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今年上半年宏觀數據，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二季度增長7.6％，增速3年 來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8398.4億美元，同比增長8%。其中出口9543.8億美元，增長9.2%；進口8854.6億美元， 增長6.7%；貿易順差689.2億美元，擴大56.4%。
記者：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開始顯現，投資、消費、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在此宏觀經濟的格局下，您認為今後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經濟是否存在「硬著陸」的風險？
韋森：我素來不怎麼用「硬著陸」、「軟著陸」這種帶有情感的隱喻性詞彙，總覺得這種說法的背後的潛台詞是假定一國的宏觀經濟像架大飛機，總有一個航 班「駕駛員」和「機長」似的政府操控和調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東方早報》記者曾給我做了一個訪談，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的訪談中，我就指出， 中國經濟逐漸下行，將是一種自然趨勢，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必然趨勢。這個觀點隨後也影響到了較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包括國外的一些經濟觀察家。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年的黃金增長時期。經過 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逐漸下行，應該認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財經媒體樂觀地表示，中國經濟將在7月份「見底回升」。我覺得這種 觀點只是看到了經濟的表面現象。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長期趨勢看，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速的逐漸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下行將是一個必然和自然趨勢，可以從三個層面講。其一是表層的，即人們所常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均舉步維艱；其二才是根 本的，即各類企業的資本邊際回報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三則是從歷史的觀察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看來已過巔峰期，慢慢進入了長期增速下行的 趨勢中。
記者：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都面臨著不小的挑戰。中國企業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賓、印尼、巴西、越南等 國家，而較多外資企業也紛紛外遷他國。加之西方國家經濟低迷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您具體怎樣解讀投資、消費、出口三方面的形勢？
韋森：整體而言，大規模的投資和出口快速增長的確在此之前
很長一段時間里拉動著中國經濟增長。現在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基本格局是，大規模投資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外貿出口也已差不多達到頂峰。在國民收入三部分中，
政府財政收入在過去近20年裡高速增長、企業利潤開始增長也比較快（但最近幾年開始有些下降），但勞動收入部分佔GDP的份額過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這種
情況下，消費也很難啟動。這是當下中國經濟的整體格局。
依靠內需消費保增長目前看來也較為困難。多年來，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呈下滑趨勢，特別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顯。稅收的增加、企業 利潤的下滑，尤其是民營和中小企業的關停，將會導致中國普通百姓收入的繼續下滑。近些年來，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來就增長 不多，而這些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或到國外去消費去了。在這樣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過增加消費、啟動內需而推動未來的經濟增長？
在目前的經濟社會格局中，即使我們政府的基本國策有一個大轉變，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這首先和必定要減少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 入，舍其似無他法），似乎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增速緩步下行的趨勢。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正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國大規 模投資的熱潮正在過去，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在下降，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降，中國經濟和社會正在轉型。目前，中國家庭消費只佔GDP比重的 34%左右，最終消費也僅為GDP比重的47%。中國經濟正處在投資拉動型與消費驅動型的轉折點上。從主要靠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本身正說明了中國 經濟的下行將是一種自然和必然趨勢。換句話說，靠消費拉動經濟，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期正在過去。如果意識不到這一經濟發展的自然法則，在人為啟動一 輪大規模的投資，就會像一個老長跑運動員靠服大量興奮劑來維持自己過去的速度一樣，那會大傷身體的，甚至會導致沒跑到終點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經濟衰 退。一會我還會從理論上再回頭細談這一點。
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意味經濟增速進入下行軌道
凱恩斯在其《貨幣論》中曾指出，「經濟週期最好應被當作系
由資本的邊際效率的週期性變動所造成；隨著這種變動而到來的經濟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變量，會使經濟週期的情況而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凱恩斯本人認為，
一個國家的繁榮和興衰，與企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緊密相關。倘若企業都能夠盈利，國家就進入繁榮期；而當全部企業利潤下降，資本的邊際收益率為負時，這個國
家的經濟也已淪入衰退期。
韋森：在1931年出版的《貨幣論》第二卷第30章，凱恩斯強調說：「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 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之前，他還深刻地指出：「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 上奔馳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凱恩斯的一個偉大發現。在今天當今中國的格局中，重讀思凱恩斯的這一提醒，更感有現實意義。
在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時期，幾乎中國所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潤率都有一個快速上升時期，大家都在賺 錢，還有很多人賺了大錢，這正是發生在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時期。現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數據都表明，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用凱恩斯經濟學話來 說，當今中國經濟「資本的邊際效率」正在下滑。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動力不足最根本的風向標。吳敬璉教授今年早些時候曾提出一個觀點：「各行各業賺大錢的 時期一去不復返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記者：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您曾表示中國經濟下行將是歷史觀察中的必然結果，那麼您認為我們會複製日本經濟當年的走勢嗎？
韋森：人類進入近現代社會以來，每一個國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長的時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趕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縱觀歷史，英 國真正崛起是在19世紀30～40年代發生工業革命時期，有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直到1873年，就來了一個大衰退。德國在1871統一後，也經歷一個 2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開始，到1973年出現石油危機後就結束了。隨後，日本經濟從 1975年開始恢復，在1975～1985年的十年時間中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穩定增長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來的20世紀50～60年代的 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現在都沒有走出來。
中國經濟可以說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開始騰飛，至今也正好經歷了20年了。2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10%上下。把中國經 濟放在當代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現今所面臨的狀況，很像日本在1973年時面臨的情景。對比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們會發現很多相 似之處：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實體部分的投資所推動的增長，尤其是在製造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也主要依靠外貿出口來快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正處於 實體部門、重化工部門、製造業部門尤其是與外貿出口有關的製造業高速增長的末期，這與日本經濟當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國經濟與當年的日本，也有許多差別。最大的差別在
於國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變動上。在過去的差不多20年，中國的GDP與政府財政收入飛速增長，企業利潤和資本的回報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財富迅速崛
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例卻一直在下降，導致了「國富民窮」的現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財富佔有上差別均迅速拉大。這就與當年的日本截然不同。
按照台灣清華大學經濟史學家賴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率幾戶與GDP增長速率同步，在「國強」時，「民富」了，並
且社會收入分配差別一直不是太大。我們現在則完全不同，國富了，卻民不怎麼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基於上述判斷，我最近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和這篇訪談中，呼籲要對中國經濟漸進下行要有「思想準備」和「合理預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決 策層和企業家乃至普通投資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經濟運行自然法則和這一大趨勢的決策和對策。否則，如果再逆經濟運行的內在法則而靠大規模地釋放銀行貸款來 強行維持短期高速增長，再來一波大規模的投資，很可能在未來會把經濟推向突然崩潰和大蕭條，這也是我最近讀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 二三十年代有關經濟週期發生原因的早期的經濟學著作所悟出來的一點。當然，我們不能盡信純經濟學理論。然而，正是依照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反觀當今 中國經濟的現實格局，我才有這樣一個判斷。當然，經濟學人任何預期未來都是危險的。但是，沒有危機意識，盲目擴張，盲目投資，可能危險更大。因為，反觀 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之前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有思想準備和預警，各國經濟才會摔得如此 慘烈。有預警，有思想準備，可能更有益於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
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銀行負債到了危險邊緣
據證券機構對中國上市銀行2011年年報與今年一季報統計分析顯示，2011年中 國上市銀行表現出不良貸款餘額的雙降，且從環比統計數據看，2011年末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比三季度末有了明顯的上升。中國銀監會最近的數據也顯示， 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億元人民幣，連續兩季度出現反彈，不良貸款率達0.9%。
近期，央行兩次降低基準利率，同時擴大利率浮動區間。銀行業競爭加劇、利差收窄，進而影響到今年銀行業的利潤。有觀點認為，倘若經濟下半年不能見底，明年銀行業壞賬將大幅增加、淨資產將嚴重縮水。
韋森：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術語來說，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過度投資」問題，而是大量「錯誤投資」和「不當投資」問題。 多年來，中國的投資更多體現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擴張，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在發改委的產業政策的鼓勵、引導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產業和產品上的盲 目擴張。這就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繁榮時期投資大都是自由企業根據自己的利潤預期而自行決策的擴張有著本質的區別。正是因為這一點，中國經濟若出問題，可能比 西方國家幾次衰退時期所出的問題更大，「摔」得更嚴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及其對今天的啟示」的專欄文章中指出，當經濟處於擴張時期，如果央行人為壓低利率，將導致資本向投資資本品生 產部門的擴張。擴張之後，將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們的實際儲蓄和消費偏好不匹配，反而證明了人為壓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資是錯誤投資或不當投資。倘若錯誤的 投資不能及時收回，待銀行貸款還款期限來臨時，經濟大蕭條就來了。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訴世人的。是否在21世紀這一理論仍然 適用？至少我觀察可能非常適用目前中國的經濟格局。
這幾年，為了應付這次世界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中國的投資尤其是鐵、公、基 建設投資是多麼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資，都是靠銀行貸款來支持、來啟動的。當然，這其中有中國外貿出口高速增長所導致的外匯儲備增加以及資本賬戶外資流入所 導致的央行基礎貨幣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國人儲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應該還是基礎設施投資的黃金時代的末期。但是，過去數年， 中國所啟動的基建規模實在是太大了，中國的銀行貸款增量實在是大的驚人。我初步計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這三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就超過 了30萬億元，與2010年近40萬億GDP相比，比率為0.75，即這三年間每塊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貸款在背後。
目前中國的銀行壞賬率從賬面上看還不高，僅為1%。但更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國貸款餘額超過了58萬億，而去年的GDP為 47.9萬億。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後積累有1.28元的貸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資項目和企業投資項目不盈利或虧損，而銀行貸款到期了，不能償還，巨 量的壞賬最後會擁積到銀行，後果將不堪設想。
大量錯誤投資或將經濟推向大蕭條
前段時間，中國大量項目屢屢獲批，使得發改委備受關注，加之其對「新四萬億」以及「四萬億2.0版本」等說法的否定，更成為社會的焦點。雖然來自國家發改委和地方發改部門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國家不會重複2008年時大規模的投資計劃。
正值此時，總投資超過1300億元的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與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卻逆市上馬，也因此備受業界關注。不可否認，2011年中國鋼鐵 行業的利潤率僅為2.4%，今年1～4月，其利潤率進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中鋼協方面表示，目前中國鋼鐵業已超過年產9 億噸的產量和不足7億噸的消費出口過剩巨大，2012年起中國鋼鐵行業將進入全面的過剩階段。
記者：前段時間發改委審批通過了廣東湛江鋼鐵基地等項目，對於這些項目的投資，您怎樣看？
韋森：這幾年，中國大規模地投資興建了「鐵、公、基」項目，是中國經濟能維持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資高峰在未來幾年時間
裡即將過去，之後將留給地方政府巨大的債務。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資也必須在靠銀行貸款來啟動和完成。最近全國人大預算法修訂時關掉了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可
能渠道，這無疑又將會把地方政府逼向通過銀行貸款來維持本地經濟增長的窄門。地方政府靠銀行貸款來建基礎設施、開發區和發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猶如一
個「抽鴉片的癮君子」，越抽越上癮，長期難以為繼。
各地大規模的投資必將帶來沉重的債務，而這些負債主要依靠地方融資平台和銀行貸款來承載。隨著土地出讓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將借新債還舊債，再發新 債來謀發展。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擔心十幾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負債只是銀行負債的一部分，企業的銀行貸款負債更是一個大問題。到 201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餘額已經高達58.2萬億，其中全國房貸只佔2.2萬億，而汽車和消費信貸應該在中國銀行貸款中還只佔很小一部分。這樣 算下來，可能超過55萬億元都是政府和企業貸款，其中光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就高達21.8萬億元。目前，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有 大量企業不賺錢，甚至開始虧損。最近暴露出來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負債300多億，以及無錫的尚德集團巨額負債，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當下中國，有 多少這樣負債纍纍、資不抵債的企業？倘若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虧損了，大家紛紛擯棄實業了，此時僅依靠政府投資來強行來保8 和維繫高增長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過幾年後還不會不出大問題？
由此來看，地方政府、企業以及一些開發商的不當投資和錯誤投資——如鄂爾多斯的「鬼城項目」，正在給中國經濟買下巨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決策 層認識不到這種錯誤的投資的潛在風險和危險，仍然想靠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投資來維持短期的高經濟增長速度，這種逆著經濟運行自然法則而行的宏觀刺激政策， 必將在未來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記者：錯誤的投資將導致過剩產能的進一步過剩，您怎麼看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問題？
韋森：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我們上面所講的從拉動GDP增長的三架馬車皆存隱患、利潤率下降以及從歷史維度三個方面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緩慢下行的通道，只是從表層上來分析，而深層次的問題，或者說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各行各業目前均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從當代世界經濟史的視角來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在一個極其難得和獨特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的歷史機遇中發生的。中 國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貿易體系，正趕上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天技術、核能技術，乃至計算機網絡技術所構成的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一波大的經濟增長的末班車。要注意到，我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最近所熱銷的所說傑裡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熱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有所區別，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發生的以原 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 息控制技術革命。
各地大規模的投資必將帶來沉重的債務，而這些負債主要依靠地方融資平台和銀行貸款來承載。隨著土地出讓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將借新債還舊債，再發新 債來謀發展。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擔心十幾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負債只是銀行負債的一部分，企業的銀行貸款負債更是一個大問題。到 201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餘額已經高達58.2萬億，其中全國房貸只佔2.2萬億，而汽車和消費信貸應該在中國銀行貸款中還只佔很小一部分。這樣 算下來，可能超過55萬億元都是政府和企業貸款，其中光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就高達21.8萬億元。目前，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有 大量企業不賺錢，甚至開始虧損。最近暴露出來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負債300多億，以及無錫的尚德集團巨額負債，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當下中國，有 多少這樣負債纍纍、資不抵債的企業？倘若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虧損了，大家紛紛擯棄實業了，此時僅依靠政府投資來強行來保8 和維繫高增長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過幾年後還不會不出大問題？
由此來看，地方政府、企業以及一些開發商的不當投資和錯誤投資——如鄂爾多斯的「鬼城項目」，正在給中國經濟買下巨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決策 層認識不到這種錯誤的投資的潛在風險和危險，仍然想靠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投資來維持短期的高經濟增長速度，這種逆著經濟運行自然法則而行的宏觀刺激政策， 必將在未來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記者：錯誤的投資將導致過剩產能的進一步過剩，您怎麼看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問題？
韋森：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我們上面所講的從拉動GDP增長的三架馬車皆存隱患、利潤率下降以及從歷史維度三個方面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緩慢下行的通道，只是從表層上來分析，而深層次的問題，或者說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各行各業目前均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從當代世界經濟史的視角來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在一個極其難得和獨特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的歷史機遇中發生的。中 國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貿易體系，正趕上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天技術、核能技術，乃至計算機網絡技術所構成的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一波大的經濟增長的末班車。要注意到，我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最近所熱銷的所說傑裡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熱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有所區別，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發生的以原 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 息控制技術革命。
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走出來，有著豐
富的勞動力資源，且中國勞動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勝任現代製造業的生產和裝配，且勞動力成本極其低廉。雖然確保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制度還有很大問題，但
有開放態度的政府來保持外資在中國的運營和合約實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資優惠條件和基礎設施的支持，使西方較多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中國，導致中
國製造業在過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發展。在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中，中國的製造業迅速崛起了，中國汽車產量已經世界第一，鋼鐵產量是美國、日本、俄
羅斯和印度四個國家總和，水泥、煤炭產量也幾乎達到全球產量的一半。還有家電產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經過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在目前中國的所有
產業中，幾乎沒有一個產業不產能過剩。
另一個在近幾年正在發生的事實卻往往被我們的決策層和人們所忽略掉了，在中國所有產業都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正在下降。政
府稅收在猛增，人民幣已大幅升值，加上勞動力成本也上升，結果導致許多之前中國出口產品製造業企業的競爭優勢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西方
國家，你會發現一個悄然的但確是很重要的變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商場和超市中，中國製造的產品正在開始減少，而來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賓、印尼、泰
國、墨西哥、秘魯等拉美國家的產品正在悄悄地增多。這意味著什麼？人民幣不斷升值、國內企業稅負較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經物流運輸成本較高等因素，已
導致中國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了。
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是好心辦壞事
「十二五」期間，中國工信部把實施工業信息業轉型作為總體目標，對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商務、電子服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進行了重點扶持，並將鼓勵三網融合、物聯網等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同時繼續支持對家電回收等節能減排項目推廣。可以說對於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空前。
記者：對於國家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與扶持，您持怎樣的觀點？
韋森：近幾年發改委為振興新興產業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許多新的政策舉措，甚至給予一些資金支持，其主導思想和願望無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要看到，這些政策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幫助了企業，有些反而是害了企業。
假設發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業發展太陽能產業，啟動資金給了500萬元，並給予企業補貼、免稅等政策。這種做法表面看似在幫助企業，但有可能是 害了企業。因為，企業要為新型產業的產品形成規模生產，可能會從銀行貸款幾億元，或通過IPO從資本市場募集幾十億原來盲目建新廠，增加生產能力。但是， 當產品出來了，發現「不經濟」，價格和應用不能為國內外市場所接受，或一些新產品不能與現有能源行業的產品競爭，結果是生產出的產品賣不出去，而卻背上了 巨額銀行負債，憑臨倒閉和被清算的命運。上面我們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無錫尚德集團也是例子。現在全國有多少這樣在國 家扶植新產業政策下錯誤投資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像這樣的企業，像這樣的投資，你說發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是幫助了企業，還是害了企業？這不是通過堂而皇 之的鼓勵新產業發展的政策把企業推向了火坑？最後是害了一些企業家？
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是好心辦壞事
「十二五」期間，中國工信部把實施工業信息業轉型作為總體目標，對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商務、電子服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進行了重點扶持，並將鼓勵三網融合、物聯網等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同時繼續支持對家電回收等節能減排項目推廣。可以說對於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空前。
記者：對於國家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與扶持，您持怎樣的觀點？
韋森：近幾年發改委為振興新興產業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許多新的政策舉措，甚至給予一些資金支持，其主導思想和願望無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要看到，這些政策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幫助了企業，有些反而是害了企業。
假設發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業發展太陽能產業，啟動資金給了500萬元，並給予企業補貼、免稅等政策。這種做法表面看似在幫助企業，但有可能是 害了企業。因為，企業要為新型產業的產品形成規模生產，可能會從銀行貸款幾億元，或通過IPO從資本市場募集幾十億原來盲目建新廠，增加生產能力。但是， 當產品出來了，發現「不經濟」，價格和應用不能為國內外市場所接受，或一些新產品不能與現有能源行業的產品競爭，結果是生產出的產品賣不出去，而卻背上了 巨額銀行負債，憑臨倒閉和被清算的命運。上面我們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無錫尚德集團也是例子。現在全國有多少這樣在國 家扶植新產業政策下錯誤投資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像這樣的企業，像這樣的投資，你說發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是幫助了企業，還是害了企業？這不是通過堂而皇 之的鼓勵新產業發展的政策把企業推向了火坑？最後是害了一些企業家？
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主張中國政府不應該鼓勵新興產業的
發展，更不是主張科技研發和技術創新上不加大資本投入。我這裡是說，在我們強勢政府主導的經濟運作體制下，發改委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才有了
這個結果。新科技的研發和創新，應該是企業和市場的事。除了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研究院這類科研機構確實需要國家財政支持外，企業的研發，是企業在市場乃
至在國際上競爭中自己的事情，即使一些新興產業發展和創辦，也應當是各種創投和風投公司的事。在任何體制下，如何政府掌控大量財力和資源，進行新興產業的
直接投資，都會效率不如企業和市場，也往往會產生大量腐敗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和根源。
目前許多中小企業面臨著關門甚至倒閉的風險，很大程度上與我們這種體制下掌握著巨大國家財政資金的「振興幾大產業」的經濟刺激計劃有直接的關係。一
些民營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現在，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集團，也是負債纍纍，只是它們大到綁架了地方政府，綁架了商業
銀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讓他們倒閉而已。聽說近期「三一重工」已經開始大規模裁員，意味著整個行業不景氣，這對經濟整體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徵兆。但是，我到
反過來覺得三一重工的管理層就非常明智，認識到經濟的冬天可能要來了，先穿上了棉衣保護自己，這才是正確和理性的選擇。
概言之，中國各行各業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一些企業利潤率開始為負，最後都會在銀行貸款壞賬上反映出來，也會在中國的股市上反映出來。時間一到， 一系列潛在問題都會浮出水面。因此，我最近一直呼籲，不要僅僅注意到政府的負債問題，也要關注企業負債問題，而且後者可能在未來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 險。
中國經濟緩慢下行是自然趨勢
受失業率高企、房地產市場低迷、技術創新短期難有重大突破與新經濟增長點不明朗等 因素的影響，在 2012年的盛夏之時，美國經濟仍可謂復甦步履維艱。世界另一邊，自去年9月以來，歐元區綜合行業採購經理人指數(composite PMI)一直處於枯榮線(50)以下，目前歐元區製造業和服務業仍處在萎縮區間。同時，歐債危機已從希臘等外圍國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並呈 現出向金融核心部門蔓延趨勢。歐元區部分金融機構瀕臨倒閉。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衰退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似乎也難獨善其身。從近期宏觀數據中可以 看出，上半年國內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底部何時才能夠出現，已然成為大家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下滑是否會較快見底？未來十年中國是否還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韋森：我已經說了，我不大願意用「硬著陸」、「軟著陸」、「見底」樣的詞彙，而是認為，中國經濟逐漸下行，現在看來是個自然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很 大，還處於高速增長的末期，經濟增速下行，總還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許會繼續下行。倘若沒有經濟大的危 機出現，我們或許會像日本經濟1975年之後的情況，進入一個穩定增長的時期。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了。連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來中國，所帶來 的《2030年的中國》的發展報告，也是這樣來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走勢的，儘管他們還是比較樂觀，比較看好中國經濟。
「總量減稅」將是目前中國經濟格局下最合宜的宏觀政策
對於「宏觀調控將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韋森曾做過這樣的解釋——倘若把市場反應與企業反應都留給市場與留給企業，讓他們自行解決，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也許不見得「衰」得很厲害，或許不會導致目前這種尷尬的局面。
記者：您曾經提出「宏觀調控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而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需要怎樣的調控手段？
韋森：我之前曾提出，貨幣政策在中國開始無效了。現在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同意我這一 判斷。自2009年開始，我們的經濟恢復與增長，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推動的。按照央行的數據， 2009年為9.7萬億，2010年為7.5萬億，去年又是7.8萬億。但我自己得到的數據是，實際貸款量遠高於這個數據，過去3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實際上 超過30萬億。中國決策層每次應對經濟下滑，都主要依靠貨幣政策，靠釋放銀行貸款，這次看來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貸款有時是無效率的，貨幣政策在一定情 況下也往往是無效的。
現在幾乎所有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都在下降，企業已不再盈利，這種情況下再放鬆貨幣供給，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業沒有訂單，利息再低，他們也不 願意貸款；另一方面，如果銀行看到企業不賺錢了，也會出於自己的利益計算和風險考量而惜貸。更為嚴重的是，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纍纍，亟需貸款，是一 個個再貸多少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閉和清算的企業，越緊缺資金，越要貸款。在此情況下，放鬆信貸，尤其是降息，是再錯不過的宏觀政策了！因 為，這樣會把資金再錯配到地方政府和頻臨清算的企業的貸款需求的無底洞中去了。這只會給未來中國經濟埋下更大隱患，把中國推向一次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 一樣的大蕭條。
因此，在目前的宏觀形勢下，政府決策層要真正想尋求合宜的宏觀政策，要啟動內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觀政策，可能已經不是貨幣政策了，而是財政政策，即總量減稅了。只有總量減稅，企業稅負降低了，在國際上恢復競爭力了，訂單多了起來，中國經濟才有望繼續前行。
因而，在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的今天，我們需要減稅富民，即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尤其是要對民營中小企業減稅，對外貿出口企業減負，我們的
企業才有國際競爭力，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啟動內需，推動未來中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必須改
變依靠政府花錢、依靠政府公共設施投資和大型國企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和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才不會在未來出大問題。
當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級政府稅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各級和各地財政稅收部門完成計劃指標和上級指標的壓力 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財政支出尤其是醫保和社保方面的財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財政支出缺口還很大，還很多人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減稅幾 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經濟出現困難時，不管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多大，首先考慮的不是政府花錢，而是要救企業，給企業減稅負，使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恢復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可能沒有減稅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說，只有減稅，等企業活了起來，經營好了起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才能增加。這會導致一個良性循環。反過來 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業凋零的情況下進一步橫徵暴斂，進一步打擊工商業，才導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會動亂，最後導致 王朝的滅亡。這種政府稅收和工商業凋零之間的惡性循環，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警醒與反思？
扭曲貨幣政策導致國普放高利貸
深圳銀監局4月發佈《深圳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指引》，提出對小微 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放寬至5%的指導性標準，並首次明確差異化監管指標。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無疑是「繼溫州金融改革之後，又一金融改革的標誌 性突破」。盤點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創新內容，內容包括將與香港試點開展雙向跨境貸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擴大代辦股權轉讓試點和創新債券市場發展 等。縱觀前些時候從溫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與創新試點之路，一方面將促進銀行經營模式轉型，進而改變銀行信貸規模無度擴張的現狀；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 融資，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匹配與協調。搭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多樣化的投融資渠道，努力讓民間資本陽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為核心的問題。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利息率調控貨幣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會降低；而準備金，則調節著貨幣供給，準備金提高，貨幣供給就會減少。前段時間， 中國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5%，貸款基準利率為6.5%，準備金率則為21.5%。而實際貸款利率，應為社會的通貨膨脹率加企業的邊際利潤率，或 言「自然利率」，這樣才能構成正常有效的實際貸款利率。
假如通貨膨脹率為3%，平均資本收益率為5%，此時貸款利率應制定在8%才較為合理。而去年通貨膨脹率為5%上下，企業邊際利率在5%～6%，其貸 款利率應超過10%才為合理。而前一段時間，央行所定的貸款基準利率才為6.5%。這就導致貨幣供給和需求嚴重的不均衡。貨幣供給奇緊，貨幣需求特旺，那 還不會在全國出現普放高利貸？正是基於這一推理，去年我FT中文網上發表一篇「市場的邏輯與政制的張力」的長文中才指出，溫州、鄂爾多斯乃至全國普放高利 貸，一些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是決策層的這種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惡果。
現在，中國的貨幣供給整體上來看依然偏緊。在此情況下，央行似乎又採取了違反市場 邏輯的貨幣政策。貨幣偏緊，為什麼不再降法定準備金反而降息？且在一個月內兩次降息，這不是使貨幣市場供給與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說，降了法定準備金，供給 增加了，才會真正降低市場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準利率，幾大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說明了這一道理？不正好說明逆市場運行的邏輯的 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現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樣做決策的，為什麼在這種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這是為房地產開發商考慮？還是為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的負債 負擔考慮的？
銀行貸款急劇膨脹導致通貨膨脹
7月12日，央行發佈了2012年上半年中國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報告顯示，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為92.50萬億元,同比增長 13.6%，比上月末高出0.4個百分點，與上年末持平；狹義貨幣(M1)餘額為28.75萬億元,同比增長4.7%，比上月末高1.2個百分點，比上年 末低3.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4.9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上半年淨回籠現金1465億元。
記者： 通過數據我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量並不算大，而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卻居高不下，您怎樣看這樣的現象？
韋森：要真正認識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一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了。去年出現了一波CPI快速上漲，許多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乃至社會各 界，都在罵央行，說通脹是央行超發貨幣的必然結果。應該說這一普遍觀點是錯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數據和公報，就會發現，近三年來，央行並沒有真正 超發貨幣多少。從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這整3年期間，中國經濟體內的M0從3.42萬億增加到5.1萬億元，才增加了1.7萬億元不到。這 就是人們所通常所說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鈔票。除此之外，就我所查到的資料看，儘管2009年廣義貨幣M0遽增了13.1萬億，增幅高達27.7%，但是央行 向市場淨投放資金很少多少，全年淨投放才2130億元，實在是少得驚人！2011年，儘管從表面上上來看上半年繼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資金 淨投放也只有8895億元。2011年，儘管央行給人們的印象是貨幣政策步步從緊，曾連續6次上調準備金，但實際上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還真不少，全年 高達1.9萬億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這三年時間裡，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總共才差不多正好3萬億元。如果再加上1.7萬億發出的 現鈔，總共才4.7萬億元。這應該是這3年央行全部增發的「貨幣」數量。但是，這3年期間，中國的廣義貨幣從47.5萬億增加到85.2萬億，淨增了 37.7萬億元。這之間33萬億元的廣義貨幣差額是怎麼多出來的？
概言之，中國各行各業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一些企業利潤率開始為負，最後都會在銀行貸款壞賬上反映出來，也會在中國的股市上反映出來。時間一到， 一系列潛在問題都會浮出水面。因此，我最近一直呼籲，不要僅僅注意到政府的負債問題，也要關注企業負債問題，而且後者可能在未來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 險。
中國經濟緩慢下行是自然趨勢
受失業率高企、房地產市場低迷、技術創新短期難有重大突破與新經濟增長點不明朗等 因素的影響，在 2012年的盛夏之時，美國經濟仍可謂復甦步履維艱。世界另一邊，自去年9月以來，歐元區綜合行業採購經理人指數(composite PMI)一直處於枯榮線(50)以下，目前歐元區製造業和服務業仍處在萎縮區間。同時，歐債危機已從希臘等外圍國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並呈 現出向金融核心部門蔓延趨勢。歐元區部分金融機構瀕臨倒閉。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衰退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似乎也難獨善其身。從近期宏觀數據中可以 看出，上半年國內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底部何時才能夠出現，已然成為大家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下滑是否會較快見底？未來十年中國是否還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韋森：我已經說了，我不大願意用「硬著陸」、「軟著陸」、「見底」樣的詞彙，而是認為，中國經濟逐漸下行，現在看來是個自然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很 大，還處於高速增長的末期，經濟增速下行，總還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許會繼續下行。倘若沒有經濟大的危 機出現，我們或許會像日本經濟1975年之後的情況，進入一個穩定增長的時期。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了。連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來中國，所帶來 的《2030年的中國》的發展報告，也是這樣來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走勢的，儘管他們還是比較樂觀，比較看好中國經濟。
對我們來說，現在所最擔心的並不是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緩慢和
漸進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銀行體系突然失靈而出現的大蕭條。縱觀自1929～1933年大蕭條和2006～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最近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
退，起先都不是實體部門出問題，而首先是金融和銀行系統先出問題，然後再傳導到實體部門。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後是銀行倒閉、失業率攀升，逐漸過渡到實
體部門，最後到實體部門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形成了大蕭條。我們真不希望未來這樣的危機未來在中國重演。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應該讓人們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速將逐
漸下行的風險和可能帶來的問題，採取理性的和合宜的應對，而不是再逆這一大趨勢而盲目擴張，再指望靠新一輪大規模投資來維繫短期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一句
話，我們的政府決策層、經濟學家、企業家、財經媒體如果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順應經濟運行的自然的和內在的法則而行事，像三一重工那樣採取合宜的應對，該擴
張的繼續擴張，該收縮的及時收縮，這或許對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會更好。
對於「宏觀調控將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韋森曾做過這樣的解釋——倘若把市場反應與企業反應都留給市場與留給企業，讓他們自行解決，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也許不見得「衰」得很厲害，或許不會導致目前這種尷尬的局面。
記者：您曾經提出「宏觀調控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而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需要怎樣的調控手段？
韋森：我之前曾提出，貨幣政策在中國開始無效了。現在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同意我這一 判斷。自2009年開始，我們的經濟恢復與增長，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推動的。按照央行的數據， 2009年為9.7萬億，2010年為7.5萬億，去年又是7.8萬億。但我自己得到的數據是，實際貸款量遠高於這個數據，過去3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實際上 超過30萬億。中國決策層每次應對經濟下滑，都主要依靠貨幣政策，靠釋放銀行貸款，這次看來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貸款有時是無效率的，貨幣政策在一定情 況下也往往是無效的。
現在幾乎所有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都在下降，企業已不再盈利，這種情況下再放鬆貨幣供給，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業沒有訂單，利息再低，他們也不 願意貸款；另一方面，如果銀行看到企業不賺錢了，也會出於自己的利益計算和風險考量而惜貸。更為嚴重的是，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纍纍，亟需貸款，是一 個個再貸多少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閉和清算的企業，越緊缺資金，越要貸款。在此情況下，放鬆信貸，尤其是降息，是再錯不過的宏觀政策了！因 為，這樣會把資金再錯配到地方政府和頻臨清算的企業的貸款需求的無底洞中去了。這只會給未來中國經濟埋下更大隱患，把中國推向一次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 一樣的大蕭條。
因此，在目前的宏觀形勢下，政府決策層要真正想尋求合宜的宏觀政策，要啟動內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觀政策，可能已經不是貨幣政策了，而是財政政策，即總量減稅了。只有總量減稅，企業稅負降低了，在國際上恢復競爭力了，訂單多了起來，中國經濟才有望繼續前行。
目前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和國際競爭力都在下降，關鍵是企業的
稅負太重。政府減稅了，成本降低了，企業有競爭力了，有盈利預期了，企業才會貸款，才會增加投資。再說，大家都知道，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拉弗曲線」，它
表明政府徵稅，有一個合理的極限：在稅率很低的情況下，提高稅率，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稅率再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減少了。因
為，到了這個極限時，企業的經營成本將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使得稅基減小，一些企業開始關門，甚至倒閉，這樣一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開始減少了。
在我們漢語中，有兩個成語，叫「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為什麼今年上半年政府財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企業利潤下降
了，經濟活動趨冷了，一些企業開始不生產了，政府的稅收自然會減少；另一方面，中國的通貨膨脹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稅收也減少了。前一個因素也恰恰說明，中
國政府的稅收從整體上已在理論上接近「拉弗曲線」的拐點了。
當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級政府稅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各級和各地財政稅收部門完成計劃指標和上級指標的壓力 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財政支出尤其是醫保和社保方面的財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財政支出缺口還很大，還很多人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減稅幾 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經濟出現困難時，不管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多大，首先考慮的不是政府花錢，而是要救企業，給企業減稅負，使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恢復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可能沒有減稅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說，只有減稅，等企業活了起來，經營好了起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才能增加。這會導致一個良性循環。反過來 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業凋零的情況下進一步橫徵暴斂，進一步打擊工商業，才導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會動亂，最後導致 王朝的滅亡。這種政府稅收和工商業凋零之間的惡性循環，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警醒與反思？
扭曲貨幣政策導致國普放高利貸
深圳銀監局4月發佈《深圳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指引》，提出對小微 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放寬至5%的指導性標準，並首次明確差異化監管指標。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無疑是「繼溫州金融改革之後，又一金融改革的標誌 性突破」。盤點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創新內容，內容包括將與香港試點開展雙向跨境貸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擴大代辦股權轉讓試點和創新債券市場發展 等。縱觀前些時候從溫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與創新試點之路，一方面將促進銀行經營模式轉型，進而改變銀行信貸規模無度擴張的現狀；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 融資，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匹配與協調。搭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多樣化的投融資渠道，努力讓民間資本陽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為核心的問題。
記者：您怎樣看前一段時間溫州和鄂爾多斯等地區普放高利貸的現象？
韋森：你認為目前溫州缺錢嗎？在中國，錢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溫州，據說溫州的存款餘額就高達8000多億元。那為什麼還會出現放高利貸？這是決策層的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結果。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利息率調控貨幣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會降低；而準備金，則調節著貨幣供給，準備金提高，貨幣供給就會減少。前段時間， 中國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5%，貸款基準利率為6.5%，準備金率則為21.5%。而實際貸款利率，應為社會的通貨膨脹率加企業的邊際利潤率，或 言「自然利率」，這樣才能構成正常有效的實際貸款利率。
假如通貨膨脹率為3%，平均資本收益率為5%，此時貸款利率應制定在8%才較為合理。而去年通貨膨脹率為5%上下，企業邊際利率在5%～6%，其貸 款利率應超過10%才為合理。而前一段時間，央行所定的貸款基準利率才為6.5%。這就導致貨幣供給和需求嚴重的不均衡。貨幣供給奇緊，貨幣需求特旺，那 還不會在全國出現普放高利貸？正是基於這一推理，去年我FT中文網上發表一篇「市場的邏輯與政制的張力」的長文中才指出，溫州、鄂爾多斯乃至全國普放高利 貸，一些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是決策層的這種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惡果。
現在，中國的貨幣供給整體上來看依然偏緊。在此情況下，央行似乎又採取了違反市場 邏輯的貨幣政策。貨幣偏緊，為什麼不再降法定準備金反而降息？且在一個月內兩次降息，這不是使貨幣市場供給與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說，降了法定準備金，供給 增加了，才會真正降低市場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準利率，幾大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說明了這一道理？不正好說明逆市場運行的邏輯的 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現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樣做決策的，為什麼在這種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這是為房地產開發商考慮？還是為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的負債 負擔考慮的？
銀行貸款急劇膨脹導致通貨膨脹
7月12日，央行發佈了2012年上半年中國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報告顯示，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為92.50萬億元,同比增長 13.6%，比上月末高出0.4個百分點，與上年末持平；狹義貨幣(M1)餘額為28.75萬億元,同比增長4.7%，比上月末高1.2個百分點，比上年 末低3.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4.9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上半年淨回籠現金1465億元。
記者： 通過數據我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量並不算大，而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卻居高不下，您怎樣看這樣的現象？
韋森：要真正認識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一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了。去年出現了一波CPI快速上漲，許多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乃至社會各 界，都在罵央行，說通脹是央行超發貨幣的必然結果。應該說這一普遍觀點是錯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數據和公報，就會發現，近三年來，央行並沒有真正 超發貨幣多少。從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這整3年期間，中國經濟體內的M0從3.42萬億增加到5.1萬億元，才增加了1.7萬億元不到。這 就是人們所通常所說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鈔票。除此之外，就我所查到的資料看，儘管2009年廣義貨幣M0遽增了13.1萬億，增幅高達27.7%，但是央行 向市場淨投放資金很少多少，全年淨投放才2130億元，實在是少得驚人！2011年，儘管從表面上上來看上半年繼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資金 淨投放也只有8895億元。2011年，儘管央行給人們的印象是貨幣政策步步從緊，曾連續6次上調準備金，但實際上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還真不少，全年 高達1.9萬億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這三年時間裡，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總共才差不多正好3萬億元。如果再加上1.7萬億發出的 現鈔，總共才4.7萬億元。這應該是這3年央行全部增發的「貨幣」數量。但是，這3年期間，中國的廣義貨幣從47.5萬億增加到85.2萬億，淨增了 37.7萬億元。這之間33萬億元的廣義貨幣差額是怎麼多出來的？
一問這樣的問題，可能大多數學過一些經濟學和貨幣銀行學的
人，馬上就會不假思索地說：這好理解，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和增發的鈔票並不多，但貨幣的流通速度在加快，貨幣乘數在加大，故央行印出的鈔票和資金淨投放不
大，但廣義貨幣增加了。錯！完全錯了！幾乎所有的研究數據都表明，最近幾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狹義貨幣的流通速度都在下降，貨幣乘數在減小。那麼，這麼巨
額數量的廣義貨幣（淨增33萬億元）是如何創生出來的？
要理解這一點，單靠貨幣外生供給的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已完全不能給予解釋了，而只能用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Post-
Keynesianism）的「內生貨幣」理論，才能給予解釋。要真正理解和接受信用貨幣尤其是「電子貨幣」時代的貨幣內生理論，並不是容易。有興趣的讀
者可以到，《華爾街日報》我的「經濟學如詩」的專欄文章中去讀一下我的「和田玉的故事」上、下篇。在那兩篇專欄文章中，我用一個假想的例子說明了這樣一條
凱恩斯經濟學（且注意，我說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二者有很大差別）的通俗道理：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中，貨幣的增加並不是央行主動在發貨幣，而主要
是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存款數字積累在銀行中，就主要構成了廣義貨幣。從這個角度理解M2，我們就會發現，目前在中國經濟體中92.50萬億元的廣義貨幣，
說到底只不過是由所有個人、家庭、企業、機構和政府等在所有銀行存款數字所構成而已。
理解了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就會認識到，控制不了商業銀行貸款，在經濟擴張時期，一個人或商家的貸款就會變成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 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廣義貨幣。從這一視角，我在去年發表的十幾篇關於中國宏觀經濟動態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過去幾年，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 國廣義貨幣的快速增加，並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發貨幣，而是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的結果，而外匯佔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已經變成一個次要的因素了。根 據這一認識，可以用一點稍微專業點的術語來說：過去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資本資產頭寸增加的結果，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收入和利 潤，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財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的貢獻因素。
房地產交易創生大量廣義貨幣
據統計，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揚，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的貸款表現出快速的上升趨勢。
記者：商業銀行貸款急劇膨脹能理解為主要是由房地產所帶動的嗎？
韋森：近幾年房價的快速上漲，房地產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貸款 的快速增加，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廣義貨幣被創生出來，由此我悟出了一個新觀點：過去十幾年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房地產是中國廣義貨幣的創生機器。
具體說來，前些年房價瘋狂上漲，購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過晝夜排隊貸款購房，旺盛的需求推動著房價的不斷上漲，進而激勵著房產商持續不斷地開建新 樓盤。在此過程中，多數購房者需要通過銀行貸款預交首付，而隨著房價的上漲，其首付會越來越高，也為房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房產商將這部分貸款轉存銀行， 到了他們的銀行存款賬戶中，就在央行的統計數據庫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理解了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就會認識到，控制不了商業銀行貸款，在經濟擴張時期，一個人或商家的貸款就會變成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 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廣義貨幣。從這一視角，我在去年發表的十幾篇關於中國宏觀經濟動態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過去幾年，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 國廣義貨幣的快速增加，並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發貨幣，而是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的結果，而外匯佔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已經變成一個次要的因素了。根 據這一認識，可以用一點稍微專業點的術語來說：過去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資本資產頭寸增加的結果，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收入和利 潤，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財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的貢獻因素。
房地產交易創生大量廣義貨幣
據統計，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揚，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的貸款表現出快速的上升趨勢。
記者：商業銀行貸款急劇膨脹能理解為主要是由房地產所帶動的嗎？
韋森：近幾年房價的快速上漲，房地產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貸款 的快速增加，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廣義貨幣被創生出來，由此我悟出了一個新觀點：過去十幾年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房地產是中國廣義貨幣的創生機器。
具體說來，前些年房價瘋狂上漲，購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過晝夜排隊貸款購房，旺盛的需求推動著房價的不斷上漲，進而激勵著房產商持續不斷地開建新 樓盤。在此過程中，多數購房者需要通過銀行貸款預交首付，而隨著房價的上漲，其首付會越來越高，也為房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房產商將這部分貸款轉存銀行， 到了他們的銀行存款賬戶中，就在央行的統計數據庫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另一方面，地產商在獲得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銀行貸款。據統
計，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通過銀行貸款，地產商獲取資金，轉給政府進而獲得土地，政府又將這部分貸款存入銀行，又轉而投入其他更大的開發項
目，最後又變成了一些開發商的銀行的存款，最後政府的投資，又變成了一些開放商和建築商的存款，最後又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彙集而成「廣義貨幣」存量。
這樣一來，在過去幾年中國房地產的繁榮時期中，在房價快速上漲的熱潮中，銀行對購房者的巨額貸款變成了開發商的存款，銀行對開發商的貸款又變成政府
的存款，政府從銀行貸款的投資又變成了其他開發商的銀行存款，最後彙集到所有商業銀行的存款數字中，被央行統計下來，就成了廣義貨幣。再說一遍，廣義貨幣
M2，說來不是鈔票，它實際上絕大部分由有存款所構成，因而實質上僅僅記錄了市場交易的結果，僅僅是一些數字而已。由此我們也可以預期到，如果央行現在放
開乃至鼓勵銀行信貸，如果全國的房價、低價再來一輪快速上漲，也必然伴隨的一個結果是，廣義貨幣又會快速增加。如果今年銀行貸款超過10萬億，中國的廣義
貨幣會輕鬆地超過100萬億元。這個天文數字的貨幣，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對老百姓的生活意味著什麼？我們的總理、我們的央行行長，我們的政府決
策層想過沒有？中國經濟這樣下去，將奔向何方？誰來回答這個問題？等房價、資產價格、古玩市場等價格破滅了，誰又來收拾局面？
房地產調控核心是管理預期
去年至今，中國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購令、房產稅等方式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揚。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商品房價格上漲 23.2%，2010年上漲7.5%，去年上漲6.9%。而近期，國土資源部就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嚴格房地產用地管理鞏固 房地產市場調控成果的緊急通知》進行部署，要求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不放鬆，堅決防止房價反彈。
記者：對於目前房地產市場的「限購」措施，您怎樣看？您認為房地產調控將何去何從？
韋森： 中國的房價已經高得十分離譜，已無法與我們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隨著勞動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增加，房價必然也會有下跌的時候。
目前，中國的股市不景氣，銀行存款利率跑不過通貨膨脹率，由此嚴重阻礙甚至堵塞了中國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渠道。中產階級沒有有效的投資渠道，多數 家庭資產又很難且不大願意將有限的資產轉移到海外，故一看到房價有抬頭，覺得房地產有投資機會了，就會紛紛轉頭湧入樓市，進而造成房價上升，進一步吹大房 價的泡沫。
記者：您認為目前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的手段合適嗎？
韋森：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預期」。對於房地產，在一定時候確實需要政府「管理預期」，不 能大家都相信今後房價仍會繼續上漲，無限的上漲。倘若大家預期房價會上漲，紛紛搶購住房投資或把資產保值，房地產泡沫就會越來越大。
在房地產方面，我沒多少研究，不敢亂說。但是，我看到的資料是，中國人的自有住房率已經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了，中國的房價，也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
了。如果從一胎化政策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走勢，我覺得中國的房價似乎是不能再上升了。現在人人有房，家家有房，甚至不少家庭
有數套房。且奶奶爺爺有房，外公外婆有房，爸爸媽媽有房，岳父岳母有房，且老人家們又幫助我和太太買了房，我也貸款給兒子或女兒先買了房。但是大家現在大
都就一個兒子，或一個女兒，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過世了，等爸爸媽媽老了，岳父岳母老了，我們將留給兒子兒媳幾套房？到那時候，中國的房子將空閒多少？誰來住？租給誰？那還有不跌的時候？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Fred E. Foldvary，中文可以把他的名字翻譯成「弗雷德•福德懷雷」吧！這福德懷雷老兄，可真是一個奇人！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第 二版），書名就叫《2008年的大蕭條》。給他聊天之後，我馬上從他的個人主頁上擋下來了這本小冊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發現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 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預測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衰退的著作。這位長期研究商業週期現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警告世人，現 代社會的大蕭條，起因都是房地產泡沫。福德懷雷把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與Henry George等經濟學家的土地價值理論結合起來，驚人地發現，自1818年以來美國差不多200年的歷史中，每次經濟衰退（recession），尤其是 大蕭條（depression），都是與房地產的「實週期」有關，且都是在低價、房屋建設和房價的最高峰後一兩年之後發生的，200多年來，幾乎沒有例 外。與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經濟學家一樣，福德懷雷也發現，在過去200多年間裡，美國房地產的實週期大約是18年，之後一兩年肯定跟著一個大的經濟衰退。根據 1990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由房地產「實週期」引發的一場小的經濟衰退，他在1996年就預測大約在2008年美國會有一次大的經濟衰退，並在2007年出 版了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明確提出這一點。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遽下滑，GDP總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縮了16％ 還多。剛讀過他的這本小冊子，一方面為他的發現所震驚，一方面也心裡直髮怵。當中國的這一輪地價、房價和房地產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中 國的房地產週期，又將是多少年？大家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服務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韋森：回顧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三十多年改革過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國三次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逐年下降，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已經快吃盡了。
去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雖然較前一年增加20.3%，但對GDP的貢獻卻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在逐年減弱。隨著土地收益的 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債還舊債，還要發新債來謀發展。目前的這種由政府所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就猶如「抽鴉片的癮君子」一樣，長期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依靠 貸款推動鐵、公、基投資，以求以此來尋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我們的經濟不但可能走不遠了，可能還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甚至蘊生大的經濟危機。綜合各種可 能因素，我覺得發展服務業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佔全部GDP的份額大致70%左右，墨西哥佔比約為60%， 印度也已達到50%左右，中國的服務業僅佔GDP的42%。以去年美國的GDP總量為15萬億多一點，而中國GDP按現下匯率計算大約為7.5萬億美元， 正好是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的汽車產量、鋼鐵、水泥、煤炭等產量都遠高於美國，但為什麼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務業上，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上。這說明，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國家的未來增長，不應該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中去追求了，而應該轉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 融服務業。
目前美國的服務業很大程度依賴於金融服務業，其多年的不斷擴張，與自身法律制度建設緊密相連。倘若有一個良序的法律制度體系，將能確保交易合約的實 施，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2007年，中國的證券化率最高為151.5%，即一元GDP有一塊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種有價證券。2009年以來這3年多 的時間裡，滬深股市通過IPO、增發和配股的募集資金兩萬多億元，但中國的證券化率卻在萎縮，目前大致還不到70%，下降了一半還多。
股市的萎縮，也自然意味著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在萎縮，如果股市繁榮，中國的證券化率就會提高，進而帶動GDP的增長。這個道理，我們決策層好 像還沒弄明白，或者說還沒有意識到。按照我的好友陳志武教授的一項研究，早在1880年，美國的金融票據證券總值與GDP之比就超過了200％，到 2005年後，已經達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據證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之後，美國的金融證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這個比率可能也不低 於800％。這應該是雖然美國許多製造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沒有中國大，但是GDP卻仍然是中國的兩倍的主要原因。由此來看，我們講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 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從靠投資和基建來驅動的經濟增長，慢慢轉向發展服務業和服務業佔GDP比重佔大頭的經濟增長方式。服務 業的發展，也應該與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尤其是中國家庭的資產收益的增加連在一起。消費的增長，居民消費佔GDP的份額的增加，應 該是其中的一個自然結果。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望能在未來走向較穩定的長期發展軌道。
但是，發展服務業，有一個嚴苛的條件，那就是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法律法規很多，甚至一點也不缺，但法制卻有很大問題。嚴重的 法院和司法腐敗，像毒瘤一樣正在侵蝕著我們的社會機體。沒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國建設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那服務業又怎麼能有較快的發展？法制說到底與我 們的政治體制是連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現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權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才 能期望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個大幅度的增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說1978年到現在三波經濟增長（土地承包責任 制、鄧小平南巡後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主要是靠我們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所推動的話，那麼，未來金融服務業的長足增長， 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紅利」來推動了。但是，這可以就是一個要對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大事了，目前看來還只能說 是我們所希望和期盼著事。因為，一個體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維繫的力量很強大，或反過來說改革的張力也很大，這才是當今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真正難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韋森)
房地產調控核心是管理預期
去年至今，中國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購令、房產稅等方式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揚。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商品房價格上漲 23.2%，2010年上漲7.5%，去年上漲6.9%。而近期，國土資源部就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嚴格房地產用地管理鞏固 房地產市場調控成果的緊急通知》進行部署，要求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不放鬆，堅決防止房價反彈。
記者：對於目前房地產市場的「限購」措施，您怎樣看？您認為房地產調控將何去何從？
韋森： 中國的房價已經高得十分離譜，已無法與我們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隨著勞動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增加，房價必然也會有下跌的時候。
目前，中國的股市不景氣，銀行存款利率跑不過通貨膨脹率，由此嚴重阻礙甚至堵塞了中國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渠道。中產階級沒有有效的投資渠道，多數 家庭資產又很難且不大願意將有限的資產轉移到海外，故一看到房價有抬頭，覺得房地產有投資機會了，就會紛紛轉頭湧入樓市，進而造成房價上升，進一步吹大房 價的泡沫。
記者：您認為目前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的手段合適嗎？
韋森：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預期」。對於房地產，在一定時候確實需要政府「管理預期」，不 能大家都相信今後房價仍會繼續上漲，無限的上漲。倘若大家預期房價會上漲，紛紛搶購住房投資或把資產保值，房地產泡沫就會越來越大。
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堅持市場需要自行運作，
不能由政府來時時調控物價。政府的最大責任，不是限購令，不是行政手段控制房價，而是需要讓大家知道，中國的房價相對於普通居民收入，已經是很高了。在金
融市場中，人們長警告說：「股市有風險，投資須謹慎」。現在要讓中國老百姓明白：「房市有風險，投資也須謹慎」。且房地產一旦投進去，當泡沫破裂時，想像
股市那樣盡快「斬倉出來」，可不是那樣容易！等到大家都要買房套現時，你是很難「斬倉」出來的。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Fred E. Foldvary，中文可以把他的名字翻譯成「弗雷德•福德懷雷」吧！這福德懷雷老兄，可真是一個奇人！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第 二版），書名就叫《2008年的大蕭條》。給他聊天之後，我馬上從他的個人主頁上擋下來了這本小冊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發現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 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預測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衰退的著作。這位長期研究商業週期現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警告世人，現 代社會的大蕭條，起因都是房地產泡沫。福德懷雷把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與Henry George等經濟學家的土地價值理論結合起來，驚人地發現，自1818年以來美國差不多200年的歷史中，每次經濟衰退（recession），尤其是 大蕭條（depression），都是與房地產的「實週期」有關，且都是在低價、房屋建設和房價的最高峰後一兩年之後發生的，200多年來，幾乎沒有例 外。與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經濟學家一樣，福德懷雷也發現，在過去200多年間裡，美國房地產的實週期大約是18年，之後一兩年肯定跟著一個大的經濟衰退。根據 1990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由房地產「實週期」引發的一場小的經濟衰退，他在1996年就預測大約在2008年美國會有一次大的經濟衰退，並在2007年出 版了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明確提出這一點。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遽下滑，GDP總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縮了16％ 還多。剛讀過他的這本小冊子，一方面為他的發現所震驚，一方面也心裡直髮怵。當中國的這一輪地價、房價和房地產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中 國的房地產週期，又將是多少年？大家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服務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當前國內外經濟正處複雜多變、各國正處於政策面臨抉擇的關鍵時期，而中國「三駕馬車」止步不前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什麼將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怎樣的發展將幫助中國在走出全球經濟陰霾上發揮作用，並以此點燃世界經濟復甦的希望之光。
記者：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都已基本耗盡了，中國將告別高速增長階段。您怎樣看這個觀點，您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裡？韋森：回顧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三十多年改革過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國三次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逐年下降，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已經快吃盡了。
去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雖然較前一年增加20.3%，但對GDP的貢獻卻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在逐年減弱。隨著土地收益的 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債還舊債，還要發新債來謀發展。目前的這種由政府所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就猶如「抽鴉片的癮君子」一樣，長期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依靠 貸款推動鐵、公、基投資，以求以此來尋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我們的經濟不但可能走不遠了，可能還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甚至蘊生大的經濟危機。綜合各種可 能因素，我覺得發展服務業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佔全部GDP的份額大致70%左右，墨西哥佔比約為60%， 印度也已達到50%左右，中國的服務業僅佔GDP的42%。以去年美國的GDP總量為15萬億多一點，而中國GDP按現下匯率計算大約為7.5萬億美元， 正好是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的汽車產量、鋼鐵、水泥、煤炭等產量都遠高於美國，但為什麼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務業上，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上。這說明，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國家的未來增長，不應該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中去追求了，而應該轉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 融服務業。
目前美國的服務業很大程度依賴於金融服務業，其多年的不斷擴張，與自身法律制度建設緊密相連。倘若有一個良序的法律制度體系，將能確保交易合約的實 施，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2007年，中國的證券化率最高為151.5%，即一元GDP有一塊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種有價證券。2009年以來這3年多 的時間裡，滬深股市通過IPO、增發和配股的募集資金兩萬多億元，但中國的證券化率卻在萎縮，目前大致還不到70%，下降了一半還多。
股市的萎縮，也自然意味著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在萎縮，如果股市繁榮，中國的證券化率就會提高，進而帶動GDP的增長。這個道理，我們決策層好 像還沒弄明白，或者說還沒有意識到。按照我的好友陳志武教授的一項研究，早在1880年，美國的金融票據證券總值與GDP之比就超過了200％，到 2005年後，已經達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據證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之後，美國的金融證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這個比率可能也不低 於800％。這應該是雖然美國許多製造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沒有中國大，但是GDP卻仍然是中國的兩倍的主要原因。由此來看，我們講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 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從靠投資和基建來驅動的經濟增長，慢慢轉向發展服務業和服務業佔GDP比重佔大頭的經濟增長方式。服務 業的發展，也應該與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尤其是中國家庭的資產收益的增加連在一起。消費的增長，居民消費佔GDP的份額的增加，應 該是其中的一個自然結果。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望能在未來走向較穩定的長期發展軌道。
但是，發展服務業，有一個嚴苛的條件，那就是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法律法規很多，甚至一點也不缺，但法制卻有很大問題。嚴重的 法院和司法腐敗，像毒瘤一樣正在侵蝕著我們的社會機體。沒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國建設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那服務業又怎麼能有較快的發展？法制說到底與我 們的政治體制是連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現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權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才 能期望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個大幅度的增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說1978年到現在三波經濟增長（土地承包責任 制、鄧小平南巡後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主要是靠我們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所推動的話，那麼，未來金融服務業的長足增長， 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紅利」來推動了。但是，這可以就是一個要對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大事了，目前看來還只能說 是我們所希望和期盼著事。因為，一個體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維繫的力量很強大，或反過來說改革的張力也很大，這才是當今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真正難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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