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提起奧運之後的經濟，我心裡真是沒底」，「但現在情況大不一樣」。
2007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防止過熱」。從去年上半年開始，CPI越走越高，漸漸溢出了食品的範疇，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過剩漸有氾濫之勢，央行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一再釋放緊縮信號，而且下半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險些釀成全球性的金融崩潰，但關於「奧運行情」的豪言壯語一直不絕於耳，「奧運會之前經濟不會調整」幾乎成了一面倒的情緒。
盲目的樂觀情緒除了有中國經濟的連續多年強勁增長的支持，也是因為對中央政府施政作風存在一種刻板的印象，孰不知，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張，政府施政也不得不更加務實，更加貼近經濟規律，而不能為了維持廉價的喜慶氣氛，就坐視泡沫吹大。但市場尤其是股市似乎沒有領會到這種變化。股指大跌之後，中國經濟的困難局面似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加上2 008年自然災害頻發，全球金融危機深入發展，中國製造業困難重重，樂觀情緒正在逆轉成悲觀情緒。
近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華夏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夏小華的陪同下，接受了本刊採訪。樊綱一一分析了中國經濟的現狀以及奧運之後的走向。
奧運之後的經濟
《新民週刊》：很多人擔心，奧運之後中國經濟會不會發生衰退。
樊綱：2006年在北京奧運會投資最高潮的時候，北京市的投資總額只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9%，所以說，北京的經濟總量佔整個中國經濟總量的份量很小；上海的經濟總量大一些，也只佔到5%。奧運之後，即使沒有這3%，也不是什麼大事。更何況，沒有奧運，沒有世博會，北京和上海本來也要建設；它們都還處在城市化初期。
當然，市場炒作有自我實現的可能。(奧運之前炒得太厲害)奧運之後也許真的誰也不投資了，(炒作)自我實現了一個週期。但現在這個週期的可能性在減小。當時我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都憋到奧運會之後，股市也不調整，樓市繼續飆升，能源價格也不調，經濟也不放緩。當時市場上普遍的觀點是，奧運會之前不會調能源價格。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經濟就慘了，奧運會之後就大崩盤。股市如果不是從去年下半年調整，奧運會之後真的危險。
《新民週刊》：現在的情況比你設想的要好？
樊綱：現在情況大不一樣。股市、樓市和能源價格都調了。也許都調得差不多了，也許正往上走。現在根本不用擔心奧運之後的經濟，你還能怎麼再跌？你還能怎麼再調？
《新民週刊》：股市調整到現在的點位，是不是已經差不多了？
樊綱：這個我不知道。但像台灣當年那樣，股市先拱到12000點，然後一個月之內落到2000點，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吧？證券、房地產這幾個市場如果調整比較及時，經濟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大家也許會想，這次調整裡我損失了多少多少，但也要反過來想，如果此時不調，假如你在更高的點位上被套，也許會更慘。宏觀經濟也是這樣，增長速度為12 %的時候調比起15%的時候調，大家的損失都會小一點。
現在的情況和五六個月之前不一樣。去年11月，提起奧運之後的經濟，我心裡真是沒底。調整，尤其是能源價格調整，我個人認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通脹的前景
《新民週刊》：油價上漲不是會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嗎？
樊綱：對短期通脹會有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早晚都會發生。你如果現在不調，以後調，對通脹的推動更大。經濟學上有個術語叫「被壓抑的通脹」，價格被壓住太久以後再調，會一下子彈得非常高，對通脹的壓力會更大，所以早調永遠比晚調好。而且我們要看到，這次成品油調價，是食品價格已經基本穩定， CPI開始放緩的情況下進行的。它當然最終會在消費價格指數上顯示出來，但會有一個過程。如果食品價格越來越穩定，對CPI的作用越來越小，油價上漲最終也未必會推高 CPI。只要我們控制住貨幣總量，把導致通脹的基本供求關係控制好，CPI還是有可能穩定住。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的能源價格不調，我們的總供求關係失衡程度就會更大，可能造成更嚴重的通貨膨脹。什麼道理呢？能源是一種一般的生產要素，如果你壓制它的價格，就會產生對它的過度需求。能源價格低，大家就過度消耗能源，那些消耗能源的產業的生產成本比國際上低，產品價格就越有優勢，市場對這種產品的需求就更多，導致它繼續擴張生產規模，最後對其他生產要素的需求也會增大，產生超額需求。如果扭曲的價格保持下去，超額需求打不掉，長期積累下去，將來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現在是用短期的價格上漲，來換取長期的價格穩定、供求平衡和低通貨膨脹。我認為這是值得的。中國經濟現在也有能力消化這種短期上漲。
《新民週刊》：很多人不能理解，我們為什麼不在國際油價較低的時候調整能源價格。
樊綱：能源價格其實一直在調，但是後來食品價格大漲，為了控制總體價格水平，把能源價格控制住了。但這個階段國際能源價格沒有下來，它升得更快了，一下子把我們的價格空間拉大了。這是值得吸取的教訓。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不是價格制定者，價格調整可以稍微慢半拍，但不能慢太多。
另一方面，真正的問題是長期沒有動的電價。這個是更加值得吸取的教訓。原來以為煤主要是我們自己生產的，價格是可以控制的，沒想到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導致煤的價格上漲(我們根本控制不住)，你不漲價，煤就出口到國際市場去了，就會造成短缺，電就會出問題。
《新民週刊》：這次工業用電價格上調的同時，發改委不是同時要求電煤不得漲價嗎？
樊綱：煤炭的市場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控制的，一部分是政府控制之外的。限價只能限制前者的價格。
《新民週刊》：發改委不擔心這種價格管制帶來新的價格扭曲嗎？
樊綱：只要是管制就會帶來扭曲，但我們的管制恐怕也不能一下子放開。希望這次調整是一個開始，在各方面能夠承受的前提下，儘可能快地完成生產要素價格的調整。除了油價和電價，還有資源價格。我們已經把產品價格都放開了，但是資源價格包括利率，都應該逐步走向市場化。在價格方面，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改革的東西。
人民幣升值
《新民週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方式一直是有爭議的，有人說，長期小幅升值導致了大量熱錢湧入。
樊綱：你說怎麼辦？換一個辦法？無非兩個辦法，一個是停止升值，一個是一步到位。這兩個辦法是不是比現在的辦法好，值得懷疑。如果不升，美元天天在貶值，你不升，意味著你離市場均衡越來越遠，價格扭曲就會越來越厲害。人為地把某個經濟變量固定下來是不行的。比如能源價格，你把它固定下來，就會造成短缺。匯率固定下來不升，顯然不是辦法。
現在的確有停止升值的呼聲。但問題是你能否保證美元不降？如果不能阻止美元停止貶值，就不能阻止人民幣升值。
我們的問題和世界上的問題是相關的，現在世界金融在動盪，熱錢多是因為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出了問題，銀行破產，信貸萎縮，那些沒有受到影響的資金沒有去處，就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尋找機會，像我們這種增長還比較快的新興市場國家，就成為它們流動的目的地。不管人民幣升不升值，它們都要來中國。人民幣一升值，吸引力就更大。
另一個辦法是大幅升值，一步到位。但我要問，什麼叫一步到位，到哪個位就是均衡點？美元一天天在貶值，美國利率這麼低，全球金融動盪遠遠沒有結束，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大宗商品價格都在上漲，你知道哪個位置是均衡點？況且，關於這個均衡點，各有各的說法，市場有一個說法，美國國會有一個說法。美國國會以前說的是一個很精確的數字，(人民幣對美元應該升值)27.5%，現在的新數字是40%到50%。隨著美國大選的白熱化，點位還可能不斷提高。
再者，你一次大跳升，就能阻止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嗎？人民幣會使製造業跑到越南，跑到孟加拉國，但不管跑到哪裡，也不會跑到美國去。美國國會還是會怪人民幣，要你再想辦法升多少多少，這樣市場預期就來了：只要美國國會有足夠的壓力，人民幣就會大幅升值。只要有過這樣的升值記錄，預期就會更有投機性。因為它不是衝著現在這種每年5%到 6%的升值，而是衝著你每年20%到30%的升值了。
我不能確定大幅升值之後投資機會減少還是會增多。我覺得兩種可能都存在，可能會減少，但很有可能投機預期會更強烈。
人民幣升值會改變世界就業和生產結構，給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衝擊，會使我們的訂單跑掉。小幅升值企業還有點適應的餘地，大幅升值跑掉更多。我們畢竟是個發展中國家，我個人不願意看到我們的製造業被驅趕出去。現在有一些媒體和政府官員常常攻擊我們的製造業，攻擊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攻擊我們那些為第一代農民工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的產業，但我不希望它受到衝擊太大。衝擊是一定的，調整是一定的，產業升級也是一定的，但需要一個過程。所以我個人比較贊成現在的辦法。它當然有缺陷，有問題，比如流動性增多，外資湧入，但經濟學上沒有十全十美的辦法，任何辦法都有利有弊。在國際金融動盪的背景下，恐怕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
「中國製造」的危機
《新民週刊》：除了人民幣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也在上升，將對中國製造業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樊綱：現在的成本提高裡面，當然有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因素。但是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可能一直不提高嗎？前二十幾年，如果扣除通脹因素，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實際是下降的。高增長了三十年，至少勞動力價格不能再下降吧？
農民工交社保，這不再是經濟學上的問題，而已經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它不是要求企業漲工資，工資應該由市場決定，但社保是基本的。過去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企業沒有支付這一塊成本，(形成了)一筆欠賬。現在即使給農民工交了社保，我們的勞動工資上漲速度仍然低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資本的收入增長速度仍然大於勞動收入增長的速度。
今年很多沿海的農民工可能面臨失業，他可能會回到內地，我希望抓住這個機會，使他的社保具有流動性，讓他在內地也能夠享受。
以前我們的環境成本支付得不夠，能源價格受政府控制，所以和國際上相比，企業成本低。但環保也已經變成了政治問題。以前還僅僅是國際政治問題，現在已經成了國內政治問題，人大代表年年提提案，吃飽了飯的城市居民要求一個較好的生活環境，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我們經濟的內在需求了，社會要求你支付這一塊成本。
從企業角度講，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個(成本上升的)趨勢。這還沒有說全球變暖，沒有說其他社會責任呢。我們的企業要做戰略的調整，形成創新機制，在其他方面降低成本，動腦子彌補這些成本提高造成的損失，才能繼續保持競爭力。
《新民週刊》：成本上升會導致中國的製造業外移嗎？
樊綱：肯定會有一些外移，這是不可避免的。越南的勞動成本本來就比我們低，這次越南盾貶值，就更加低了。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本來也只有中國的 50%，它的貨幣也在貶值。他們也在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甚至在吸引中國的資本。全世界都在發展，製造業這碗飯不可能只有中國吃，大家都要吃。
我們的沿海地區發達一點，但內陸地區仍然有很多勞動力需要就業，所以希望沿海地區能夠創造條件多保留一點，內陸地區交通條件好的地方，再吸收轉移一部分。我承認，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夠轉移到內陸去，還不僅僅是運輸成本的問題；關鍵不是內陸和沿江地區交通成本太高，而是政府成本太高；政策不配套，政府服務不到位，產業轉移不過去，有一些轉移過去的又退出來了。這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聯手再做一些努力。努力永遠是需要的。當初沿海地區也是經過努力才吸引到資本的。內陸地區也要改善自己的投資環境，降低政府成本，各種配套跟上，使產業能夠轉移過去。我們應該有一種希望資本留在中國、繼續為中國創造就業的態度。當然，即使創造條件，也有一些是留不住的。
《新民週刊》：這會影響就業和農民增收嗎？
樊綱：經濟調整，就業一定會受影響。當然也要看到，經濟過熱時期創造的就業也是過快的。現在有一些調整，速度放緩，也是必要的。
《新民週刊》：央行的緊縮政策導致中小企業貸款難，更加惡化了製造業的困境。
樊綱：中小企業也不應該僅僅考慮銀行貸款這一個途徑。現在應該多想一點銀行之外的直接融資的渠道。直接融資不是說上市，在上市之前，有很多很多種融資的方式，直接投資、風險投資、PE等等，都是直接融資。它們的特點是股權融資。通過讓渡一點股權，換得資金。這不僅中小企業，大企業也都是這樣做。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花旗、J.P.摩根很早就開始賣股權，找戰略投資者。我們過去對融資的理解，要麼是找銀行貸款，要麼是上市，其實這兩者之間的很多發展階段，需要通過發行債券或者股權讓渡的方式來完成。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往往捨不得賣股權，其實即使讓渡一部分股權，仍然可以保持控股權。
政府可以提供法律保障，保障股權的實現，鼓勵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政府、金融部門、金融管理部門到中小企業，把投資的渠道和形式想得更加寬廣一點，投資的渠道更多一點。我們的金融專家想的都是國際上最fashion(時髦)的東西，動不動就是股市、期權、衍生工具，沒想到我們缺最基本的東西。
《新民週刊》：高層領導正在頻頻調研製造業，未來財政政策會因為製造業的困境進行調整嗎？比如說減稅。
樊綱：這我不知道。這是政府的事情，我不做評論。
金融動盪會不會導致大蕭條？
《新民週刊》：溫總理3月份曾經說過，今年中國經濟的問題是不測因素多，決策困難，現在看來，最大的不測因素是什麼？
樊綱：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會不會繼續惡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到底會有多大，這些現在都還看不到。中國經濟的基本趨勢和經濟政策的操作，都和它有很大的關係。
《新民週刊》：世界金融危機會不會發展成大蕭條？
樊綱：現在經濟、經濟學和經濟政策都不是1929年的狀態。我個人認為，發展這麼多年的世界市場有其內在秩序和調整手段，人類迄今為止積累起來的智慧，能夠避免最壞的情形，也就是1929-1933年那樣的大蕭條發生。危機說到底是現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出了問題，以美元為本位、以美國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只能管國際貨幣的使用者，管不著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加上最近二十年來強調金融創新而忽視金融監管的體制，忽視了風險，導致了一個長期潛藏的大泡沫一下子破滅了。全球經濟一定會下滑，金融市場會有相當時期的混亂，這個教訓值得人類去總結分析。
撰稿·新民週刊-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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