你對內地藍籌股有什麼看法？它們的投資價值跟香港藍籌股有何異同？
蘇偉文：內地資本市場在逐漸成熟，香港藍籌股的高增長時間已經過去。整體看來，內地藍籌股處於高增長的時間更長，因此比香港藍籌股更具備投資價值。
黃文山：內地的資本市場有個普遍的情況，就是公司股價在上市時候就定價過高，超過其本身的價值，因此時間一長，必然要回歸到合理的價值區間。而內地的投資者似乎也不關注公司真正的價值是多少，更多地卻是受大市氣氛左右，因此內地藍籌股股價更多地是被炒作。
此前有說法表示，A股10年沒有升幅，這極其不正常。因為如果股價起初就在一個合理的價格區間，經過10年多少還是應該有漲幅的。(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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