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以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根本問題在於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間產生了衝突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應當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實施大規模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對沖經濟危機
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之職，從華盛頓回到北京大學朗潤園，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的身份重執教鞭。
在世行工作4年間，他是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
利克的首席經濟顧問，同時分管發展經濟學研究。基於在全球的深入調研與學術思考，林毅夫進一步完善了落後國家後發優勢理論，並將其昇華為「新結構經濟
學」。他希望通過這一學說，在新古典經濟學「總量平衡」的基礎上，創新引入「結構」概念，堅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比其比較優勢決定於各自的要素稟賦的一
貫主張，為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增長開出新藥方。
歸國三個月後，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間的研究
成果陸續結集出版，《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從西潮到東風》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亦引發一些學術爭論。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林毅夫
系統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提出「大規模實施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為貧窮國家帶來新機遇，為發
達國家走出危機創造條件」等政策主張。他還在凱恩斯「班柯」貨幣假說的基礎上，提出創立以紙黃金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改革構想。
書中貫穿著對既有經濟理論、危機成因的顛覆與糾偏，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就此論點，林毅夫曾和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貝克爾、佛格爾、赫克曼、麥爾遜等展開學術爭論。
幾個月來，林毅夫還在公開場合多次闡明對中
國經濟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的觀點。他認為，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刺激計劃總體上利大於弊；根據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事
實，中國現階段仍需以投資為主才能追趕發達國家；比照日、韓、中國台灣地區等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未來20年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金秋時節，林毅夫兩度接受《財經》專訪，就新結構經濟學、金融危機成因、「新馬歇爾計劃」、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發展道路等議題進行系統闡釋。他期望以老子的「常無」心態審視世界，以免有「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之憾。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他認為，發達國家的一些既有經濟理論，並不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不能簡單照搬，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本身也不斷在發展，舊理論不斷為新理論所揚棄。
上篇：尋求增長新動力
失衡之源
《財經》：你在最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對話》一書中提出，應以「常無」心態研究經濟學問題，為什麼研究經濟學要持此心態？
林毅夫：這本書是談方法論的。從1995年開始，我就提倡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本土化、規範化，然後是國際化。
理論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理論首先必須內部邏輯達到自洽。所有理論都在解釋現象背後幾個變量的因果關係，理論的推論必須跟要解釋的現象一致。
自然科學的證偽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它可做可控試驗。社會科學的證偽要難一些，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質疑、爭論都在所難免，這也是證偽的過程。
關於2008年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成因，國外的理論界和輿論界普遍認為源於國際的貿易不均衡，而貿易不均衡則是由東亞經濟所致。目前有多個理論假
說。包括：東亞出口導向戰略；為自保，依賴出口積累大量外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些理論在邏輯上都能自洽。但是，我們還可以構建幾個理論假說，諸如：美
國金融機構的高槓桿和低利率，引發房地產泡沫和過度消費；或是，中國面臨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必然增加儲蓄；大國經濟結構扭曲，諸如此類。因此，不能因
為一個理論邏輯自洽就認為它是對的。
《財經》：在分析本輪金融危機成因時，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受到的非議最多。在你看來，這些批評雖然邏輯自洽，但與現實不符？
林毅夫：一些學者提出，由於國際收支不平衡，中國累積了大量外匯，並以此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壓低利率，無形中鼓勵了各種投機，包括吹大房地產泡沫。另外，長期以來，東亞經濟實施出口導向政策，加上東亞各國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缺乏外匯的教訓，造成出口攀升，貿易積累過多，種下了危機的惡果。
這些學者只看到問題的一部分，此謂「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問題並非源自東亞，只是出於政治利益考量，此謂「指鹿為馬」。
《財經》：實際上，東亞和中國並不是本輪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
林毅夫：我認為，上述只是現象的一面，而非成因。
東亞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並非近10年的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的日、韓、中國台灣地區，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都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但全球出現貿易失衡只是這幾年的事情。不能用一個已經用了五六十年的戰略來解釋這十年發生的事情。
如果說，國際貿易不平衡是東亞為了積累外匯而「自保」的結果，那又如何解釋發生在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日元和歐元都是國際儲備貨幣，完全可以靠印鈔票來支付各種需要，並不需要靠積累外匯自保。但新世紀以來，它們的貿易盈餘增加幅度與東亞經濟體相當。以日本為例，1993年-1994年的外匯儲備約1000億美元，2006年則增至1萬億美元。這些完全沒有自保需要的國家，外匯儲備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見，上述理論並不具有說服力。
《財經》：中國在新世紀伊始加入WTO後，貿易順差的確大幅上升，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的失衡。
林毅夫：國際上對此的一個重要解釋是人民幣幣值被低估，這最早是日本學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當年秋天，美國加入這一「合唱」。但是，中國大陸當年的貿易順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國際社會大多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高估。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中國大陸對美的貿易順差大幅擴大，是2005年之後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說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應該大幅減少，但2005年－2008年中國的貿易現狀卻正好相反。
上述三個假說都認為全球貿易不均衡，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源於東亞。那麼，與東亞經濟競爭的其他國家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的佔比應該減少。但上世紀九
十年代，美國和東亞的貿易逆差佔其貿易逆差總額的51%，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這一佔比縮減為38%。所以，造成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全球貿易不均衡的原因並不在東亞。
《財經》：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需求強勁。近10年間，美國需求進一步放大，是國際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美國最近幾十年來不怎麼生產一般消費品，這部分需求先從日本進口，後到亞洲四小龍，再後來轉到中國大陸，這是美國對東亞逆差比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紀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則是由於美國國內新的政策造成。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監管開始放鬆，歐洲也是如此，允許金融高槓桿運作，增加流動性。加上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美聯儲在18個
月內26次降息，進一步釋放了大量流動性。這些流動性，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產生了財富效應，鼓勵家庭過度消費。同時，
因為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財政赤字也大增。這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大量擴大的真正原因。
美國的貿易逆差能夠維持如此長的時間，是因為美國是國際貨幣儲備國，可以印鈔票來支撐各種購買、服務和還債。否則，美國必然會出現外匯短缺，過度消費根本無法持續。
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外，高槓桿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流動性也造成大量資本外流。全球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億美元，2007年增長到1.2萬億美元。與此對應，並非國際貨幣儲備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不到1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萬億美元。
除了貨幣美元化的國家，這些從貿易盈餘或資本流入所積累的外匯難以在國內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擁有還是作為國家外匯儲備，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鎖在保險櫃裡，沒有任何回報；另一種是投資於以美元為國內貨幣的國家，當然就是美國了，但這不是美國家庭過度消費的因，而是美國過度消費和流動性過剩、資金外流後的果。
所以，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之間產生了衝突，只考慮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後果。
寬鬆只是「鎮痛劑」
《財經》：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聯儲連推三輪貨幣量化寬鬆(QE)，歐日亦在量化寬鬆，發達經濟體利率已降至最低，但這未能阻止全球經濟二度放緩。
林毅夫：當前的焦點是歐洲債務危機。「如果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得不到歐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馬上就會崩潰，其影響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閉對全世界的影響更大。
但是，即使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這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們如果不進行內部結構性改革，降低工資、減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槓桿，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見效的止痛藥，短則三月，長則九月，危機還會以更嚴重的方式捲土重來。
在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的推動下，美國的道瓊斯指數已經恢復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實體經濟並未恢復，這一點投資者心知肚明。
如今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普遍過剩，低廉的資金不會流向房地產，而會流向股票市場。在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下，這會造成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泡沫不斷發生、破滅。此外，過剩的短期資金也會大量流向國外，不僅炒高石油、糧食價格，還會有不少投機性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股市、房市，推高匯率。
高匯率會影響出口，當實體經濟增長減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會變成明顯的泡沫。而泡沫總會破滅，從而投機資本開始唱空，游資大量抽離。這種資金的大量湧入和湧出，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巨大波動，給宏觀決策帶來困難。
未來10年、20年，國際經濟可能出現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即經濟增長率非常低、貨幣非常寬鬆、投資風險大但回報較低。
《財經》：看起來不太樂觀。我們曾採訪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芝加哥大學教授古爾斯比，他認為貨幣寬鬆無濟於事，唯有結構調整方能解決當前的經濟發展問題。
林毅夫：可是結構調整面臨諸多困境。首先，結構調整在政治上難以推行。結構性改革固然在中長期能夠提高增長率、競爭力、生產力，但是在短期內會
減少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增加失業率。而發生危機的國家失業率已經非常地高——西班牙失業率達到23%，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達到50%以上。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如何推行增加失業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緊牙關推行結構性改革，由於失業率增加，社會開支必然會增加，經濟增長率減少，政府的稅收又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繼續增加，金融市場會對政府的還債能力產生懷疑，政府公債的利息負擔也會再加重，這難以持續。
另外，「發生危機的南歐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無法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創造需求並增加就業的道路來緩解危機。即使歐元貶值，也會碰到經濟結構
相似的國家競相貨幣貶值。前一陣，歐洲中央銀行剛宣佈要無限制購買政府公債，以增加貨幣供給，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馬上表態美國也會這樣做。美聯儲QE3推出之後，日本央行、英格蘭銀行和澳大利亞央行也加入「戰團」，這就是貨幣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沒有辦法通過貨幣貶值走出危機。
《財經》：因此，鎮痛劑只能是把矛盾往後推？
林毅夫：往後推的結果是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深重。政府債務在高失業率、高社會支出的狀況之下，會積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積累的政府債務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現在已超過230%，美國也達到了100%。
啟動新馬歇爾計劃
《財經》：山窮水盡疑無路，能否尋找新路徑走出「新常態」困境？
林毅夫：或許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態」的困境，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危機既然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應採取全球反週期的「超越凱恩斯主義」措施，即全世界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於能消除增長瓶頸、短期能創造就業、
中長期能夠擴大提高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環境等方面的建設，以增加需求。如果規模足夠大，其效果可以等同於過去單個國家在危機時實施貨幣貶值的效果，給發生危機的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
《財經》：但一些學者擔心，「寅吃卯糧」終究會被清算。
林毅夫：傳統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受到很大質疑。當失業率高的時候，政府用積極財政政策「挖洞補洞」創造就業，這叫做凱恩斯主義積極財政政策。但政府債務會因此增加，將來要靠稅收增加以償還現在的債務。老百姓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當前即使有就業有收入，為了平滑消費也要開始增加儲蓄。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公共負債不斷增加，但是社會總需求並沒有增加，危機依然走不出去。
我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關鍵是怎麼把公共債務用好，提高它的質量，短期創造需求、創造就業，從長期看不是「挖洞補洞」，而是用來消除一個國家增長瓶頸。這樣，這種有效投資不僅短期創造就業、創造需求，從長期來看，生產力、生產率跟增長率也都會提高，政府稅收就會增加。通過生產力、生產率、增
長率提高所增加的稅收償債，老百姓負擔就不會增加，政府才能創造就業、創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錢，各種需求因而增加。
《財經》：投資於那些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瓶頸、環境瓶頸的項目，是因為邊際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邊際收益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紐約到華盛頓的鐵路220英里，火車要走三個小時，如果是高鐵的話一個小時就到了。從三個小時縮減到一小時，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後國家沒有鐵路相比，同樣建高鐵，回報孰高孰低？
《財經》：包括非洲在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怎樣的貢獻？
林毅夫：歐洲委員會估計，未來10年歐洲向基礎設施投入約2.8萬億美元。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測算，美國在未來5年需要2.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世界銀行估計，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1.5萬億美元。其他測算數據更高，僅印度在未來5年就需要1萬億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電力需求約為43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7500億美元。
麥肯錫公司預測，為應對持續投資不足，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擴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亞洲未來10年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將達到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將會使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有了去處。
1947年，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歐洲復興計劃，為「二戰」後歐洲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物質保障，引領了歐洲的復甦。現在如果啟動新的馬歇爾計劃，模擬測算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相應增加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長7%，全球GDP增長2%。全球經濟將從「新常態」走向「新新常態」，發展中
國家在提高增長率的同時，發達國家將恢復穩健增長，從而為結構調整贏得時間和空間。
《財經》：不過，新馬歇爾計劃似乎應者寥寥？
林毅夫：2010年G20首爾峰會發佈了「首爾共同增長發展共識」，九條措施中的第一條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但是，當時主流意見認為，全球經濟即將走出危機，所以就沒有實際行動。那一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年會時，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潮流，我當時持保留態度，認為退出積極
財政的時機未到，過早退出會使經濟衰退重來。因此，更重要的是改善積極財政政策支出的質量，我很高興看到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建議和我
2010年的主張相同。
《財經》：那麼，資金何來？特別是投資非洲等地區，資金匱乏更成問題。
林毅夫：發達國家可以用增發貨幣為財政赤字埋單，也可以用增發貨幣來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後者的效果會遠好於前者。另外，大量主權財富基金、養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報率更高的項目。僅各主權財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資產估計高達3.2萬億美元，它們已經開始向發展中國家的基礎項目投資。新興市場私募股權投資協會估計，主權財富基金僅有18%的投資組合用於本國以外的新興市場投資，其中只有小部分用於基礎設施。
在當前的經濟動盪中，許多曾經被視為安全誘人的投資機會失去了吸引力。過去養老基金一般投資於政府的公債跟資本市場，如今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公債跟資本市場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債風險也增加了，加上資本市場流動性過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資回報率非常低，風險也非常大，這都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投資者更有吸引力了。
從2008到現在，各成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約有1.5萬億美元，加上專司基礎設施投資的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機構助力，全球性的新馬歇爾計劃完全可行。
《財經》：有一家投資非洲的股權基金，到2010年對27個非洲項目投資5.4億美元，而這些項目在2010年的總投資額不過36億美元。這是否說明，非洲的市場容量有限？
林毅夫：短期內非洲市場當然無法取代歐美市場。美國經濟總量約佔全球四分之一，歐洲也佔約四分之一，兩者加起來就是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而非洲經濟總量只佔5%。
但從邊際收益上看，非洲顯然更多。如果非洲發展快起來，它對資本品、消費品的需求都可以增加，它所需要的資本品和消費品，正好是中國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可以提供的。現在美歐洲市場增長緩慢甚至萎縮，導致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生產過剩，若將手中過剩的資本、機器設備轉移到非洲去，這也會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供豐富的機會。
貧窮國家新機遇
《財經》：新馬歇爾計劃讓人想起新農村建設。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市場經濟一段時間以後，因為潮湧現象的產生，開始出現產能過剩，你曾據此提出了啟動大規模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消化過剩產能的對沖措施。
林毅夫：是的，兩者的道理完全一樣，這是結構的差異。當你投資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後，除了短期投資所創造的需求外，未來當地收入增加，對消費的需求會增加，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有利於產業升級。
《財經》：那麼，產業轉移又將沿著「雁行模式」在新興市場展開？
林毅夫：這一波的產業轉移，我更願意稱之為「領頭龍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區別在於量的不同。
在過去20年間，中國出口產品構成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990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和化工品佔33.7%，製成品佔
66.3%；2009年，前者縮水至11.5%，後者擴容至88.5%，印證了產業升級。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國家，相當於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四小龍在80年代初，產業開始轉移時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是970萬，在80年代韓國是230萬人，中國台灣地區不到200萬人，新加坡只有50萬人；如今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規模全球領先，產業工人估計在8500萬至1億人之間，所以當年的日本、韓國等經濟體是「雁」，我們是「龍」。
非洲總人口約為10億，製造業總就業人數卻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中國有10%的製造業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領頭龍」現象足以使該地區製造業就業總人數翻兩番。同樣，巴西和印度出現產業升級，也會向其他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轉移就業機會。
《財經》：製造業向勞動成本更低的區域轉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國大陸為例，改革開放前，同樣是勞動成本很低，產業轉移卻沒有發生，經濟發展也很遲緩。
林毅夫：這是一個好問題。結構的變遷，成功不多，失敗卻不少。
我做的研究顯示，從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內，只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個經濟體不是歐洲國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產鑽石的小國，這12個經濟體大部分都在東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結構主義經濟學盛行，鼓勵普遍以農業為基礎、經濟總量遠遠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興辦與工業化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即進口替代戰略或趕超戰略。這一思路固然目標遠大，卻犯下了違背比較優勢的致命錯誤。
由於這些產品在國際上不具備成本優勢，難以在市場上有效競爭，這些國家的政府給大量虧損企業提供保護，減少其投資和運營成本，包括授予國內市場壟斷權、壓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國貨幣幣值、控制原材料價格等，干預導致資金、外匯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結果，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渠道給這些企業直接提供資
源，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全國計劃，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信貸配給和投資、產業准入許可等。為便於實施，許多國家還依賴國有企業發展目標產業。
保護政策還會產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國消費的產品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選擇；本國經濟因為生產缺乏規模經濟的少量產品，市場被分割，效率同樣受損。保護政策還削弱了外國企業的競爭，鼓勵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國內企業形成壟斷尋租收益，增加投資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詳細論證了這一發展戰略的形成和後來的扭曲：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
而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這也是發展經濟學的「1.0版本」。
《財經》：市場與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林毅夫：市場主導沒錯，但市場絕非萬能。所以，不能這麼簡單地思考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1.0版本」衰落之後，「華盛頓共識」興起，即發展經濟學「2.0版本」，強調以發達國家的市場制度做參照系，，通過休克療法療傷，發對政府干預市場。
我經常會談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智利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30%—50%，上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上台之後，推行「華盛頓共識」，但之後沒能發展起新產業。智利人引以為榮的產業，比如制酒產業、三文魚產業，基本上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動發展的。
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英特爾的電腦芯片大部分在中國台灣地區生產。英特爾為了分散化，準備在拉丁美洲找一個國家設廠，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說，你來就來，跟我說干嗎？英特爾說，幾
十億、上百億美元的投資，我要基礎設施、港口保證，智利的產業主要是農業和礦業，人力資本結構不一樣，你需要幫我配套。智利政府說那不行，市場必須是公平
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個產業。
結果，哥斯達黎加接受了英特爾的條件，英特爾的投資就跑到那裡去了。
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夠看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什麼，並根據這些產業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會喪失發展機遇。
今天回首發展經濟學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敗，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財經》：後來東亞的成功，正是堅持比較優勢理論的結果？
林毅夫：在18世紀以前，西方國家花了大約1400年才實現人均收入翻番；到19世紀以後，這個過程僅用了約70年；到20世紀，則只需要35
年。增長加速如此迅猛，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加速，以及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快速轉型，各種生產要素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結構變化的過程，這不僅包括工業、技術升級以及經濟的多元化，還應包括就業結構變遷(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進入高生產率
的部門)，以及「硬」(有形)的基礎設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軟」(無形)的基礎設施如法律、教育、金融等的不斷完善。目前經濟學研究已經耗費巨大
精力去關注技術創新，但對同等重要的結構變化問題卻關注不夠。
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資本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產業升級和轉移即開始加速進行。
亞洲四小龍的工業發展用了不到40年時間，中國大陸的速度更快。發展經濟學家們從中應該能發現成功追趕的秘密，即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替代戰略，
在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政府負責在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內在的協調問題、外部性補償上多做文章，以降低交易費用。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也就是發展經濟學的「3.0版本」。
《財經》：問題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別比較優勢和具備競爭力的產業？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為政策制定者在幫助企業順利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設計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為六個步驟：
一，找出參照模型。通常，作為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超過20年。這類產業在參照國是夕陽產業，正好是本國的朝陽產業。
二，看是否已有國內民營企業自發地進入第一步選定的新產業。有則意味著企業已經識別出此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考慮優先發展這些產業，幫助企業發展和其他企業進入，排除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該產業迅速具備國內國際競爭力。
三，若選定的產業對本國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參照國的企業來投資，它們會有積極性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外資企業投資的瓶頸障礙，同時採取便於國內私企進入這些行業的措施。
四，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產業最近才出現，除了第一步已經選擇的產業外，政府還應該關注國內企業的自發創新，發現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時應該幫助先行企業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上的各種障礙。
五，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較差、全國同步改善有難度的現實，設立工業園區進行局部改善，工業園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專業化，需要有產業集群。
六，政府可對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資的資金，或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或優先獲得金融服務。
通常而言，在市場大潮中起伏的企業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但是，單個企業解決不了產業升級所必然產生的協調和外部性問題，政府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結構主義時期是過猶不及，華盛頓共識時期是不及猶過。
《財經》：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內的貧窮國家，將會在這一輪危機中獲得難得的發展機遇？
林毅夫：危機即轉機。貧窮國家，包括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除了確保資源財富得到妥善管理，還應把部分財富投入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以促進這些國家向非資源產業部門的多元化轉型，創造就業機會並實現包容性增長，從而把「資源詛咒」變成「資源祝福」。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路徑
《財經》：之前你談到了美元等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其一國貨幣和全球貨幣角色之間的衝突，是本輪金融危機的根源。即使通過新馬歇爾計劃力推全球共贏，但病根未除，同樣的危機可能再度發生。
林毅夫：確實如此。佈雷頓森林體系始於1944年，確定了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而美元與黃金形成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兌換價。該體繫於
1973年崩潰，黃金退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舞台。但無論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還是之後，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只要一國貨幣繼續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作為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就繼續存在。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原因，與本輪金融危機一樣，根源在於美國：由於越南戰爭的財政需要和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帶來的社會支出增長，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明顯轉向擴張，赤字擴大，結果導致貨幣黃金儲備在1968年遭遇投機性攻擊。
在數年波動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財經》：正是看到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人民幣國際化開始加速。多元儲備貨幣體系似乎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林毅夫：不，多元儲備貨幣體系風險極大。從本質上來講，這仍然是一國貨幣充當全球埋單者的角色。
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如果能夠穩定，需要國際儲備貨幣國的經濟結構沒有重大缺陷。但美國、歐盟和日本，以及新興經濟體，哪個國家和地區不存在結構問題？只要結構問題存在，該國貨幣就一定會遭到投機性攻擊。
去年歐債危機發生時，瑞士法郎和日元成為避險貨幣，大量熱錢流入，這兩種國際儲備貨幣迅速升值。而新興市場則在大量熱錢流入之後，接著又大量流出。這種大量流入、流出，與國內經濟環境和利率等基本面無關。例如巴西，就出現了資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的情形。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個內在不穩定，在於國際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模式。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和對沖基金等會放大最初的波動，導致大規模資本流動以及匯率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動。安全資產的供需不平衡，可能通過「短期波動加劇、羊群效應以及主權債務擠兌」等多種途徑影響全球金融穩定。
《財經》：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國，會擁有鑄幣稅收益。
林毅夫：不能這樣理解，鑄幣稅的收益難抵匯率波動風險。目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每年鑄幣稅收益在800至900億美元。而鑄幣稅只能由參與貨幣籃子的國家分享，未來如果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每方鑄幣稅收益不過300億美元。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情況下，匯率大幅波動，資金大額進出的風險遠遠超過了鑄幣稅收益。
《財經》：換言之，如果國際貨幣體系沒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應暫緩或嚴控規模？
林毅夫：是的，而且要高築牆，把洪水攔在壩外。考慮到上述風險，在凱恩斯當年「班柯」貨幣構想的基礎上，我建議創立一種未來的國際貨幣，它擁有紙幣的靈活性，足以隨著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同時又與黃金等商品相似，屬於國家貨幣體系以外的貨幣。這種貨幣可以保持穩定的匯率，又不會造成金本位的通貨緊縮趨勢，我將之命名為「紙黃金」。
紙黃金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由一家國際中央銀行根據國際協議規定發行。各國將同意，紙黃金可以用於所有產品、服務、大宗商品和證券的國際結算。紙黃金將在國際貿易中發揮價值儲藏、交易中介以及會計標準的作用。
紙黃金的供給將嚴格遵守弗裡德曼的K比例法則(或修訂後的泰勒法則)，其依據是對世界經濟和資產交易增長的預測，K的確切數值由創始國際協議設立的獨立專家委員會決定。
紙黃金鑄幣稅可以用於支付國際發行機構的運營成本，並用於支付全球公共品的生產。
各國可以保留本國貨幣，但必須與紙黃金建立固定匯率。匯率平價的調整需要得到國際貨幣機構的允許，而且只能在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情況進行。
紙黃金儲備可與當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外匯儲備、黃金、特別提款權和預先確定的一定數量的本國貨幣組合交換。各國可以使用以紙黃金為面值的資金沖銷國際支付的失衡。
《財經》：3年半之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曾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構想，他談到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這與你所說的紙黃金有何區別？
林毅夫：特別提款權是以儲備貨幣國的貨幣為基礎，所以，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會繼續存在，根本矛盾仍然得不到解決。
《財經》：上世紀4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構建之時，美國經濟總量佔到了全球一半，如今雖然縮水為四分之一弱，但仍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頗大影響。歐盟經濟總量佔據了另一個四分之一，加上日本和中國，改革絕非易事。
林毅夫：「新常態」下，匯率的大幅波動，資金的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巨大風險，會讓紙黃金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如果這一構想遲遲不能實現，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場又一場新危機。改革現行貨幣體系或將因此而水到渠成。
下篇：「超越發展瓶頸」
投資是遠期消費
《財經》：你此次歸國後，曾在一些場合談到，中國當前仍然要以投資為主而非以消費為主，並認為「四萬億」刺激計劃利大於弊。這引發了很多爭議。
林毅夫：首先，「四萬億」利大於弊。最大的益處在於保住了就業，弊端則是不應以貨幣政策為主，而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後來出現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但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四萬億」計劃，這與我國的信貸管理體制有著內在關聯。
其次，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消費是在當期是需求，但是，消費完了就沒有，所以，不可持續。投資當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轉為生產力，可以創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
中國已是中等收入國家，但距離高收入國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高鐵建設可能有些超前，但從長期來講，這是符合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瓶頸項目。農村的基礎設施普遍嚴重不足，城市的基礎設施也需完善，地鐵多修一些不是問題。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產業仍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也有不少基礎設施仍待改善。如果廢棄了投資，如何提高生產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何通過基礎設施完善來降低阻礙經濟增長的高交易費用？
《財經》：你曾談到，目前中國政府負債率不超過GDP的40%，與60%的國際警戒線相去甚遠，因此仍具投資能力。但是，這一統計如計入養老金等遠期負債，情況可能很不樂觀。
林毅夫：但中國仍存在大量國有資產，其中相當一部分當年理應劃撥給社保基金。如果算上這一塊，中國政府負債率甚至會低於GDP的40%，投資能力無憂。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財經》：主流觀點認為，當前消費比例偏低，內需不振。
林毅夫：問題是你要揚湯止沸還是釜底抽薪？所謂揚湯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稅收，增加對窮人的轉移支付。但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況下的二次分配，無異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所謂釜底抽薪，就是徹底解決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長期以來的體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來說，高收入群體儲蓄傾向高，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後者傾斜，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會增加。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消除雙軌制改革所遺留下來的一系列不利於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結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我們都知道，大銀行天然具有為富人和大企業服務的傾向。其次，改革資源稅
費，讓資源產業變成一個與風險對應的正常盈利行業。再次，壟斷性行業要開放競爭。一些屬於自然壟斷的行業，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壟斷不可取。改革開放30
餘年來，原先需要保護方能生存的重化工業，如今已具備比較優勢，那麼，原有的雙軌制使命已經終結，這些保護國有企業的扭曲應該取消，並且，向民資開放就順理成章，「民營36條」亟需落實。
如果這三條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內需如何提振？
《財經》：大力發展中小銀行，仍是走間接融資為主的道路。而央行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給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渠道。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比較優勢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一國的配套措施則內生於此。拓展直接融資渠道，最終獲利者仍是大企業和富人，因為要發行債券等產品，需給投行等中介機構付費，價格不菲。具有規模效應，適合大企業的融資需要，中小企業則負擔不起。
一國的金融結構也好，其他軟硬基礎設施也罷，都內生於該國的實體經濟的需要。實體經濟當然在不斷變化，如果發展到美歐的水準，多層次資本市場自然水到渠成。
《財經》：你曾在不同場合提及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哪些改革舉措落實到位，增長潛力才會被充分挖掘出來？
林毅夫：如果把中長期發展的瓶頸消除，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增長8%就有可能實現。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
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按照這一標準，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
1975年、韓國在1977年和美國的比較水平。這四個經濟體之後維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長，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以上。它們都是中國未來20年擁
有8%經濟增長潛力的參照系。
但是， 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的差異，在於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後發優勢。許多人的誤解在於斷句取義，割掉了「潛力」二字。
如何界定「政府之手」
《財經》：目前政府介入微觀經濟頗多，加之腐敗頻發，社會公平缺失等問題交織，很多學者提出應限制政府之手過度干預經濟，而你在闡述新結構經濟學、新馬歇爾計劃當中，比較強調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認為不能因噎廢食。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的三條釜底抽薪之策，從某種角度而言，抽的正是「腐敗」這根「薪」。其次，即使在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也存在諸多行政干預，諸如專利、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政府採購、行政命令等。在基礎科研方面，發達國家的財政經費也不是無限的。既然有預算約束，你就要選擇了。選擇的標準，無非是哪個課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更大而已。
同樣，政府採購A，為什麼不採購B，也存在選擇。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府也有行政命令，比如說新能源在10年後要達到多少比重，本質上講，這就是產業政策。
第三，後發國家在選擇比較優勢產業之時，因有先例可循，具備信息優勢，政府因勢利導之手就更容易成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果像前面所舉的智利的例子，放棄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就是自廢武功。
《財經》：國內一些學者非常反對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認為產業園區等措施扭曲了價格信號，讓一些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
林毅夫：我們要看到，儘管有瑕疵，比如地方政府的某些產業政策可能錯誤，但由於預算法沒有開口子，地方政府並無舉債權，補貼不可能太多，錯誤的政策不可能走得太遠。
總體上，改革開放30餘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選準了具備了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出口導向戰略，較大限度地發揮了自身的後發優勢。否則，無法取得30多年年均增長9.9%的成績。
繞開陷阱
《財經》：在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俱樂部之後，中國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大概需要避免三個陷阱。
首先，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蘊藏著巨大風險。
當前短期投機資本在全球流動，即使是發達的貨幣儲備國也蒙受其害。那麼，過快的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將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關鍵問題是，不僅匯率、利率「兩率」改革滯後，中國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債券市場規模過小。一個大浪過來，打到大洋裡無聲無息，打到小河裡會翻船。
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為《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的對策》的文章中提出，當前需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高築牆」指的是對外國直接投資要歡迎，但是，尚不能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對短期資本流動和外資在我國的證券和房地產市場投資要有管制。
「廣積糧」是指要繼續保持較大的外匯儲備，在發生危機時現金是王。人民幣寧可要保持升值的預期，不要出現貶值的壓力。
「緩稱王」是指還需要繼續韜光養晦，利用我國當前的內外有利條件，推動改革，完善各種體制，以提高競爭力，不要急於把人民幣變為國際儲備貨幣。
《財經》：八、九年前，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500億美元，你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保持這一規模的外儲足矣。如今外儲已是彼時的9倍，你卻說要保持較大的外儲。
林毅夫：約束條件已經生變，當時國際貨幣體系並未爆發金融危機，幾個主要貨幣儲備國也未動用貨幣寬鬆政策，風險也沒現在這麼大。
保持較大規模的外儲，並非是建議政府刻意為之，而是順應比較優勢，順勢而為即可。
《財經》：中國持續發展需要繞開的第二個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從廣義考慮，「廣積糧」還應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價格改革、城鄉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國的經濟體質和競爭力。剛才已經談到，債券市場規模過小，應加速發展，為地方發展助力。
《財經》：既然預算法沒有給地方債券打開缺口，如果地方政府選錯了產業，就不會錯得太離譜。如果地方政府有了舉債權，會不會產生集中力量辦壞事的風險？周小川行長在近期也提出了賦予地方發債權的主張，這是出於怎樣的考量？
林毅夫：地方政府距離經濟活動、比較優勢產業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長期以來，事權與財權並不匹配。「四萬億」投資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普遍採用了地方融資平台作為載體，通過期限錯配的方式籌集資金，進一步反映出事權與財權不匹配的扭曲。
因此，賦予地方政府發債權，合情合理。問題是，在授予地方政府發債權的同時，也需要賦予地方人大切實的預算管理權力。
《財經》：如此一來，不僅地方政府與人大的橫向關係發生了質變，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係也將質變。
林毅夫：這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這項改革未落實到位前，地方發債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認可和規範。
《財經》：第三個陷阱又埋在哪裡？
林毅夫：這個陷阱是良好的願望與實際條件的差異，就是結構主義旗下的趕超陷阱，直到今天，這一思路仍有著非常大的市場，政府也好，學者也罷，經常強調「搶佔制高點」。這些願望經常會成空，付出不少代價。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這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
林毅夫：我給你舉個例子。前蘇聯在航天產業上一直不落後於美國。在外太空的競爭可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的競爭，而是一系列產業的競爭，包括化學工業、材料工業、電信工業等等。
《財經》：以前蘇聯體量之大、自然資源之豐富，當然有可能與美國在最尖端的產業上競爭。
林毅夫：問題就在這裡。前蘇聯決定跟與美國在航天工業上競爭時，前蘇聯作為中等收入國家，這些產業不是它的比較優勢，意味著與航天有關的一系列產業都需要補貼。由於資源都被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搶走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匱乏，其發展自然不可持續。
《財經》：這是前蘇聯和俄羅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嗎？
林毅夫：是主要原因。
《財經》：然而，這些產業不該發展嗎？
林毅夫：當然，有些產業是國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發展。除此之外，經濟發展仍然應該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資本豐富程度，要提高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的前提是提高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資本來自於剩餘的積累，按
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創造最大的剩餘，投資的回報率也會最高。
因此，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會最快，等要素稟賦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也就會在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也同樣具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市場上不靠保護補貼就可以直接和它們競爭。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拔苗助長的願望是好的，但最後總是欲速不達，而根據比較優勢按部就班發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續。 《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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