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5日星期五

朱民:低收入國佔全球GDP比重首超50%

全球整個的經濟增長的重心發生轉移,今年年底全球的新興經濟體低收入國家佔全球GDP的總值,第一次超過了全球GDP中的50%,這是人類幾百年的經濟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世界,第一次把全世界的經濟增長的重心轉移過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在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演講會暨金融學院「經濟與金融學名家論壇」,IMF副總裁朱民做了變化中的世界主題演講。他指出全球整個的經濟增長的重心發生轉移,今 年年底全球的新興經濟體低收入國家佔全球GDP的總值,第一次超過了全球GDP中的50%,這是人類幾百年的經濟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世界,第一次把全世 界的經濟增長的重心轉移過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以下是演講實錄:

主持人張禮卿(微博): 各位演講會即將開始,這個場面確實很少有出現真的很旺,我們一個小小的失誤,沒有爭取到更大的報告廳,因為那是一個可以容納更多人的地方,所以讓同學們站 著感覺到非常地不安,感謝同學們對我們的支持。我們的報告會在網上有直播,所以萬一有同學站累了,願意回宿舍區看視頻也是完全可以的。現在我們演講會正式 開始,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朱民博士來我們這裡做演講。朱民博士大家非常地熟悉,他目前是擔任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另外也是我們中國世界經濟學 會的副會長,按照慣例還是要簡單地介紹一下他,儘管大家對朱行長已經很熟悉了。

主持人張禮卿:雖然他現在應該是朱總了,但我還是習慣叫他朱行長。朱行長擁有非常出色的學習經歷和工作經歷,應該說是輝煌的工作經歷,他擁有復旦大 學的經濟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從1990年到1996年曾擔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和聯合國開發署中國21世紀的顧問,先後擔任各重要的職 位,2009年10月,開始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2011年7月26日開始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副總裁,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首位進入這個組織的 最高管理層的華人。這是我們感到非常驕傲的一件事。掌聲呼應非常地及時。至20世紀末開始,世界經濟乃至我們整個的生活的地球,方方面面都經歷了很多的深 刻的變化,放眼這些年的世界經濟,我們看到了繁榮、增長和發展,也看到了危機、停滯和蕭條,圍繞著全球經濟失衡一直在不斷地在演變和發展著,當前歐洲主權 債務危機前途未卜,美國經濟增長放慢,正在給全球經濟復甦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也面臨著空前的、嚴峻的考驗。面對這樣紛繁複雜的格 局,我們熱切地期待著朱民博士,站在全球經濟領袖和經濟負責人的角度,來為我們詮釋他眼中變化的世界經濟,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朱行長。

朱民:感謝禮卿院長的熱情介紹,不過不好意思你把我嚇了個半死,不敢講話了,感謝世界經濟學會組織這個活動,不好意思有那麼多人來,而且讓大家站 著,我講得短一點,可以多一點時間討論,不然的話我很不好意思。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變化中的世界」,很抱歉我工作在英文的環境,所以我只能做英文的 PPT,但我可以講慢一點。我講變化中的世界。 這個世界確實是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經過20年的全球化,特別是最近4年的經濟危機,對全球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08年我在中國銀行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事 合作一本書,現在再來看這個世界真的在改變,這個改變一定會涉及到在座所有人的方方面面,世界改變的格局主要我認為主導這個世界格局的是三個趨勢。第一個 是全球的關聯性,以及關聯性引起的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的變化。我們正在面臨著全球經濟一個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化。這個變化我覺得對所有人都是很重要的。第 二個大的變化就是全球整個的經濟增長的重心發生轉移,今年是第一次,今年年底全球的新興經濟體低收入國家佔全球GDP的總值,第一次超過了全球GDP中的 50%,這是人類幾百年的經濟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世界,第一次把全世界的經濟增長的重心轉移過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發達經濟是10億人口,新興經濟 和低收入國家是60億人口,所以當整個經濟的重心在一半一半的時候,60億人口的需求正在改變整個世界的需求結構,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第三個變化是去槓 桿化,對我們經濟增長的影響,它的不是一個短期的而是一個中長期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這三個趨勢將會主導未來至少5到10年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根本的格局。

朱民:第一,全球的關聯性和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在過去的20年中全球發生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這是全球經濟增長可以看到這個曲線上升非常快,如果從 實際GDP增長來看,從70年到現在40年的時間裡,全球GDP增長了4倍,年均GDP增長了3.6%,這是近300年來人均GDP增長最快的。GDP增 長的時候,貿易的速度增長地更快,全球貿易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在過去的40年裡,全球貿易增長了12倍。所以我們是實體增長4倍,貿易增長 12倍。當然因為貿易的增長快,所以貿易佔GDP的比重從40年前的10%左右,增長到今天的23%、24%左右,貿易佔全球GDP的比重,貿易把全球連 在一起。與此同時銀行的資產增長很快,過去40年裡,金融資產增長了14倍。故事還不在這裡。最有意思的是,在過去的40年裡全球的廣義貨幣增長了40 倍,所以你就想這個世界,它真實的GDP增長了4倍,金融資產增長14倍,貨幣總量供應量增長了14倍,這是一個金融化的過程,金融推動全球化、貿易推動 全球化持續增長的過程。這是一個劇烈的變化,巨大的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它是由金融和貿易主導的,所以各個國家因為在全球經濟競爭格局中,在金融和貿易中的 地位不一樣,使得各個國家在國際經濟地位在40年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朱民:這是我們都知道的地圖,我們看到以地理位置來劃分的地圖,我們想看一下經過了40年的全球化以後,如果用經濟的含義來定義的話我們會看到怎樣 的地圖,我們做了一張全球以GDP衡量的地圖,這個世界真的發生了變化。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國家變得很小,有的國家變得很大。請看!上面巨大的國家變得很 小,那是什麼國家?俄羅斯。你們的地理真的是很好,我在國外講過一次,一般人不知道。為你們感到非常驕傲。這個俄羅斯也是全球的GDP,我們中國變得很 大,日本的範圍超過了它的地理位置,美國也變得很大。我們想再看,如果用全球的貿易來衡量一個國家,這個地圖會發生什麼變化,這個地圖進一步發生變化,我 們看用貿易衡量的話,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相對變得小,歐洲變得特別大,歐洲主要是區內貿易。

朱民:大家可以看到歐洲變得很大,但是如果你看韓國變得很大,因為貿易的原因。如果用金融來看全球,我們用的金融不是金融資產,如果是看跨境的金融 交易,重新看全球地圖的話,這個地圖又一次發生了變化。大家可以看到,中國變得很小,歐洲變得巨大,這也是歐洲今天的問題所在了。金融遠遠超過了它實體經 濟的比例。所以這個也很有意思,好!我再問大家一下,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國家?德國在這裡,法國也不在。張禮卿院長願出10萬的獎金,我們在這兒講話永遠用 人民幣說話。這是盧森堡,大家看這是什麼地方?這是香港。這是完全按照金融的定義和比例。大家可以看到中國變得很小,因為中國的跨境國際交易量很小,所以 在國際金融的地圖上並沒有很高的地位,香港是很大。整個改變了我們對於整個世界經濟的看法。我們以前講的地圖是關於地理概念的地圖,但是今天生活在全球化 的世界裡,在一個經濟金融特別重要的世界裡,我們要看到的先是經濟和金融的地圖,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朱民:各個國家不一樣,由於各個國家交易的往來,國家和國家的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國家和國家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移 動,經過了30年到40年的全球化以後,世界的整個的格局發生了變化。世界變成了三大板塊,第一大板塊是發達國家,我們講一個板塊是它們相互的經濟往來特 別多,他們享有共同的經濟週期這個很重要,政策週期等等等等,也許你會說發達國家永遠是在一起的,發達國家當然是在一起,我 馬上告訴你發達國家不見得總在一起。第二個板塊是我稱之為泛亞洲全球垂直供應鏈正在形成,這是一個亞洲的供應鏈,你們可能不相信,在這個供應鏈裡,巴西屬 於亞洲的一部分,你們可能不相信智利屬於亞洲的一部分。整個的泛亞洲正在形成一個垂直的供應鏈條,這個垂直的供應鏈不斷地把別的國家和區域拉進來。南美洲 以巴拿馬運河以南的地區,全部是屬於亞洲的垂直供應鏈,現在正在把非洲一些國家拉進來。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第三個板塊,是能源板塊,你看這些國家他 們很不一樣,這是哈薩克斯坦,這是沙特、這是俄羅斯、科威特。但他們享有共同的經濟政策、共同的政策週期,有很多共同的行為。所以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三個板 塊,一個是發達國家的板塊,一個是泛亞洲的全球垂直供應鏈以及能源板塊。這三個板塊還在變化。三個板塊之間怎麼交易?三個板塊之間怎麼發展?每個板塊怎麼 外移?這都是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當然還有一些別的國家。

朱民:所以我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發達國家也不見得總在一起。這是歐洲,歐元產生以前,我們做了一個分析歐洲有兩個中心,這是在84年到99年之間 歐洲因為關係近了自然就比較靠攏聚在一起,這是一個北部中心,這是一個南部中心。兩個中心裡,南部的中心是以法國和意大利為核心,是一個南部中心。大家願 意猜一下北部的中心是誰?德國?禮卿院長願出100萬的人民幣在這兒懸賞。北部的中心是英國。但是經過了15年的歐元整個的歐洲地區現在緊密地連成了一個 集團。大家可以看到他們99年到11年的移動,他們變化了一個集團,這個集團的核心是誰?德國。這個大家都知道,所以沒有獎金。這個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 貨幣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和作用是巨大的。所以經過了30多年的整個的全球化以後,這個格局變化特別大,比如說美國,美國以前是往北、往加拿大走,往南往拉美 走,一部分和亞洲連在一起,今天美國和歐洲連得比較緊密。而美國仍然和拉美的北半部分,以及墨西哥和中美相連。加拿南美那部分包括以加勒比海為界現在都移 向了亞洲。

朱民:這就是為什麼整個世界關注亞洲、爭奪亞洲,而且正在不斷地把非洲拉過來,包括坦桑尼亞包括加蓬都在亞洲垂直供應鏈當中的。問題 還不在這裡,我們接著往下走我們會發現我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變了,我們以前看世界總是認為世界的聯繫是一對一是互相往來,交易等等。經過我們對全球40多年的全球化的研究大規模的數據的分析,我們發現全球現在處於一個新的結構,我們稱之為網狀結構、板塊結構。每一個國家是這樣的,它是一個小的群 體,Cluster,中文稱之為集群,集群可大可小,這個集群是通過一個守門員在那裡領導的國家,把這一個集群帶到core,核心國家那裡。由核心國家再 把它帶到全球的金融和經濟的市場。整個的改變我們對世界的根本結構的認識和理解,這是一張示意圖,但是這個示意圖特別重要,因為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來琢 磨,核心國不是一個政治概念、不是一個大小的概念,比如說,東歐很多的國家是通過奧地利,為什麼?因為歷史上的奧匈帝國。所以奧地利是東歐很多國家羅馬尼 亞、波蘭等國家的gatekeeper,所以在世界上怎麼發現集群,怎麼樣定義gatekeeper,在理解今天的國際關係中變得特別地重要。這是我們做 的一張貿易圖,這是亞洲和歐洲的貿易,不同的顏色表示不同的區域,大家可以看到在整個的貿易圖裡面,核心的國家在這裡,核心的國家可以看到中國在核心區域 要超過日本,日本還在核心區的邊緣,中國在核心區內。美國並不在歐洲,但是美國仍然是在整個兩個區的貿易交織中間起著重大的作用,所以美國還是核心國家, 包括德國、法國、英國等等這是一個核心,這是亞洲和歐洲的貿易,亞洲現在製造業的貿易是通過走向世界舞台的。當然這樣的區域很多,我們畫了幾百張這樣的圖 來理解分析世界不同的結構和關聯。這是一張全球機器製造業的圖,機器設備的貿易。中國在這裡,德國在這裡、美國在這裡,這是一個全球機械設備貿易的核心。 中國從亞洲這邊走,美國從拉美這邊走,德國有歐洲這邊,但是它又各自輻射不同的相關區域,所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Cluster這個群體之間又相互地重疊 和蔓延,在過去的25年裡,我們發現這三個核心的國家是在外圍逐漸地往中心靠,而他們往外覆蓋的區域在不斷的擴展和統領。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這不 像經濟學而像物理學。

朱民:這是我們的經濟社會和金融社會的一個物理的描述。所以這個很有意思,這張圖可以講很長很長的時間,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講了)。這張是全球銀 行的一張圖,跨境交易,這裡基本上就沒有中國。這張我想把貿易和金融連在一起。我們找一張圖來解釋一下意大利,意大利和奧地利是一個 gatekeeper,大家可以看到希臘、保加利亞是一個小小的集群,這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作為一個小的群體是通過意大利和奧地利的連接然後逐漸把他 們帶向全球的核心國家,這個網絡聯絡的形成有很多歷史的原因,當然也有很多經濟政策的原因,它是市場形成的而不是政策形成的。所以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 事。這個圖我們做了很多,因為對我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想知道每個國家他是在什麼地位,它在怎樣一個群體當中,誰是它的gatekeeper,誰 是它的core,所以我們衡量和管住gatekeeper的風險的話,我們管理全球的風險就變得小很多。如果世界是變成這樣的話,它對我們的實際影響是什 麼?是全球化,全球化形成了我們共同的、真實的。我們全球的相關性共同性,相互共同連接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多。這是股票市場,這是貨幣市場、這是債 券市場。大家可以看到在03年的時候,大概在不到十年前,全球市場的相關性也就是50%左右,現在基本上都達到60%到70%的規模。這是危機中的相關性 急劇地上升,這就是信心的影響。其實在危機中是沒有資金的流動,危機中股票市場沒有提高的原因是所有的事件都在美國,美國變成了安全港。這是11年歐洲危 機以後,整個全球的心理恐慌。這是全球五大區域的股票市場,我們看一個數據,看拉美和亞洲。拉美和亞洲股票市場在十年前股票的相關度大概是42%左右,今 天是多少?今天是81%。

朱民:你怎麼能想像拉美的股票市場和亞洲的股票市場相連呢?這以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拉美人跳桑巴舞,亞洲人不跳桑巴舞。為什麼?就是因為拉美 今天是亞洲垂直供應鏈的一部分。當生產移過來的時候,整個金融的行為也移過來了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我們又一次看到了08年危機的時候,相關度垂直的 增高,看到11年歐洲危機增高的時候,所以全球的密切的相關度大大加強了。

朱民:那麼我們下一步想看外部衝擊對本國經濟的衝擊影響有多大,就是說全球化以後,一國的宏觀經濟的影響有多大是外部影響的結果。發現特別有意思。 僅僅在危機前和危機後,我們用新興經濟和發達國家來對比。我們主要看工業產出,危機前新興經濟30%的工業產出的波動受外部波動的影響,外部的衝擊對新興 國家工業產出的波動的影響佔30%,但是危機以後,整個外部對新興經濟國家工業產出波動的影響度翻了一番,達到60%。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同樣的道理對 發達國家來說,發達國家在危機前只有20%,它的工業產出的波動受外部衝擊的影響,今天是40%。所以我們把全球化仔細再想一想的話,你坐在家裡什麼事也 沒有做,你的股票市場80%是和其他千里之外的股票市場相關的,而那個股票市場的移動當然影響你的股票市場,你的股票市場當然會影響銀行企業的資產負債 表、現金流量表、收益表。你坐在家裡什麼都沒有做,如果你是新興國家的話,工業產出的60%的波動是由外部衝擊影響的。我覺得今天理解這一點特別地重要, 這就是全球化。我們真的是處於一個全球的競爭和關聯的世界。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一塊簡單地歸攏一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40年,整個全球經濟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金融、貨幣、貿易推動整個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的結構變化,整個全球的版圖發生變化,而更深刻的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世界的關聯和網絡發生了變化。 而外部的衝擊影響變得日益重要,還是那個概念,你坐在家裡什麼事都沒有做,60%的波動是外部產生的,你的金融市場80%的波動是由千里之外的股票市場的 波動引起的。這就是全球化的影響。

朱民:第二個比較大的事情就是全球增長,重心的轉移,這也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的全球經濟的增長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在 今年會交叉,藍的是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今年會交叉還是按GDP來衡量而不是市場按照交叉以後,以後會陸續地上升,而發達國家佔整個全球GDP的比重會 下降。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第一次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佔GDP一半以上,這說明這對全球的經濟有了實體的衝擊力,因為以前很小的時候增長再強大對 總量的影響還是很有限的,現在已經超過了50%。所以這個影響是很大的。我們看在未來整個的新興經濟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也在不斷地上升,我們看到在全球整 個的GDP的增長,特別是從06年開始,新型國家的增長就遠遠高於發達國家,當然這裡有很多的原因我就不在這裡細展開了。與此同時,我們看未來繼續展望的 話,我們看在5年之內,新興經濟這是發達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中國、印度、其他的國家,所以其他的新興經濟和發達國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未來的 5年基本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增長的貢獻度佔2/3左右。同樣的故事發生在消費(領域)。這是發達國家對全球消費增長的貢獻,同樣紅的是 中國、黃的是印度,綠的是其他的新興經濟發展國家。需求是最重要的,誰有需求誰主導世界。所以在未來的5年裡,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佔全球需求增長的貢獻 高達60%到70%,這個特別重要,這個就改變了整個的需求函數。同樣,在貿易的增長上,在未來5年裡,這是發達國家貿易貢獻比重相對還是比較大一些,但 是中國、印度、其他所以還是佔60%左右,所以展望未來5年的話,這個世界還將是被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主導。而這個增長有了真實的意義,因為它佔 整體的比重超過了50%。

朱民:我們舉一個石油的例子,僅僅12年前全球對石油的需求量是380億桶,110億桶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佔全球消費量的65%左右,大概佔 70%。2015年也就是3年以後,整個全球對石油的消費會達到350億桶,而350億桶這樣的規模,新興經濟體佔比已經達到了55%左右,超過了發達國 家。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銅是歷來和經濟增長緊密聯繫的消費品,2000年以前全球對銅的消費量只有500萬是新興國家消費的,3年後,全球消費的銅是 3300萬,而新興國家會佔2500萬噸,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5%。在短短的15年裡,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資源比如說銅的消費從佔25%迅速地擴展 到佔75%,它改變了整個全球的需求結構。為什麼?因為發達國家它只有10億人口,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有60億人口,當10億人口經濟增長速度很慢沒 有人均增長的,而60億增長很快、人均增長很快的時候,它的消費需求大大地提高。對車、對電視、對電話、對冰箱等等的消費都和銅連在一起。所以這個轉移是 巨大的,人口基數的轉移引起了需求結構的轉移是巨大的。同樣的故事發生在食品。當人均收入高的時候食品價格上升得非常厲害。今年由於美國的旱災和黑海地區 的乾旱到現在為止大豆的價格已經上升了48%左右,小麥價格上升了27%,玉米上升了28%。當然,天氣是一個原因,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60億人口的持 續不斷的強勁需求。所以這對整個世界的需求結構的變化是巨大的。我們以前做過一個分析,統計表明在人均GDP1.5萬美元的時候,人均消費肉量會直線上 升,會特別重,對整個肉食品的供應會上升,日本、歐洲都在這裡發生了拐點。當韓國的人均GDP達到1.5萬美金的時候,韓國人均肉的消費是日本的兩倍,為 什麼韓國人吃那麼多肉啊?韓國人是烤牛肉啊,韓國人喜歡吃,中國人今天在5、6千美金的人均GDP,中國人人均肉類的消費已經達等於了日本1.5萬美金的 人均肉量的消費。中國人吃素菜和米飯啊,為什麼這個肉類的消費會上升那麼快會那麼提前呢?就是全球化引起的觀念的變化。整個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所以當食 品從素菜等轉向肉食的時候,當13億人發生結構轉移的時候,整個需求是巨大的。

朱民:所以這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當然還有很多全球貿易,時間的關係我不細說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剛才我已經講了,現在的問題是,在現有的 情況下,全球經濟放慢、新興經濟和發達國家能不能繼續維持它的強勁增長?這是世界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認為,通過分析有相當大的理由我們可以相信,在未 來的幾年裡,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仍然可以保持相對強勁的增長,因為第一個,新興經濟還是有比較好的財政空間,這是發達國家財政在紅的區域,第一,總體債 務水平比較高,第二赤字水平比較高。法國等比較好的地方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亞洲很多國家都在綠的區域裡,說明它的赤字很小,總債務水平很低,總債務水平 達到60%,日本高到200左右。它的財政空間很大,它的貨幣政策空間很大。這是在危機以來新興經濟已經下調的利率空間,大家可以看到下調非常厲害,越南 下調了8%,日本的空間很小,所以它幾乎沒有利率下調的空間。但是,它今天還有很高的利率水平,所以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進行貨幣性的操作。這和許多發達國 家已經處於零利率沒有空間水平是一種很大的差異。

朱民:那麼同時它有很大的結構轉移的空間,譬如說我們看整個的消費和投資整個的變化,我們看一下中國,中國在這裡,這是07年我們想看一下07年到 10年或者是11年中國的位置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往上走,這就是說中國在11年的時候從這裡走到這裡,中國的消費是減少的,投資是上升 的。當然,不是一個從宏觀角度來說好的現象。所以也反過來說,把中國調下來增加私人消費,增加居民消費減少投資的空間也還是相當大的。所以綜合幾個因素來 看,整個的新興經濟國家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繼續往前走。但是新興經濟國家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我把它列成十條:第一條,就是能不能改變它的增長冒失,從出口導向投資導向變成國內的需求導向。因為全球經濟放緩,因為新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已經佔了全球GDP一半以上了,不能再依賴外部的需求,所以模式的轉換 是第一條。與此同時,在我們看的製造業,當整個製造業的重心也移過來以後,你能不能加大研發的資金,能不能走向整個製造業的價值鏈,這個變得特別重要。在你沒有規模的時候可以在價值的低端跟著走,現在你已經在這個地位要領著走了,在領著走的時候能不能有創新和研發,能不能提高價值鏈的水平就變得特別特別重要。第三個是農業,因為整個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業變得越來越重要,農產品的價值在不斷地上升,可以看到農產品整個的價值曲線的變化,所以投資農業,提高農 業的勞動生產率現在也是新興經濟國家特別重要的一部分,第四是開放服務業。我們一直在講,提高了國內的需求,就要讓老百姓有錢,怎麼讓老百姓有錢,不是讓 政府給補貼,如果政府補貼給錢的話,所以讓老百姓掙錢,怎麼樣老百姓掙錢,所有的例子表明,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走在這樣的曲線的轉折點的時候,最關鍵的部分是打開服務業。因為服務業增長老百姓掙錢的機會多了當然才可以消費。轉為內需的增長模式的核心部分,不是說政府給大家發錢,是讓老百姓能夠通過市場去掙錢,這個很重要,所以開放服務業變得特別重要。第五是能源的效益,已經說了很多了。第六是財政改革,特別是能夠把衛生、健康保險、退休金等等還沒有建 立起來的系統給建立起來,這是新興經濟國家和發達國家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朱民:第七是對整個金融業的改變,包括監管的改變,現在看來金融危機是金融業闖的禍,所以現在怎麼樣把金融業管好變得特別地重要,危機以來進行了很 多的改革,但是從現在來看要走的路很長,而新興經濟要走另外一條路,因為它要發展,所以怎麼樣走發展的道路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未來沒有現成的模式。第八是加強宏觀管理的能力。第九是公平、平衡的增長,使得增長的成果能讓所有的百姓分享,這變得越來越重要,如果成果不能讓大家分享的話,這個增長不可持續, 這一點變得越來越重要。最後一條就是要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方式,現在看得很清楚了,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60億人口,每個人都要像西方發達國家一樣人均消費量、人均的車、人均面積住房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必須創造出一個60億人口適合地球資源的平衡的生活方式。沒有前科,因為以前的增長到這個階段以前都是朝著 發達國家的模式走的。發達國家有很多的模式行不通,至少在生活方式上很難用10億人的生活方式轉到60億人的生活方式上。所以從現在來看,把這一節總結起 來,整個世界的金融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增長的中心正在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經濟體, 而且未來的5到10年還會繼續進行。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當10億人的增長轉移到60億人的增長的時候,整個需求結構、整個需求曲線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又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這還是一個過程,我們還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的。

朱民:但是未來一定是一個新的模式、一個新的世界。這60億人的發展不可能沿用以前10億人的發展模式。這一定非常地明確。但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 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歸納為十條,如果這十條做不到的話,它也可能夭折。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這是一個巨大的希望,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第三點我想 用比較簡短的語言簡單地講一下去槓桿化和金融的影響,這是未來影響我們5到10年非常重要的方面。這次危機一個最主要的特點是債務過高,大家可以看到這是 我們做的債務2008年的一些國家的債務水平。這是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危機以前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已經佔到90%以上,日本已經佔到200%,這是意大利 等等這些國家。中國還是比較多的,這是俄羅斯、巴西,新興經濟國家還是相對比較多,危機以來這個格局進一步變化,大家可以看到危機以後,新興國家的債務水 平基本沒有改變,發達國家的債務都增加了。這就是危機以後政府去救助加大了自己的債務,所以政府的債務都大大地提高了,尤其是日本,日本的債務特別高。故 事還不完全在這裡。政府債務提高的時候,居民債務也非常高,大家可以看到這是英國的居民債務對居民收入比。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的債務在英國最高的時候達到 了170%左右,現在有所下降,債務佔收入比也達到了156%到157%左右,當然歐元區的債務還在不斷上升,美國是下降的,但還是在120%左右。居民 的債務也很高,這個示意圖表明,居民債務在發達國家的增長,從02年開始從增長24%左右到增長50%,還不完全在這裡。公司債務也在上升,這是00年, 這是08年,00年的公司債務和08年的公司債務,這是愛爾蘭、這是西班牙、這是比利時,這是法國,但總體而言公司債務從00年到10年公司的債務也在上 升。銀行的債務也很高,銀行的槓桿比可以看到,歐元區的銀行的槓桿比,最高的時候達到35倍到36倍,一塊錢的資本金達到35到36元的資產。這是美國相 對好一點,現在也達到了14倍左右。所以銀行的債務也很高。我們分析如果銀行要去槓桿化的話,會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朱民:不但銀行的負債高,央行的資產負債也增長很快,這是美國,美國的央行資產負債表大概從7.5%左右,迅速地上升到21%左右, 增加了兩倍,這是歐元區,大概從13.5%左右,增加到現在是32%左右。所以世界上主要的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翻一番,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新興經濟體,中國 的央行從43%左右,增長到80%多。所以危機以來,全球債務上升,央行在擴張,還是貨幣在主導。你不能老借債啊,除了向自己的父母親借債以外,那麼很明顯這個債務的情況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因為這個債務的情況不可持續,就必須要減少債務,減少債務的過程就叫去槓桿化,這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日本是當年 的公司債務很高,整個的債務佔GDP的比重高達380%左右,90年代以後,日本的債務不斷地下跌,日本公司的債務下跌,公司不再投資,所以為了維持經濟 增長,政府不斷地發債,使得政府的赤字從不到100%,提高了很多,政府的債務替代了公司的債務,這不是成功的經驗。與此同時經濟的增長不斷地下滑和波 動,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是一個美國的案例,不說了。美國曆來的經濟危機發生以後,大概在四個季度以後就開始回升,這個是歷來在過去的60年裡多種經 濟金融危機,最差的一次12個月以後開始恢復,最好的一次幾乎就沒有下跌,很快地回到了原有的比重125%左右,但紅色是本次危機,本次危機在16個月以後,美國還是在危機以前的水平,現在復甦的狀況也非常地弱。為什麼?

朱民:居民債務過高,為了避免破產你必須儲蓄你不能消費,公司債務過高要取消債務公司就不能投資,國家債務過高國家要消債不能有財政赤字就不可能有財政的刺激政策,銀行債務過高銀行要削減債務去槓桿化,銀行不投資。所有的這幾件事都是對投資和增長不利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經濟不斷地放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全球總需求不足,為什麼總需求不足?因為去槓桿化。

朱民:而由於債務如山,所以這個過程將會是一個不斷的過程,至少是這樣的。所以全球在未來的經濟增長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約束於債務過高和對債務去槓桿化的管理過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說一個小時,我正好一個小時就說完了,還提前了一分鐘,因為禮卿的介紹太長了。所以我們攏起來來看,40年全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全球經濟勾連的結構的理解各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變化政策地位不一樣,使得它在全球經濟和金融中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所有這些變化是使得我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地聯繫在一起,外部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影響我們自己的政策,而在全球大分化、大格局變化的趨勢,在下面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增長的重心從發達國家移向發展中國家的過程,60億人口的增長需求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原來10億人主導 的經濟增長格局。而這兩個變化都是剛剛開始的。但是,當這兩個結構變化的時候,我們又面臨後危機時代整個的經濟增長嚴重地受到去槓桿化的影響的過程而挑戰 的,所以這個世界就在有趣地變動、撕裂、破壞、創新中發展,這就是我們,特別是你們年輕人面臨的新的世界。謝謝大家!

朱民:我們討論好不好?

提問:感謝朱老師精彩的發言我是來自吉林大學經濟學院的王達我是一名從事國際金融學教學和研究的老師,聽完朱老師的報告,我剛剛在歐洲結束了長達 15個月的學術訪問,我和德國同事在午餐後最喜歡話題是歐元的命運,給我的感覺是以德國人為代表的歐洲學者似乎對歐債危機很樂觀,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歐元有 崩潰的一天,我對此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能否請朱老師談一下你對歐元的未來怎樣看。

朱民:你的觀點呢? 觀眾:如果有一天我達到您這樣的高度的話我也可以說一下。 朱民:你認為呢? 觀眾:我說不好,在您面前我不敢班門弄斧。

朱民:我認為歐元的設計有先天的不足,現在開始彌補這個事情,他做的事情都是對的,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貨幣聯盟,比如說設立防火牆、增加流動,最近 的OMT都是這樣的,進一步推動銀行聯盟,推動金融合作,金融聯盟,進一步推動統一市場都是對的,我覺得他們做的都是對的。但是,這個事情都花時間,這就是市場上對不起,我等不起,你能不能告訴我你什麼時候能把這些事情做完,能不能給我一個時間表?他們就不斷開會,每次出一點事開一個會解決一點,方向都是 對的,但是市場的信心還是有問題。所以對歐元區,對政治家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落實落實落實。但與此同時,我們通常不看到的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增長,歐元區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從我的角度來說是增長的問題。歐元區今年是負增長,明年增長也不樂觀。這個當然有很多危機的影響,但是更多的它是以前積累的,歐元區在 過去的10到15年裡,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就是1%左右,很多國家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都低於1%。沒有增長怎麼取消債務?但是要得到增長的話 需要進行一系列的活動,你沒有需求就需要進行結構改革,而且南部和北部增長的差距在不斷地擴大,這就是面臨最大的挑戰。

觀眾:這樣的改革來得及嗎?市場有這樣的耐心嗎?

朱民:因為考慮到這是一個決策的過程,他正在朝正的方向走,他有理由和能力走在前面,可以走在前面,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我們都理解是政治和制度的原因 沒有辦法走在前面,我覺得這是可以做的,也有希望。但是我覺得,歐元區現在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增長,但政府對全球有影響,歐元區的增長降到0的時候,中國對歐元區的出口的增長速度為負,歐元區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所以增長是歐元區現在面臨的很大的問題。

觀眾:您覺得全球經濟是rebalance還是再持續,您對美國經濟怎麼看?

朱民:全球的經濟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但全球化還在繼續進行。但在全球化大的格局下發生深刻的,我們以前沒有認識到的結構性變化,我覺得這是我們現 在面臨的一個新的變化,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簡單地看成是一個全球化或者是脫鉤,不能簡單地講脫鉤的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整個結構的變化仍然是存在,我是 這樣看全世界的,並不是簡單地看成是脫鉤和掛鉤的問題。

觀眾:我們對你剛才說的物理結構法用於風險控制特別感興趣,比如說希臘既不是core也不是gatekeeper,那麼它的經濟並不是最糟糕的?

朱民:你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希臘佔全球GDP的比重是0.4%,但就這樣一個小的經濟體把全球推入經濟危機,所以這個事情是很值得思索的,這是很有意思的。按照以前的說法,你可以迅速地把它孤立把它包圍起來,逐漸地削減它的債務、控制它的支出,控制它的經濟增長,我們有很多這樣的經驗教訓,拉美危機、俄羅斯危機、亞洲危機。但全球化外部的關聯性,衝擊的影響在希臘這個案例上典型地體現出來了。希臘能夠形成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只是深刻地證明了全球化的影響和意義。所以我想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個,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說,現在很難講一個經濟實體的小和大以及它對全球的影響,但希臘有一個特點,它是歐元,它引起了歐元區的波動,通過歐元區的放大引起了對全球的影響,我覺得你提的問題本身是我們對全球化最好的註釋。

觀眾:我的問題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中國的前景是怎樣的?包括我們中國曾經面對的一些問題,包括我們固定資產投資造成的產能過剩,這是不是符合全球化趨勢的需要?

朱民:中國的開放度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中國是毫無疑問的在全球化當中,所以我們無時無刻地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這是所有人都要意識到的。而且這個理解還不在於你的行業在什麼地方,其實我們都在直接和間接地面臨全球經濟。所以這樣的話,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中國的宏觀經濟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全球的經濟也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是我們面臨宏觀管理最大的問題。但一個主權國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畢竟是有限的,所以就要推全球治理結構的變化,就需要IMF這樣的組織來維持全球的經濟的平衡,來維護自己的主權國家的利益。所以這個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我覺得你提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在看自己的形勢的時候必須看到的。包括產能過剩這個問題也是這樣的,因為中國整個的行業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為什麼中國消耗那麼多資源,因為很多都是再出口,不是中國消費,而是說中國消耗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解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是特別重要的。

觀眾:謝謝朱老師給機會。我的問題是剛才您提到了在未來的5到10年中很有可能新興經濟體將會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甚至於會改變需求函數。我現在想問的是,在09年的時候美國通過的清潔能源法案,從2020年開始要徵收巨額的碳關稅,同時有很多的發達國家開始積極地響應這一 點,從2020年起將會對我們的出口有巨大的打擊,這可能會成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悲劇甚至於是它發展夭折的一個原因嗎?

朱民:你這個問題提得也很深刻。你提到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當整個全球經濟等於的重心轉移了以後,制度制定的權力會不會轉移?規則制度的制定會不會轉移?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對制度和規則制定的權力的轉移的重要性超過實體經濟的結構性轉移。而且這也是特別難的一件事,所以以你的例子來說,清潔能源法我覺得全世界的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都會支持這個問題,因為清潔能源是一個好事情,但各個國家的環境不一樣,所以它對清潔能源的定義,對能源的人均消耗、總 體消耗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就要形成新的共識。我想這個會隨著整個全球經濟重心轉移的過程會逐漸地發生。這是一個更的變化,這是非常重要的。提得很好,謝謝你。

觀眾: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剛才說在5到10年全球經濟的格局是由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移動,我想在這個移動的過程中對美國當前的經濟霸權尤其是美元的主權貨幣的國際主導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會否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一個潛在的貨幣在未來的幾年內可能會替代美元或者是與美元並駕齊驅作為全球的主導和影響世界經濟?

朱民:這和前面的問題是一脈相承的。因為佈雷頓森林體系是60年前制定的,這是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博弈,最終還是以美元為主,但隨著整個經濟的發展的過程也看得很清楚,單一的貨幣作為信用貨幣,因為以前對黃金是很簡單的,因為是對黃金有任何的問題換黃金就可以了。現在是信用貨幣的時候,所有的貨幣的價值取決於你的信用,如果你的信用有問題大家對貨幣產生了動搖的時候,貨幣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1972年美元和黃金脫鉤以後,美元大幅度地波動,這是作為信用貨幣,信用貨幣的信心是很重要的。現在對信用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第一是對它的信心,第二是對它的監督。在於它以全球的利益來發行。從理論上來說,多種貨幣交叉是相互制約,是一個比較好的平衡,現在有美元、有歐元,歐元出現了以後整個全球的貨幣有了很重要的貨幣,將來隨著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發展,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貨幣也可能越來越多地成為全球的儲備貨幣,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觀眾:我的問題是,美國和中國在今後5年的經濟對比,大家會比較人口和需求,這兩個因素對兩個經濟體的影響,您覺得在今後5年內,中美兩國的經濟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是共贏的?還是說美元會升值人民幣會貶值還是會出現相反的方向?

朱民:美國和中國現在對全球經濟金融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是毫無異議的。從未來5年看,美國也面臨著經濟增長降低財政赤字等一系列的問題,怎麼樣 把它的結構調整走向可持續的增長,因為美國經濟的增長對全球有利而中國也面臨著很大的結構調整的問題。因為我們過去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是從出口導向型增長走向投資導向的增長,現在怎麼樣把它改成需求導向的競爭呢?這涉及到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說開放服務業,比如說增加就業,有一系列的要素,所以這也是一條不容 易的路。在這個過程中,中美雙方的合作是非常地重要。

觀眾:中國的人口勞動力的頂峰是2015後會出現轉折。

朱民:我覺得我們對國內勞動力的解釋是很多的,2015年增長會減少,只是說增長的速度是放慢了,你一定要搞清楚,還是有勞動力增長的,在今後的20年裡,2030年的時候全世界大概非洲會提供4億勞動力,印度會提供2.5億,到2030年中國會提供1.5到1.7億,美國會幾千萬。所以中國和美國差不多有足夠的勞動力滿足自己的需求,對這個問題中國要有充分的信心。我們只是說勞動力供應的增長在放慢,而不是說沒有勞動力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勞動力增長是一個雙刃劍,第一,提供勞動這是好事,第二你要給他就業。今天在尼日利亞出生的孩子超過整個歐洲出生的孩子,你想想這個人口結構的變化。所以在15到20年以後,也就是說2030年的時候,歐洲和日本的老齡化非常厲害,但與此同時非洲、南亞的人口就開始出現了,所以這時候全球的人口結構調整又是 一個很大的事情,這個理解是這樣的,我從來不認為我們的勞動力供應在下降了,已經不夠了。

黃海洲:我覺得中國的勞動力增長按人口結構來做圖,2015年中國的勞動力增長肯定是下行的。但中國在城鎮化進程完成之前,實際上還有很多的勞動力沒有被規劃,實際上未來10年或者是20年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人口紅利簡單定義的可能在下行,但勞動力紅利在上行,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我覺得勞動力紅利到2030年、2040年之前,如果我們政策到位還是可以放心的。

觀眾:朱老師,我想請問您,今年上半年世行的報告2030年中國改革的路徑是銀行私有化、國企私營化,我想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朱民:中國的改革很多,國企改革是一部分,現在來看改革的核心是增長模式,改革的立足點是讓增長的收益為老百姓公平地共享,我覺得沿著這個出發點, 所有的改革都是可以往前走的,因為方便太多了。比如說我們有金融改革、財政改革和國企改革、資源改革太多了,核心很重要,改變增長模式和共享的收入,建立共享的收入,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

觀眾:朱老師您好,我的問題是關於去槓桿化的問題,您的PPT裡面有兩張圖,一張圖是關於國家債務的槓桿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國家債務槓桿化在金融危機之後增長是非常小的。但第二張圖是關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的槓桿化的問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的增長是非常大的。這兩者之間的差距為什麼會這麼大?這麼大的差距將來會對我國的經濟增長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朱民: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我相信你是禮卿的學生。提得非常好,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有一個特別的部分就是外匯佔款,如果把外匯佔款這部分拿掉的話,中國的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和新新興經濟體的資產負債表是差不多的。第二點,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是要兩個共同而且是要很小心地結合的,在現在的全世界的情況下,是貨幣政策用得比較多,是因為其他的國家沒有財政政策的空間,但是對我們中國來說,我們有很好的財政政策的空間,因為我們整個的政府赤字和總體的債務還是不高,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財政政策也還有很大的空間。因為我們要時時警惕通貨膨脹。因為在現在的發展階段,其實是已經開始進入我稱之為持續性的潛在通貨膨脹軌道,就是因為整個結構的變化成本推進的變化以及我們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壓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貨幣政策要很謹慎,財政政策要有空間,這是我們國家一個特別有利的條件。所以這兩者的結合會成為今後的宏觀調控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

觀眾:但另外一點我想問的是,這麼大的差距裡面,我們國家地方的政府的債務?

朱民:這是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沒有關係,這是財政赤字的統計口徑的問題,你說的也是很對的,財政赤字從現在來說債務統計是世界上的可比性非常弱,比如說,我還得往前走,地方財政是10萬億的債務平台,比如說養老退休,比如說健康保險,我們今天講的政府包括發達國家的表還沒有把它的養老退休健康保險的缺口包含在裡面。中國當然也有很大的缺口。所以全面把握財務赤字的口徑,提高透明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理解真實財務佔款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朱民:我們講了很長的時間了,最後我想說你們都特別地年輕,特別有精神很多人站了那麼長的時間我非常感謝。但這個題目和你們都是密切相關的,為什麼?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而你們是將要進入巨大變化新世界的排頭兵,想想這一點,無論你在什麼地方,無論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同時都面對全球的競爭。40年以前,全球只有70萬移民,今天全球是2億多的移民,在加拿大、在新加坡、在瑞士,技術勞工1/3是外國移民,譬如說教育、譬如說技術的發展, 這完全是一個全球化。你們是新的一代,你們就將在這個完全是全球這個全球化不只是你早上起來你知道非洲發生什麼,美國發生什麼,在遙遠的冰天雪地的朋友給你發來短信說,她買了一條漂亮的裙子,這是一個真實的全球化的案例,而外部任何的波動都會影響你們的未來。我覺得你們是真正意義上第一代的世界人。所以把 你們的視野放寬,把你們的心放大,把自己站高,看到整個世界,擁抱這個劇烈變化的未來,你們的未來一定非常地精彩。謝謝大家!

主持人張禮卿(微博): 朱老師請稍坐片刻,按照慣例我覺得最後我忍不住還是需要說幾句,希望朱老師不要嫌我囉嗦。非常感謝朱老師給我們帶來了這麼一場極其生動精彩而且富有學術內 涵的學術盛宴,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他用大量的數據、圖像甚至是動漫為我們分析展示了變化中的世界,其中既包括很多長期的問題,比如說40年來全 球經濟版圖的變遷,同時也包括了對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全球經濟增長穩定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最後他沒有忘記給我們很多的鼓勵,希望我們成為第一代「世界人」,我們真的非常榮幸、非常有幸能夠邀請到尊敬的朱行長、朱老總、朱老師給我們 帶來這麼精彩的一場報告。這是第一個要說的意思。第二個意思要特別感謝世界經濟學會邵秘書長,因為這場報告是他發起的動議,所以要特別感謝我們的秘書長。 還有我們學會的很多同事,今天來了好幾位副會長還有很多的學會的同事們,他們對這個活動非常地支持,我們也非常地感謝。第三個要感謝的是在座的所有的參會 人員,特別是那些站著聽講的同學們,感謝你們的熱情參與、熱情支持,使我們今天這場學術報告會取得了非常非常圓滿的效果。最後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 朱老師。(本文來源:網易財經 )

2013年7月4日星期四

3D打印的掙扎

  「如果3D打印真有用,我的『郭』字倒過來寫。」 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的公開放言,正映襯著全球熱炒的3D打印在目前國內商業化應用領域,不及想像中美好的「尷尬」。

  7月2日,在逼仄的車間裡,武漢濱湖機電技術產業有限公司(下稱「濱湖機電」)總經理周建國無奈表示:「目前,大部分同行生存都很艱難。」作為國內第一批涉足3D打印業務的公司之一,濱湖機電至今虧損年份多過盈利年份。

  紫金立德電子有限公司(下稱「紫金立德」)董事長連寧也坦言,「我們目前的現金流和資金結構僅能維持企業正常運轉。」但若要擴大規模、新增投資或回收前期投資成本,基本上不可能。紫金立德被視作國內規模最大的3D打印公司,也是涉足該項技術商業化應用最廣泛的企業。

  「3D打印不會達到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這麼誇張。」中國3D打印第一人、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博士生導師顏永年指出,但它起碼是對現代傳統製造業的補充,而目前,市場需求也正在放大。

  有鑑於此,雖處境艱難,濱湖機電仍在謀劃在武漢本地拿地新增廠房,而紫金立德也正在尋求資本化的方式,解決當前的資金瓶頸。

  虧損現實:主要靠出口

  濱湖機電簡單的陳列櫃上,擺放著用尼龍材料打印出來的水杯、造型獨特的碗,以及將來可以用來打印的披肩。在公司廠房裡,3D打印機被放置在空調 間內,「每打印一層,機器就會自動往上堆積一層,逐層疊加。一個約8釐米高的杯子,需要花5個小時打印。」公司員工向記者介紹道。

  濱湖機電的歷史始於1991年,彼時,華中理工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機械製造專家黃樹槐借助學校力量,租賃了華中科技大學一塊1400平方米的廠房,創辦了國內第一批3D打印企業,其主打產品是薄材料疊層快速成型系統。

  「從1994年產品開始應用到商業化領域,至今,公司已累計銷售各類規格機器200多台。」周建國介紹,公司3D打印產品包括lom、LSA、 SLS、SLM四種,原料分別使用紙、液態材料、尼龍塑料陶瓷等粉末和金屬材料進行打印。然而,公司至今的盈利狀況並不理想,2012年,營收700多萬 元,虧損300多萬元。

  從科研院校延伸向商業化市場,是當前中國最主流的3D打印企業模式。「一批有技術的人才,將其科研成果商業化應用,開始市場化運作。」連寧指出。

  他所代表的是新興3D打印企業。2007年,連寧攜其團隊掌舵南京紫金立德,該公司由傳統打印機企業江蘇紫金電子集團有限公司與以色列Solidimension公司合資建立,專業生產桌面式三維立體打印機。

  但其產能一直處於不飽和狀態。「公司設計的年產能為2萬台,但實際產出僅1000多台。」連寧告訴記者,產品在國內還基本沒市場,主要靠出口歐美,內銷和出口的比例為1︰9。

  而面對國外更強大的競爭者,紫金立德尋找的市場定位是中等偏下的產品,應用領域分別為工業設計、高等教育和生物醫療領域,各自佔比4︰4︰1。

  「創業4年後,也就是到2011年,公司才開始實現銷售收入,至今現金流也只能支撐公司正常運轉。」連寧感嘆。

  成本巨大:市場規模不足

  「在我國,3D打印業務的商業化運用已有近30年,但大都應用在工業領域,發展速度十分緩慢。」顏永年指出,直到近3年來,行業發展才開始提速。

  到目前為止,國內從事3D打印生產、服務、工藝等業務的企業估計還不到100家,其中,有核心技術的只有20-30家,而去年的市場規模也不到1億美元。除了部分完全市場化的企業盈利能力尚可外,另外的企業生存環境艱難。

  3D 打印可降低約50%的製造費用,縮短70%的加工週期,並能將複雜製造實現設計製造一體化。這是其被看好的理由。

  「但跟其他行業不同,3D打印的商業模式中,更考驗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小批量生產能力。」周建國向記者解釋:企業研發出新的設備後,可能一年賣不了幾台、投入資金尚未回籠,就有新客戶提出個性化要求。公司需再度投入更多經費進行新品開發,如此一來,資金壓力凸顯。

  「比如說去年,濱湖機電投入200萬資金開發了一種新產品,但當年公司總營收也只有700多萬元,新品研發成本巨大,自然影響公司業績。」他說。

  紫金立德的技術初期是從國外引進,公司創立時陸續投入的3000多萬美金中,有750萬美金用於支付專利技術費用。連寧指出:「目前,我們基本完全掌握這些技術,但市場需求量尚未完全釋放。」

  顏永年也認為,最適合3D打印企業生存的土壤,應該是由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即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強,且全民在教育、動漫、藝術等領域的創新能力增強後,才能讓3D打印技術的市場範圍擴大。

  但與從業者最初的寂寞相比,如今的3D打印行業畢竟開始變得熱鬧起來,市場需求也正在放大。

  「我們的感覺很明顯。」周建國舉例道,有香港理工大學想與其合作打印房子,還有客戶想找他們打印巧克力,甚至一些航天航空領域方面的需求量也開始加大。公司已計劃在武漢再拿一塊地,擴大生產規模。連寧也認為,今年行業增幅可達20%-30%。

  「經過去年國際和國內的炒作,當前的中國3D打印市場已被催熱。」連寧介紹,隨著SDM(形狀沉積成型)技術變成開放式,從業者只需訂購全套零 部件進行拼裝,就可從事3D打印業務。這拉低了行業准入門檻,自去年下半年來,有不少民間資本湧入3D打印行業。目前,國內大多數3D打印企業都與風投接 觸過,紫金立德所接觸的就不下幾十家。

  不過,資本追逐的是快錢。「2010年年初,歐洲一台小型打印機售價一般在2.5萬歐元左右,行業毛利率約在50%左右。但如今,很多設備降價至1萬多歐元,行業毛利降至20%左右。」連寧告訴記者,「因此,當這批資本賺一筆後,今年以來又逐步從市場上退出了。」

  周建國向記者反思道:濱湖機電開拓市場的方式相對傳統,主要靠參加行業會議、人際推廣為主,但今年來實施效果不夠理想。目前,受限於資金壓力, 公司接到訂單後得等到客戶繳納定金後再購買材料、生產、出貨等,交貨週期一般達到4個月以上。「如果合理解決資金,公司開拓製件業務後,市場前景更廣。」 他說。

  連寧則認為,目前困擾3D打印企業的因素,還包括打印材料的限制。「未來市場需求會更多元化,會涉及民眾工作、生活各個方面所需要的材料。但目 前,專業從事材料研發的企業並不多,經常遇到材料供應商的困難。且數據獲取也是3D產業鏈的重要一環,但目前這方面的市場基本也沒形成。」(21世紀經濟報導)

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美元升值的邏輯及展望

金融危機後美元低利率持續了幾年,以美元為基礎的套息交易風行全球,但隨著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 以及市場對美元匯率看法的改變,美元目前正變得不再是攜帶交易的基礎貨幣 ] 陳旭敏:日元貶值會再度引爆東亞金融危機關於全球經常賬戶平衡的問題依然是焦點。2005年美國赤字2005年到了6.8%,中國2007年的時候順差就 占到GDP的10%。歐洲基本上德國是順差,其他國家全部是逆差。中國現在順差占GDP比例下降到2.6%。

在全球經常賬戶的問題上,我 覺得現在最大的變數是日本。歐洲的問題是,現在無論歐元怎麼樣,但是財政是緊縮的,歐洲最終將產生通貨緊縮。對於美國來說,現在財政是收縮的,但是私人部 門是擴張的,在私人部門的擴張大於政府收縮的時候,那麼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還會繼續。但是,如果說美國私人部門擴張的速度小于政府部門收縮的過程,美國的 經常賬戶會收縮,經濟也會滑坡。

中國的問題是,現在看目前的債務擴張方式,我們的經常賬戶還要收縮。假如說日本收縮、中國收縮,那麼其實 日本是最麻煩的,因為日本現在才真正進入一個“米德衝突”的過程。大地震以來,核電下降導致日本原油開始大量進口,這是決定日本貿易的重要部分。更要命的 是,日本政府是擴充性的財政政策,不是一般的大,擴充速度那麼大,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經常賬戶逆差可能會加速擴大,否則的話全球的經常賬戶平衡不了。現 在美國還有2%點多的逆差,這個誰來承受?除非美國也收縮,那麼全球賬戶才開始平衡,否則平衡不了,總有一個國家要承擔美國的逆差。這個過程,後面兩到三 年之內,我覺得還是這個趨勢。“米德衝突”就是當你進入經常賬戶平衡的時候,國內的私人部門向公共部門擴張的時候,逆差可能還會加大,現在看來日本是改變 不了,至少從安倍這裡改變不了。

歐元和美元是以通縮的形式來緊縮,中國現在還採取這種擴張的方式,中國經濟泡沫維持到現在主要是消耗我們 的經常賬戶,經常賬戶現在已經下降到GDP的2.6%。但現在不確定的是,美國政府的公共財政赤字收縮到底有多厲害,現在美國的支出減少,這個我覺得非常 重要,但是我覺得肯定會解決。以什麼方式解決?如果是美國的公共赤字還繼續收縮的話,那日元的壓力可能更大。

歐元也許不會大跌,而是以歐元區成員國的通貨緊縮為代價。

日元本身跟整個東亞,包括中國是高度相似的,日元匯率下跌會產生兩個方面的效果:一是中國跟其他的國家出口到日本的東西就貴了,二是日本在歐美市場會比亞洲國家競爭力更高。

其 實1997年的通貨緊縮大家討論了很多,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日本1995年的“反廣場協議”,就是美國允許日元貶值,導致了整個東亞地區經常賬戶的反 轉,從順差到逆差,這可能是一個直接因素。其實它之前還發生了很多事,墨西哥的拉美危機,重要的是北歐的泡沫,包括德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要加息,資本 越往德國那邊跑,英鎊支持不住,德國堅持加息。英鎊貶值。在上世紀90年代這一波全球匯率的下沉之中,實際上,只剩下整個亞洲和東亞地區貨幣盯住美元。日 本經常賬戶其實在1994年的時候就開始惡化。到1997年的時候,市場一看到經常賬戶惡化,再加上之前的外債結構,就最終推動了東亞金融危機。

現 在,假如日元真的繼續大幅貶值的話,那也是很麻煩的。不管是中國、韓國、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我覺得跑都跑不掉。日元貶值導致東亞其他國家經常賬戶惡化, 一惡化的話,現在整個亞洲積累了這麼大的外匯儲備,這個外匯儲備都是央行的負債,隨時可以轉換。短期資本外逃會加劇,可能也會牽扯到匯率,最終導致東亞地 區貨幣的貶值。

劉煜輝:2013中國經濟需關注外部環境未來整個5年、10年全球經濟走向一個再平衡的過程,肯定是美國以外的經濟體有一個很痛苦的過程,經常賬戶從一個擴張的態勢轉向一個收窄的態勢,美元化的經濟體肯定都是非常痛苦的。

在 過去40年中間,當美國經濟內生動力開始變強的時候,簡單講收入開始變快,儲蓄開始上升,經常賬戶開始收窄的時候,就意味著它的債務從擴張狀態轉向收斂狀 態,起到一個收縮的作用,就是平衡的作用,這對美國以外的外部世界的流動性,就是綁在美元戰車上的經濟來講的話,流動性的衝擊就會很大,這是很痛苦的一個 過程。實際上40年中間,有人總結,大概每隔15年,新興市場就要動蕩一下,80年代是拉美,90年代到1994年是墨西哥,接著後面1996、1997 年就是東南亞。

到現在,又進入一個比較敏感的時間窗口。去年講美元升值可能很多人還比較猶豫,但是今年剛剛過了春節以後,我發現很多研究開始關注這個方向。

我們從2012年年底的報告一直提醒,就是2011年可以不管外部的情況,中國經濟看自己。2012年也可以不管,但是2013年你可能不得不管外部的狀況。

為 什麼呢?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美聯儲去年最後一次會議,紀要中間英文的文章你去細讀的話是講得很明白的。它把原來的美聯儲寬鬆政策退出的時間指引改成目標 指引以後,就是失業率到6.5%,通貨膨脹比規則高0.5,也就是2.5%的時候,它要結束低利率。前面還有一段話,在結束低利率前某一個時間點,很長一 段時間資產購買就會停止。所以按照現有的失業率的下行軌道你去測的話,德銀有一個測算,就是按照現行的軌道如果不變軌的話,大概到2014年的中期,就是 6月份之前可能就降到6.5%。如果它的複蘇超預期加快的話,有可能在2014年初就進入6.5%。那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很有可能在2013年中間的某 一個時間點,就出現所謂的QE的購買資產行為的停止。

因為這種話已經講得非常明確了,接著2013年新年的第一次會議,紀要當中這個話又 重新把當時所謂鴿派和鷹派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了,包括最近一次。為什麼分歧開始加大了呢?實際上背後就是說,聯儲的這些成員對於美國現在經濟複蘇的狀況, 心裡面肯定是有底的。就是美國經濟在變好,或者說經常賬戶在改善,剛才旭敏說去年10月份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占GDP比例已經下降達到2.7%,肯定感到這 個經濟恢複的動力是在變強的。盡管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宏觀指標上面還比較糾結,主要是失業率,所以才講一些模糊的話。

下面簡單講一下美國經濟為什麼變好。

財 政懸崖問題,美國並不是要避開懸崖,而是讓懸崖變成一個“財政緩坡”,讓經濟能夠承受,以時間換空間。宏觀經濟,經常賬戶剛好是外部平衡和內部平衡的一個 連接點,經常賬戶順差、經常賬戶好,意味著收入在增加,儲蓄上升,所以債務的堆積就比較慢,這是一個好的經濟競爭力強的一個時期。未來美國經濟如果動力開 始變強的話,一定是經常賬戶顯現出來(逆差收窄),未來我覺得美國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改變經常賬戶。一是製造業回流,不光是傳統制造業這一塊兒,高端製造 業都出現了這個趨勢。二是美國服務業的可貿易化。三是美國的能源獨立。

徐以升:

全球體系的四個重要邏輯變化這幾年每到年 初的時候市場就對美國經濟越發看好,但今年看好的邏輯更為堅實。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上,目前經濟去杠杆化已經基本完成,總負債率已經回到了危機前的水平,信 用擴張的基礎已經出現;能源獨立和能源低價提供了比較優勢;房地產市場的複蘇已經可見並可持續;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應已經在美國耐用品消費等領 域顯現。另外政策層面,目前美聯儲的確是在寬鬆,但是現在關於退出寬鬆的討論更多了,而且關於提前退出的聲音也超出了市場的預期和理解。

除了短期的經濟和政策對美國的考察之外,我認為有以下這樣幾個邏輯性的改變,也提出來討論。我梳理了幾個邏輯性的改變,我想從大的往小里說。

一 是從全球化到區域化,以及所隱含的全球生產網絡的重構。現在天然氣市場是一個區域化的市場,美、歐、亞的價格完全不一樣,定價機制都不一樣。石油價格似乎 正在從全球市場變成一個區域市場,區域變化也特別明顯,布倫特和WTI的價差長期化,加拿大出口到美國的原油價格一直非常低,目前美國正在享受全球主要經 濟體里最低的天然氣價格、電力價格、原油價格。這種能源供給和價格的區域化,是否會加劇導致全球生產網絡的重構?一些傳統產業的石化產品,其實即使中國從 美國進口的到岸價格,也比自己生產便宜,很多生產網絡的重構已經發生。生產網絡的重構,就是為了美國的消費而生產的產能,不再放在東亞,而是回到美國或者 墨西哥。

二是中美經濟增長關係的變化。過去20年尤其是過去10年,整體上是美國基於消費端和需求端拉動美國經濟增長,同時通過進口拉動 中國經濟的出口和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如果說美國是在生產端、供給端、產能端和投資端拉動經濟增長的話,那麼通過“進口替代”的效應,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 相反的,即美國經濟增長得越好,對中國的負面影響越大。過去美國經濟增長得越好,通過出口拉動中國的產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越好,這個邏輯發生了變化。這 是一個很大的邏輯改變。比如說未來我們越看美國的複蘇,可能就越看東亞尤其是中國經濟的風險。

三是金融市場上美元定位的變化。金融危機後 美元低利率持續了幾年,以美元為基礎的套息交易風行全球,但隨著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以及市場對美元匯率看法的改變,美元目前正變得不再是攜帶交易的基 礎貨幣。另外,從全球層面來看,“去美元化”的態勢在改變,全球體系正在更多地配置美元資產,無論是實體經濟層面還是金融資產層面。

這些邏輯變化我想提出來,我不知道這些變化會多大層面上影響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

最 後提一點,我覺得2012年12月到2013年1月,這兩個月發生的事非常有意思,很多貨幣對美元的確貶值幅度是比較大的,比如說日元。但是美元指數基本 上從79到81,美元指數的升值幅度小于其他貨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這是因為歐元、美元匯率基本持平(甚至歐元略有升值),因歐元在美元指數中的過大比 例,反映出來的美元指數是幅度比較小,因為歐元占美元指數的比例太高了。

這一點對於中國和新興市場來講,思考的問題就是,美元指數沒有升 那麼多,但是實際上風險已經大了很多。未來美元指數的升值幅度可能小于總體的美元貿易加權指數。我們新構建一個“美元新興市場指數”,或者說“美元西太平 洋指數”,這個指數跟美元指數的脫離程度會大幅度提高,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歐元導致美元本身發生了變化。2012年12月跟2013年1月這兩個月已經開 始。

範為:美元指數加速上漲的邏輯 我們在2008年9月份就寫了一個報告,叫《美元的世紀大底》,這個報告的題目有點誇張,因為我們看不到一個世紀。但是我們當時想表達這樣一個中長期展 望。我們當時寫這個報告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美國非貿易部門,也就是房地產遭受了摧毀,貿易部門雖然也受了影響但是沒有被摧毀。所以說美元升值周期和匯率變 化實際上在某些方面是受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競爭力差的影響。

當時我們看到美國貿易部門並沒有受到這個摧毀,比如像通用汽車部門、IT行 業,IMB、蘋果等應該說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因為房地產這個行業的資本回報下降之後,實際上使得一些生產要素逐步從房地產部門轉到了可貿易的部 門。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可貿易部門的相對競爭力反而是提升了,比如第一產業農業這一塊,農業價格、食品價格、農產品價格最近幾年都是上漲,美國是受益的。 包括美國的再工業化,還有剛剛說的服務業,也就是第三產業的貿易化,因為全球化帶來的第三產業的可貿易化程度上升,在這一塊兒美國也是受益的。

所以基於這三個方面,當時我們認為,雖然受到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的影響,但美元匯率不會出現崩潰。現在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應該說大的方向確實沒有發生錯誤。美元這幾年也經歷了漲漲跌跌,但是始終沒有跌穿之前的底部,並且逐步變得堅實。

我們看到這幾年美國的生產要素從房地產部門向可貿易部門轉移之後,美國相對的經濟優勢、相對競爭力實際上是在進一步加強。結合到最近的一個特點,就是日元和英鎊都在出現一種貶值。

實 際上我們看到,任何一個經濟體現在的流動性都是相對寬鬆的,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日本,還是中國,國內的流動性都是相對寬鬆的,從各個國家的股市都能看得 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日元和英鎊還要開始貶值?我們的判斷也是說,這兩個市場匯率是高估的,而且他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高估壓力,在國內的流動性並不 是很緊張的情況下,通過這個貶值,實際上是一個相對競爭力的體現,就是匯率上體現出相對競爭力的劣勢。

因此我們看到,在日元和英鎊對美元 開始貶值之後,我們感覺歐洲應該也會加入到這個貶值的行列里來。而且我們感覺這次(2012年12月到2013年2月)美元指數雖然沒有上升太多,但是以 黃金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反應是非常靈敏的,之前的美元只增長到了84,黃金沒有反應這麼大,但是這次美元指數升值到了81,黃金這種大宗商品就反應得非常 快。因此我們判斷,美元指數可能會加速上漲,當然不一定大家都贊同這個觀點。

劉洋:中國私人部門的隱性美元負債規模龐大我個人做交易和投資的,可能從比較微觀的交易層面講。

匯 率的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息差,回報的收益差。美元和日元的匯率最根本的就是兩年期國債收益率差價。美元從2009年以後就是套息貨幣了,因為你本國沒有利 息,只能把這個錢換成別的。中國央行其實也很擔心,就是過去幾年究竟進來了多少錢,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有人想到海外發一隻投資基金, 可以直接找一個中資企業互換,想發基金的到離岸做出貨,兩三年之後再結掉。這種情況是有的,而且有一定的規模。有的甚至通過貿易項下來做。一個在海外要 錢,一個在國內要錢,甚至不通過銀行系統。但這形成了這家中資企業的隱性負債。非常難以統計。

就我個人的擔心角度來說,看似我們的外匯儲備好像是很多,我們那是公共部門的。但是私人部門實際上在外面欠著錢,特別是2009年以後的隱性美元債務。私人部門海外隱性債務規模之大我們現在很難弄清楚。

美國兩年期國債收益率超過2.5%,原來我買人民幣很簡單,你利率比我高,我很舒服,你的匯率又在漲,這就跟2005年以前日元兌美元,包括歐洲貨幣兌美元一樣,上升趨勢是非常明顯的,你賺利差,還賺匯價,這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結算周期。

現 在,聯儲即便不加息也收縮,或者他不收縮,我就說他不再繼續擴張了,以前的不搞了,這就會導致市場收益率的變化。如果國債供給收縮的話,供應量少了。今年 年初的時候歐美很多大的機構都在討論,說得很多,就說我們要拋美國的債,可能發現這個債收益率要起來。當然,到目前來看是要起來,但是還是很溫和的。

目 前新興市場要維護匯率升值的預期,但已經基本上到一個邊際了,不可能再是以前的速度。比如說新興市場的外匯儲備增長速度跟黃金價格,這個相關性很強。從目 前角度來看,黃金交易上有很多泡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現在新興市場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已經沒有辦法支撐這種交易價格了。

高宇寧:按貿易 增加值基礎衡量的人民幣匯率已經高估超調首先是美元指數的問題,現在的確有一個最新的美元指數和測度出現,這個是去年12月份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篇工 作論文。1月份OECD已經給出了一個新的貿易增加值的數據,最新版的已經出來了,用貿易增加值來加權美元指數。這樣下來,美元的指數實際上沒有那麼堅 實。大概在2008年、2009年的時候,按照貿易增加值的加權,如果與現在的相比的話,大概是跌到63~65這麼一個量。

但是與之相 反,實際上這個對美元的影響還沒有那麼大,最大的影響是人民幣的。大家都知道,中國貿易裡面有一半是加工出口,所以加工出口的增加值是很低的,咱們做一部 iPhone實際上就是賺那麼幾塊錢。如果按照這個調整完以後的話,人民幣的升值實際上要比現在給的實際有效匯率大概要高20個點,相當于這個指數原來可 能是80,現在是100。

這比現在的實際有效匯率要高很多。因為相當於是人民幣以前的權重,是按總的貿易量來算的,所以增加值計量的貿易總額下來以後,實際上是低估了人民幣的水平。

OECD、 WTO和IMF他們三家聯合發佈的貿易增加值,對理解過去這段時間中國所謂的不平衡問題有很大幫助。比如說中美之間如果以增加值計算的話,(美國對中國 的)貿易赤字實際上比原來要小27%,小不少,而像有些部門,比如像IT部門可能小得更多,可能小50%。這個數據庫可以供大家參考,使我們對美元和人民 幣升值範圍可能都會有一個新的理解。

實際上我覺得這個研究基礎是OECD所做的一個世界投入產出表,這個表包括40個主要國家經濟體的投 入產出情況,實際上給出了所有平衡後的一個貿易增加值基本數據。這就使我們對美元和全球不平衡態勢都會有新的理解。過去一些年全球不平衡可能沒有我們開始 想得那麼厲害。而且,匯率的變動可能也跟過去不完全一樣,可能有超調的問題。攝影記者/高育文

(第一財經日報)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林毅夫:好的城鎮化,需要有競爭力的就業,發展比較優勢產業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城鎮化水平將接近高收入國家

  記者: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坐標上?

  林毅夫:與世界各國對比,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看。橫向比較,當前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的比重在80%以上。而且,城市化的水平和經濟 發展的水平高度相關。不過,縱向看,這些發達國家在歷史的早期、處於我們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時候,它們的城市化水平是很低的。比如說,美國在19世紀初的 時候農村人口的比重還在70%以上;東亞條件與我們一致的「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50年代時農村人口也是60%以上,當然,他們現在農業在經濟當中的比 重從40%、50%已經降到10%以下,甚至5%不到,城市化率在80%以上。
  這也看出,儘管我國目前城市化水平偏低,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發展不同步,但在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城鎮化進程是比較快的。

  記者:根據全面小康的藍圖,我國城鎮化能達到什麼水平?

  林毅夫:首先看城鎮化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而且具有後發優勢。發達國家在過去100多年,人均收入的年均增 長率是2%,加上人口增長,年均經濟增長率在3%左右。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在追趕的過程中利用後發優勢,可以達到8%、9%。我最近在幾個場合談 到,中國還有20年的8%發展的潛力,就是根據這個判斷的。因為,在2008年時,我國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有美國的21%,這是跟日本在1951 年、新加坡在1967年、韓國在1977年、我國台灣在1975年同樣的水平,這一水平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也是技術發展的水平指標。日本、「亞洲 四小龍」在同一指標下能達到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20年。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發展得好,經濟發展水平就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2—3倍?原因就是後發優勢。所以十 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這個潛力是完全存在的。展望未來10年,收入翻一番;未來20年,還能翻一番。這樣的話城鎮化水平肯定要提高。比如2020 年,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收入水平按市場匯率計算可以達到10000美元甚至更高,城鎮化水平就相當接近高收入國家了。因此,未來城鎮化率每年提高 一個百分點,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城鎮化,需要有競爭力的就業,發展比較優勢產業

  林毅夫:二戰以後,世界上出現了好的城鎮化和壞的城鎮化。好的城鎮化就是指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人口的比重不斷減少,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斷增 加,而且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經濟效率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質量和環境也不斷改善。但也出現了許多壞的城鎮化現象,即城鎮化的比重增加非常 多,但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和城市裡面的失業,造成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不穩定。

  記者:那麼,今天我們怎樣避免那種壞的城鎮化?

  林毅夫:好的城鎮化進程,首先要有就業,而且是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就業。這一發展方式就是最近我在《新結構經濟學》裡面所講的,按照比較優勢 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那麼在早期,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者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區段就會發展得快。這樣發 展的好處是非常有競爭力,而且能夠給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生產力水平和工資水平較高的就業機會。因為競爭力強,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會非常快。資本積累推動產 業升級,又去投資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創造更多收入水平高、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東亞各國就是靠這種發展模型在快速的城鎮化過程中避免了貧民窟的出現。政 府在這一過程中也發揮應有的作用——改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對農村提供必要的支持、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因此城鄉、工業和農業進入良性互動。

  城鎮化良性循環,必須通盤解決「雙軌制」問題

  記者:您認為,當前我國城鎮化面對的突出矛盾是什麼?

  林毅夫:雙軌制問題。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就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變成了雙軌制的發展,好處就是一軌維持穩定、一軌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使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維持穩定,又快速發展。但由此產生了很多我在《解讀中國經濟》一書中討論的後遺症。
  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證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裡的不均等、城市裡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 目前城鎮化的比例51%,但是城市戶籍人口只有35%,進城務工人員有近2億人不能平等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並且,雙軌制下的城鎮化,既抑制了消費,又影 響未來發展的潛力——因為如果農民工子女不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人力資本形成相對較少,不能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再比如,好的城鎮化要支持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們比較優勢的是農戶、或是中小型的製造業或服務業。但現實情況是,他們得 不到金融機構的融資,發展受到抑制。為什麼?從雙軌制遺留下來的體制使得大型企業更容易從銀行、股市獲得資金,更容易拿到補貼,更容易批來廉價的土地,所 以產生了資金投入過度密集、重複建設嚴重、企業佔地過大等問題,但由大型企業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合理。這樣導致儲蓄、投資比 重偏高,消費比重偏低。所以,要讓我們的經濟能夠健康快速發展,就需要按十八大的要求繼續深化改革,解決雙軌制這種漸進性改革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過渡到 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只有消除各種要素市場價格的扭曲,才能切實轉變發展方式。金融結構的改革,應多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給勞動力相對密集的製 造業、服務業和農戶提供金融服務。資源稅費也應該調到合理的水平。
  記者:也就是說,解決了「雙軌制」問題,城鎮化發展就能更好地發揮穩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轉方式的作用。

  提高城鎮化質量,科學規劃城市群

  記者:提高城鎮化質量,您有什麼建議?

  林毅夫:首先是大中小城市合理佈局,重視城市群發展。大城市在過度集中以後,也會出現邊際報酬遞減的問題,比較好的方式是「中心城市加城市群」。因此,應編制我國主要城市群發展大綱,協調規劃各個大城市及其輻射的中小城市(鎮)的環境負載力、人口承載力、產業佈局。
  相應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不能過度支持大城市,國家和省級在資金配置、財稅政策、金融信貸、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城鎮傾斜,提高就 業能力和人口聚集力。顯然,農民「市民化」的費用負擔,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應該探討一個中央、省、市之間承擔市民化成本的合理機制。開闢資金來源,也可 以通過發行市政公債解決市政投資問題。

  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就提「小城鎮、大戰略」,那麼,現階段,小城鎮該如何定位?

  林毅夫:小城鎮主要還是服務農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各種服務必須來自農業以外,比如良種、化肥、農藥,農民不能自己製造。另外,農產品要進入大的市場,也必須經過中介和集散地。而且教育、文化也有很大的需求。

  記者:也有一些工業產業集群落戶在小城鎮,很有特色。

  林毅夫:但要透過城市網進入到大城市圈裡去。比如像廣東、江浙一帶,一個地方就發展一個產業群,像電子、紡織。甚至細到專門做領帶、襪子,可是集聚在一起交易成本就很低,競爭力很強。

  林毅夫:發展城市群,要打破行政壁壘,建立城市之間的稅收同盟和服務同盟。規劃城市群並不是指把城市群裡面所有的單位都設置在同一個行政區裡, 各個城市的功能、服務是交叉的。比如北京和廊坊這麼近,廊坊是否要建飛機場?有的省,在很小的一個地域裡就有五六個飛機場,重複建設。城市群和行政區並不 完全重合,怎麼讓經濟功能有機統一?規劃不能各搞各的,稅收和服務必須協調。服務共享,稅收不共享,就一定會有矛盾。
  還要強調,城鎮化必須與新農村建設兩輪驅動。對中國而言,農業永遠是基礎。我國城鎮化按照一年1%的速度發展,2020年農村人口仍然佔總人口的約40%,他們的生活也必須現代化,不然怎麼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城鎮化進行時

  江蘇

  江蘇省不斷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提出「大力推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設、積極合理髮展中小城市、擇優培育重點中心鎮、全面提高城鎮發展質量」的城 鎮化發展方針,積極構建「三圈五軸」的城鎮空間佈局,並相繼編制完成《蘇錫常都市圈規劃》、《南京都市圈規劃》、《徐州都市圈規劃》、《江蘇省沿江城市帶 規劃》以及沿江、沿滬寧線、東隴海線、沿海區域發展規劃,在全省範圍內形成「四沿」生產力佈局。目前江蘇省以長三角為依託,產業集群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發 展吸引了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中集聚,提升了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形成了以產業集聚帶動人口集聚,以人口集聚促進城鎮化發展的態勢。

  天津

  天津的小城鎮發展主要分為四種類型:整體推進型、都市擴散型、開發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為鄉鎮政府主導的「以宅基地換房」,先解決 搬遷農民的安置問題,然後通過土地集約增值的收益發展地區產業,解決農村居民的就業問題。將農民的集中居住與城鎮化、產業化有機結合。

  陝西

  陝西省按照擇優扶強的原則,對縣城以外的100個重點建制鎮賦予縣級管理權限,集中財力,力爭用3到5年的努力,使其成為全省縣域經濟新的增長 點。該省安排專項資金,成立陝西省城鎮建設投資公司,為100個重點鎮建設搭建融資平台。省市財政設立100個重點鎮建設專項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 務設施建設。在100個重點鎮按照縣城標準徵收城鎮基礎設施配套費、生活垃圾處理費和污水處理費,用於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

  山東

  山東省積極構築「一群一圈一區一帶」的城鎮化空間格局。「一群」是以青島為龍頭、青島和濟南為中心的山東半島城市群,是藍色經濟區建設的重要載 體、全省經濟社會和城鎮化發展的核心區。「一圈」是以濟南為中心的濟南都市圈,是帶動該省中西部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的經濟增長極。「一區」是以東營為中 心,依託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開發建設培植的環渤海經濟圈新的經濟增長極和城鎮發展區。「一帶」是以日照為對外開放平台,以臨沂、濟寧為中心,依託 魯南經濟帶尤其是魯南臨港產業帶的開發建設構築的亞歐大陸橋東部新的經濟增長極和城鎮帶。(人民網)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林毅夫談全球增長與中國發展

  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以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根本問題在於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間產生了衝突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應當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實施大規模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對沖經濟危機

  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之職,從華盛頓回到北京大學朗潤園,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的身份重執教鞭。

  在世行工作4年間,他是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 利克的首席經濟顧問,同時分管發展經濟學研究。基於在全球的深入調研與學術思考,林毅夫進一步完善了落後國家後發優勢理論,並將其昇華為「新結構經濟 學」。他希望通過這一學說,在新古典經濟學「總量平衡」的基礎上,創新引入「結構」概念,堅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比其比較優勢決定於各自的要素稟賦的一 貫主張,為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增長開出新藥方。

  歸國三個月後,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間的研究 成果陸續結集出版,《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從西潮到東風》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亦引發一些學術爭論。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林毅夫 系統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結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提出「大規模實施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為貧窮國家帶來新機遇,為發 達國家走出危機創造條件」等政策主張。他還在凱恩斯「班柯」貨幣假說的基礎上,提出創立以紙黃金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改革構想。

  書中貫穿著對既有經濟理論、危機成因的顛覆與糾偏,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就此論點,林毅夫曾和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貝克爾、佛格爾、赫克曼、麥爾遜等展開學術爭論。

  幾個月來,林毅夫還在公開場合多次闡明對中 國經濟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的觀點。他認為,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刺激計劃總體上利大於弊;根據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事 實,中國現階段仍需以投資為主才能追趕發達國家;比照日、韓、中國台灣地區等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未來20年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金秋時節,林毅夫兩度接受《財經》專訪,就新結構經濟學、金融危機成因、「新馬歇爾計劃」、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發展道路等議題進行系統闡釋。他期望以老子的「常無」心態審視世界,以免有「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之憾。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他認為,發達國家的一些既有經濟理論,並不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不能簡單照搬,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本身也不斷在發展,舊理論不斷為新理論所揚棄。

  上篇:尋求增長新動力

  失衡之源

  《財經》:你在最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對話》一書中提出,應以「常無」心態研究經濟學問題,為什麼研究經濟學要持此心態?

  林毅夫:這本書是談方法論的。從1995年開始,我就提倡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本土化、規範化,然後是國際化。

  理論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理論首先必須內部邏輯達到自洽。所有理論都在解釋現象背後幾個變量的因果關係,理論的推論必須跟要解釋的現象一致。 自然科學的證偽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它可做可控試驗。社會科學的證偽要難一些,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質疑、爭論都在所難免,這也是證偽的過程。

  關於2008年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成因,國外的理論界和輿論界普遍認為源於國際的貿易不均衡,而貿易不均衡則是由東亞經濟所致。目前有多個理論假 說。包括:東亞出口導向戰略;為自保,依賴出口積累大量外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些理論在邏輯上都能自洽。但是,我們還可以構建幾個理論假說,諸如:美 國金融機構的高槓桿和低利率,引發房地產泡沫和過度消費;或是,中國面臨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必然增加儲蓄;大國經濟結構扭曲,諸如此類。因此,不能因 為一個理論邏輯自洽就認為它是對的。

  《財經》:在分析本輪金融危機成因時,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受到的非議最多。在你看來,這些批評雖然邏輯自洽,但與現實不符?

  林毅夫:一些學者提出,由於國際收支不平衡,中國累積了大量外匯,並以此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壓低利率,無形中鼓勵了各種投機,包括吹大房地產泡沫。另外,長期以來,東亞經濟實施出口導向政策,加上東亞各國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缺乏外匯的教訓,造成出口攀升,貿易積累過多,種下了危機的惡果。

  這些學者只看到問題的一部分,此謂「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問題並非源自東亞,只是出於政治利益考量,此謂「指鹿為馬」。

  《財經》:實際上,東亞和中國並不是本輪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

  林毅夫:我認為,上述只是現象的一面,而非成因。

  東亞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並非近10年的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的日、韓、中國台灣地區,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都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但全球出現貿易失衡只是這幾年的事情。不能用一個已經用了五六十年的戰略來解釋這十年發生的事情。

  如果說,國際貿易不平衡是東亞為了積累外匯而「自保」的結果,那又如何解釋發生在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日元和歐元都是國際儲備貨幣,完全可以靠印鈔票來支付各種需要,並不需要靠積累外匯自保。但新世紀以來,它們的貿易盈餘增加幅度與東亞經濟體相當。以日本為例,1993年-1994年的外匯儲備約1000億美元,2006年則增至1萬億美元。這些完全沒有自保需要的國家,外匯儲備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見,上述理論並不具有說服力。

  《財經》:中國在新世紀伊始加入WTO後,貿易順差的確大幅上升,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的失衡。

  林毅夫:國際上對此的一個重要解釋是人民幣幣值被低估,這最早是日本學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當年秋天,美國加入這一「合唱」。但是,中國大陸當年的貿易順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國際社會大多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高估。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中國大陸對美的貿易順差大幅擴大,是2005年之後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說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應該大幅減少,但2005年-2008年中國的貿易現狀卻正好相反。

  上述三個假說都認為全球貿易不均衡,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源於東亞。那麼,與東亞經濟競爭的其他國家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的佔比應該減少。但上世紀九 十年代,美國和東亞的貿易逆差佔其貿易逆差總額的51%,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這一佔比縮減為38%。所以,造成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全球貿易不均衡的原因並不在東亞。

  《財經》: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需求強勁。近10年間,美國需求進一步放大,是國際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美國最近幾十年來不怎麼生產一般消費品,這部分需求先從日本進口,後到亞洲四小龍,再後來轉到中國大陸,這是美國對東亞逆差比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紀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則是由於美國國內新的政策造成。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監管開始放鬆,歐洲也是如此,允許金融高槓桿運作,增加流動性。加上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美聯儲在18個 月內26次降息,進一步釋放了大量流動性。這些流動性,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產生了財富效應,鼓勵家庭過度消費。同時, 因為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財政赤字也大增。這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大量擴大的真正原因。

  美國的貿易逆差能夠維持如此長的時間,是因為美國是國際貨幣儲備國,可以印鈔票來支撐各種購買、服務和還債。否則,美國必然會出現外匯短缺,過度消費根本無法持續。

  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外,高槓桿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流動性也造成大量資本外流。全球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億美元,2007年增長到1.2萬億美元。與此對應,並非國際貨幣儲備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不到1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萬億美元。

  除了貨幣美元化的國家,這些從貿易盈餘或資本流入所積累的外匯難以在國內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擁有還是作為國家外匯儲備,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鎖在保險櫃裡,沒有任何回報;另一種是投資於以美元為國內貨幣的國家,當然就是美國了,但這不是美國家庭過度消費的因,而是美國過度消費和流動性過剩、資金外流後的果。

  所以,貿易不平衡也好,地產泡沫也罷,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之間產生了衝突,只考慮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後果。

  寬鬆只是「鎮痛劑」

  《財經》: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聯儲連推三輪貨幣量化寬鬆(QE),歐日亦在量化寬鬆,發達經濟體利率已降至最低,但這未能阻止全球經濟二度放緩。

  林毅夫:當前的焦點是歐洲債務危機。「如果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得不到歐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馬上就會崩潰,其影響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閉對全世界的影響更大。

  但是,即使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這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們如果不進行內部結構性改革,降低工資、減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槓桿,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見效的止痛藥,短則三月,長則九月,危機還會以更嚴重的方式捲土重來。
  在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的推動下,美國的道瓊斯指數已經恢復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實體經濟並未恢復,這一點投資者心知肚明。

  如今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普遍過剩,低廉的資金不會流向房地產,而會流向股票市場。在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下,這會造成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泡沫不斷發生、破滅。此外,過剩的短期資金也會大量流向國外,不僅炒高石油、糧食價格,還會有不少投機性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股市、房市,推高匯率。

  高匯率會影響出口,當實體經濟增長減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會變成明顯的泡沫。而泡沫總會破滅,從而投機資本開始唱空,游資大量抽離。這種資金的大量湧入和湧出,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巨大波動,給宏觀決策帶來困難。

  未來10年、20年,國際經濟可能出現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即經濟增長率非常低、貨幣非常寬鬆、投資風險大但回報較低。

  《財經》:看起來不太樂觀。我們曾採訪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芝加哥大學教授古爾斯比,他認為貨幣寬鬆無濟於事,唯有結構調整方能解決當前的經濟發展問題。

  林毅夫:可是結構調整面臨諸多困境。首先,結構調整在政治上難以推行。結構性改革固然在中長期能夠提高增長率、競爭力、生產力,但是在短期內會 減少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增加失業率。而發生危機的國家失業率已經非常地高——西班牙失業率達到23%,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達到50%以上。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如何推行增加失業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緊牙關推行結構性改革,由於失業率增加,社會開支必然會增加,經濟增長率減少,政府的稅收又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繼續增加,金融市場會對政府的還債能力產生懷疑,政府公債的利息負擔也會再加重,這難以持續。

  另外,「發生危機的南歐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無法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創造需求並增加就業的道路來緩解危機。即使歐元貶值,也會碰到經濟結構 相似的國家競相貨幣貶值。前一陣,歐洲中央銀行剛宣佈要無限制購買政府公債,以增加貨幣供給,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馬上表態美國也會這樣做。美聯儲QE3推出之後,日本央行、英格蘭銀行和澳大利亞央行也加入「戰團」,這就是貨幣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沒有辦法通過貨幣貶值走出危機。

  《財經》:因此,鎮痛劑只能是把矛盾往後推?

  林毅夫:往後推的結果是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深重。政府債務在高失業率、高社會支出的狀況之下,會積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積累的政府債務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現在已超過230%,美國也達到了100%。

  啟動新馬歇爾計劃

  《財經》:山窮水盡疑無路,能否尋找新路徑走出「新常態」困境?

  林毅夫:或許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態」的困境,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危機既然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應採取全球反週期的「超越凱恩斯主義」措施,即全世界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於能消除增長瓶頸、短期能創造就業、 中長期能夠擴大提高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環境等方面的建設,以增加需求。如果規模足夠大,其效果可以等同於過去單個國家在危機時實施貨幣貶值的效果,給發生危機的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

  《財經》:但一些學者擔心,「寅吃卯糧」終究會被清算。

  林毅夫:傳統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受到很大質疑。當失業率高的時候,政府用積極財政政策「挖洞補洞」創造就業,這叫做凱恩斯主義積極財政政策。但政府債務會因此增加,將來要靠稅收增加以償還現在的債務。老百姓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當前即使有就業有收入,為了平滑消費也要開始增加儲蓄。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公共負債不斷增加,但是社會總需求並沒有增加,危機依然走不出去。

  我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關鍵是怎麼把公共債務用好,提高它的質量,短期創造需求、創造就業,從長期看不是「挖洞補洞」,而是用來消除一個國家增長瓶頸。這樣,這種有效投資不僅短期創造就業、創造需求,從長期來看,生產力、生產率跟增長率也都會提高,政府稅收就會增加。通過生產力、生產率、增 長率提高所增加的稅收償債,老百姓負擔就不會增加,政府才能創造就業、創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錢,各種需求因而增加。

  《財經》:投資於那些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瓶頸、環境瓶頸的項目,是因為邊際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邊際收益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紐約到華盛頓的鐵路220英里,火車要走三個小時,如果是高鐵的話一個小時就到了。從三個小時縮減到一小時,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後國家沒有鐵路相比,同樣建高鐵,回報孰高孰低?

  《財經》:包括非洲在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怎樣的貢獻?

  林毅夫:歐洲委員會估計,未來10年歐洲向基礎設施投入約2.8萬億美元。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測算,美國在未來5年需要2.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世界銀行估計,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1.5萬億美元。其他測算數據更高,僅印度在未來5年就需要1萬億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電力需求約為43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每年7500億美元。

  麥肯錫公司預測,為應對持續投資不足,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擴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亞洲未來10年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將達到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將會使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有了去處。

  1947年,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歐洲復興計劃,為「二戰」後歐洲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物質保障,引領了歐洲的復甦。現在如果啟動新的馬歇爾計劃,模擬測算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相應增加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長7%,全球GDP增長2%。全球經濟將從「新常態」走向「新新常態」,發展中 國家在提高增長率的同時,發達國家將恢復穩健增長,從而為結構調整贏得時間和空間。

  《財經》:不過,新馬歇爾計劃似乎應者寥寥?

  林毅夫:2010年G20首爾峰會發佈了「首爾共同增長發展共識」,九條措施中的第一條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但是,當時主流意見認為,全球經濟即將走出危機,所以就沒有實際行動。那一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年會時,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潮流,我當時持保留態度,認為退出積極 財政的時機未到,過早退出會使經濟衰退重來。因此,更重要的是改善積極財政政策支出的質量,我很高興看到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建議和我 2010年的主張相同。

  《財經》:那麼,資金何來?特別是投資非洲等地區,資金匱乏更成問題。

  林毅夫:發達國家可以用增發貨幣為財政赤字埋單,也可以用增發貨幣來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後者的效果會遠好於前者。另外,大量主權財富基金、養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報率更高的項目。僅各主權財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資產估計高達3.2萬億美元,它們已經開始向發展中國家的基礎項目投資。新興市場私募股權投資協會估計,主權財富基金僅有18%的投資組合用於本國以外的新興市場投資,其中只有小部分用於基礎設施。

  在當前的經濟動盪中,許多曾經被視為安全誘人的投資機會失去了吸引力。過去養老基金一般投資於政府的公債跟資本市場,如今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公債跟資本市場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債風險也增加了,加上資本市場流動性過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資回報率非常低,風險也非常大,這都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投資者更有吸引力了。

  從2008到現在,各成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約有1.5萬億美元,加上專司基礎設施投資的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機構助力,全球性的新馬歇爾計劃完全可行。

  《財經》:有一家投資非洲的股權基金,到2010年對27個非洲項目投資5.4億美元,而這些項目在2010年的總投資額不過36億美元。這是否說明,非洲的市場容量有限?

  林毅夫:短期內非洲市場當然無法取代歐美市場。美國經濟總量約佔全球四分之一,歐洲也佔約四分之一,兩者加起來就是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而非洲經濟總量只佔5%。

  但從邊際收益上看,非洲顯然更多。如果非洲發展快起來,它對資本品、消費品的需求都可以增加,它所需要的資本品和消費品,正好是中國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可以提供的。現在美歐洲市場增長緩慢甚至萎縮,導致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生產過剩,若將手中過剩的資本、機器設備轉移到非洲去,這也會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供豐富的機會。

  貧窮國家新機遇

  《財經》:新馬歇爾計劃讓人想起新農村建設。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市場經濟一段時間以後,因為潮湧現象的產生,開始出現產能過剩,你曾據此提出了啟動大規模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以消化過剩產能的對沖措施。

  林毅夫:是的,兩者的道理完全一樣,這是結構的差異。當你投資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後,除了短期投資所創造的需求外,未來當地收入增加,對消費的需求會增加,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有利於產業升級。

  《財經》:那麼,產業轉移又將沿著「雁行模式」在新興市場展開?

  林毅夫:這一波的產業轉移,我更願意稱之為「領頭龍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區別在於量的不同。

  在過去20年間,中國出口產品構成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990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和化工品佔33.7%,製成品佔 66.3%;2009年,前者縮水至11.5%,後者擴容至88.5%,印證了產業升級。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國家,相當於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四小龍在80年代初,產業開始轉移時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是970萬,在80年代韓國是230萬人,中國台灣地區不到200萬人,新加坡只有50萬人;如今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規模全球領先,產業工人估計在8500萬至1億人之間,所以當年的日本、韓國等經濟體是「雁」,我們是「龍」。

  非洲總人口約為10億,製造業總就業人數卻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中國有10%的製造業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領頭龍」現象足以使該地區製造業就業總人數翻兩番。同樣,巴西和印度出現產業升級,也會向其他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轉移就業機會。

  《財經》:製造業向勞動成本更低的區域轉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國大陸為例,改革開放前,同樣是勞動成本很低,產業轉移卻沒有發生,經濟發展也很遲緩。

  林毅夫:這是一個好問題。結構的變遷,成功不多,失敗卻不少。

  我做的研究顯示,從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內,只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個經濟體不是歐洲國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產鑽石的小國,這12個經濟體大部分都在東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結構主義經濟學盛行,鼓勵普遍以農業為基礎、經濟總量遠遠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興辦與工業化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即進口替代戰略或趕超戰略。這一思路固然目標遠大,卻犯下了違背比較優勢的致命錯誤。

  由於這些產品在國際上不具備成本優勢,難以在市場上有效競爭,這些國家的政府給大量虧損企業提供保護,減少其投資和運營成本,包括授予國內市場壟斷權、壓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國貨幣幣值、控制原材料價格等,干預導致資金、外匯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結果,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渠道給這些企業直接提供資 源,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全國計劃,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信貸配給和投資、產業准入許可等。為便於實施,許多國家還依賴國有企業發展目標產業。

  保護政策還會產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國消費的產品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選擇;本國經濟因為生產缺乏規模經濟的少量產品,市場被分割,效率同樣受損。保護政策還削弱了外國企業的競爭,鼓勵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國內企業形成壟斷尋租收益,增加投資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詳細論證了這一發展戰略的形成和後來的扭曲: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 而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這也是發展經濟學的「1.0版本」。

  《財經》:市場與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林毅夫:市場主導沒錯,但市場絕非萬能。所以,不能這麼簡單地思考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1.0版本」衰落之後,「華盛頓共識」興起,即發展經濟學「2.0版本」,強調以發達國家的市場制度做參照系,,通過休克療法療傷,發對政府干預市場。

  我經常會談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智利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30%—50%,上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上台之後,推行「華盛頓共識」,但之後沒能發展起新產業。智利人引以為榮的產業,比如制酒產業、三文魚產業,基本上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動發展的。

  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英特爾的電腦芯片大部分在中國台灣地區生產。英特爾為了分散化,準備在拉丁美洲找一個國家設廠,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說,你來就來,跟我說干嗎?英特爾說,幾 十億、上百億美元的投資,我要基礎設施、港口保證,智利的產業主要是農業和礦業,人力資本結構不一樣,你需要幫我配套。智利政府說那不行,市場必須是公平 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個產業。

  結果,哥斯達黎加接受了英特爾的條件,英特爾的投資就跑到那裡去了。

  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夠看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什麼,並根據這些產業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會喪失發展機遇。

  今天回首發展經濟學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敗,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財經》:後來東亞的成功,正是堅持比較優勢理論的結果?

  林毅夫:在18世紀以前,西方國家花了大約1400年才實現人均收入翻番;到19世紀以後,這個過程僅用了約70年;到20世紀,則只需要35 年。增長加速如此迅猛,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加速,以及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快速轉型,各種生產要素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結構變化的過程,這不僅包括工業、技術升級以及經濟的多元化,還應包括就業結構變遷(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進入高生產率 的部門),以及「硬」(有形)的基礎設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軟」(無形)的基礎設施如法律、教育、金融等的不斷完善。目前經濟學研究已經耗費巨大 精力去關注技術創新,但對同等重要的結構變化問題卻關注不夠。

  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資本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產業升級和轉移即開始加速進行。

  亞洲四小龍的工業發展用了不到40年時間,中國大陸的速度更快。發展經濟學家們從中應該能發現成功追趕的秘密,即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替代戰略, 在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政府負責在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內在的協調問題、外部性補償上多做文章,以降低交易費用。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也就是發展經濟學的「3.0版本」。

  《財經》:問題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別比較優勢和具備競爭力的產業?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為政策制定者在幫助企業順利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設計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為六個步驟:

  一,找出參照模型。通常,作為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超過20年。這類產業在參照國是夕陽產業,正好是本國的朝陽產業。

  二,看是否已有國內民營企業自發地進入第一步選定的新產業。有則意味著企業已經識別出此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考慮優先發展這些產業,幫助企業發展和其他企業進入,排除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該產業迅速具備國內國際競爭力。

  三,若選定的產業對本國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參照國的企業來投資,它們會有積極性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外資企業投資的瓶頸障礙,同時採取便於國內私企進入這些行業的措施。

  四,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產業最近才出現,除了第一步已經選擇的產業外,政府還應該關注國內企業的自發創新,發現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時應該幫助先行企業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上的各種障礙。

  五,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較差、全國同步改善有難度的現實,設立工業園區進行局部改善,工業園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專業化,需要有產業集群。

  六,政府可對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資的資金,或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或優先獲得金融服務。

  通常而言,在市場大潮中起伏的企業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但是,單個企業解決不了產業升級所必然產生的協調和外部性問題,政府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結構主義時期是過猶不及,華盛頓共識時期是不及猶過。

  《財經》: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內的貧窮國家,將會在這一輪危機中獲得難得的發展機遇?

  林毅夫:危機即轉機。貧窮國家,包括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除了確保資源財富得到妥善管理,還應把部分財富投入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以促進這些國家向非資源產業部門的多元化轉型,創造就業機會並實現包容性增長,從而把「資源詛咒」變成「資源祝福」。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路徑

  《財經》:之前你談到了美元等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其一國貨幣和全球貨幣角色之間的衝突,是本輪金融危機的根源。即使通過新馬歇爾計劃力推全球共贏,但病根未除,同樣的危機可能再度發生。

  林毅夫:確實如此。佈雷頓森林體系始於1944年,確定了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而美元與黃金形成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兌換價。該體繫於 1973年崩潰,黃金退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舞台。但無論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還是之後,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只要一國貨幣繼續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作為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就繼續存在。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原因,與本輪金融危機一樣,根源在於美國:由於越南戰爭的財政需要和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帶來的社會支出增長,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明顯轉向擴張,赤字擴大,結果導致貨幣黃金儲備在1968年遭遇投機性攻擊。

  在數年波動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財經》:正是看到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人民幣國際化開始加速。多元儲備貨幣體系似乎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林毅夫:不,多元儲備貨幣體系風險極大。從本質上來講,這仍然是一國貨幣充當全球埋單者的角色。

  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如果能夠穩定,需要國際儲備貨幣國的經濟結構沒有重大缺陷。但美國、歐盟和日本,以及新興經濟體,哪個國家和地區不存在結構問題?只要結構問題存在,該國貨幣就一定會遭到投機性攻擊。

  去年歐債危機發生時,瑞士法郎和日元成為避險貨幣,大量熱錢流入,這兩種國際儲備貨幣迅速升值。而新興市場則在大量熱錢流入之後,接著又大量流出。這種大量流入、流出,與國內經濟環境和利率等基本面無關。例如巴西,就出現了資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的情形。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個內在不穩定,在於國際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模式。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和對沖基金等會放大最初的波動,導致大規模資本流動以及匯率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動。安全資產的供需不平衡,可能通過「短期波動加劇、羊群效應以及主權債務擠兌」等多種途徑影響全球金融穩定。

  《財經》: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國,會擁有鑄幣稅收益。

  林毅夫:不能這樣理解,鑄幣稅的收益難抵匯率波動風險。目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每年鑄幣稅收益在800至900億美元。而鑄幣稅只能由參與貨幣籃子的國家分享,未來如果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每方鑄幣稅收益不過300億美元。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情況下,匯率大幅波動,資金大額進出的風險遠遠超過了鑄幣稅收益。

  《財經》:換言之,如果國際貨幣體系沒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應暫緩或嚴控規模?

  林毅夫:是的,而且要高築牆,把洪水攔在壩外。考慮到上述風險,在凱恩斯當年「班柯」貨幣構想的基礎上,我建議創立一種未來的國際貨幣,它擁有紙幣的靈活性,足以隨著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同時又與黃金等商品相似,屬於國家貨幣體系以外的貨幣。這種貨幣可以保持穩定的匯率,又不會造成金本位的通貨緊縮趨勢,我將之命名為「紙黃金」。

  紙黃金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由一家國際中央銀行根據國際協議規定發行。各國將同意,紙黃金可以用於所有產品、服務、大宗商品和證券的國際結算。紙黃金將在國際貿易中發揮價值儲藏、交易中介以及會計標準的作用。

  紙黃金的供給將嚴格遵守弗裡德曼的K比例法則(或修訂後的泰勒法則),其依據是對世界經濟和資產交易增長的預測,K的確切數值由創始國際協議設立的獨立專家委員會決定。

  紙黃金鑄幣稅可以用於支付國際發行機構的運營成本,並用於支付全球公共品的生產。

  各國可以保留本國貨幣,但必須與紙黃金建立固定匯率。匯率平價的調整需要得到國際貨幣機構的允許,而且只能在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情況進行。

  紙黃金儲備可與當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外匯儲備、黃金、特別提款權和預先確定的一定數量的本國貨幣組合交換。各國可以使用以紙黃金為面值的資金沖銷國際支付的失衡。

  《財經》:3年半之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曾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構想,他談到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這與你所說的紙黃金有何區別?

  林毅夫:特別提款權是以儲備貨幣國的貨幣為基礎,所以,貨幣儲備國的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衝突會繼續存在,根本矛盾仍然得不到解決。

  《財經》:上世紀4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構建之時,美國經濟總量佔到了全球一半,如今雖然縮水為四分之一弱,但仍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頗大影響。歐盟經濟總量佔據了另一個四分之一,加上日本和中國,改革絕非易事。

  林毅夫:「新常態」下,匯率的大幅波動,資金的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巨大風險,會讓紙黃金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如果這一構想遲遲不能實現,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場又一場新危機。改革現行貨幣體系或將因此而水到渠成。

  下篇:「超越發展瓶頸」

  投資是遠期消費

  《財經》:你此次歸國後,曾在一些場合談到,中國當前仍然要以投資為主而非以消費為主,並認為「四萬億」刺激計劃利大於弊。這引發了很多爭議。

  林毅夫:首先,「四萬億」利大於弊。最大的益處在於保住了就業,弊端則是不應以貨幣政策為主,而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後來出現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但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四萬億」計劃,這與我國的信貸管理體制有著內在關聯。

  其次,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消費是在當期是需求,但是,消費完了就沒有,所以,不可持續。投資當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轉為生產力,可以創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

  中國已是中等收入國家,但距離高收入國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高鐵建設可能有些超前,但從長期來講,這是符合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瓶頸項目。農村的基礎設施普遍嚴重不足,城市的基礎設施也需完善,地鐵多修一些不是問題。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產業仍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也有不少基礎設施仍待改善。如果廢棄了投資,如何提高生產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何通過基礎設施完善來降低阻礙經濟增長的高交易費用?

  《財經》:你曾談到,目前中國政府負債率不超過GDP的40%,與60%的國際警戒線相去甚遠,因此仍具投資能力。但是,這一統計如計入養老金等遠期負債,情況可能很不樂觀。

  林毅夫:但中國仍存在大量國有資產,其中相當一部分當年理應劃撥給社保基金。如果算上這一塊,中國政府負債率甚至會低於GDP的40%,投資能力無憂。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財經》:主流觀點認為,當前消費比例偏低,內需不振。

  林毅夫:問題是你要揚湯止沸還是釜底抽薪?所謂揚湯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稅收,增加對窮人的轉移支付。但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況下的二次分配,無異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所謂釜底抽薪,就是徹底解決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長期以來的體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來說,高收入群體儲蓄傾向高,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後者傾斜,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會增加。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消除雙軌制改革所遺留下來的一系列不利於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結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我們都知道,大銀行天然具有為富人和大企業服務的傾向。其次,改革資源稅 費,讓資源產業變成一個與風險對應的正常盈利行業。再次,壟斷性行業要開放競爭。一些屬於自然壟斷的行業,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壟斷不可取。改革開放30 餘年來,原先需要保護方能生存的重化工業,如今已具備比較優勢,那麼,原有的雙軌制使命已經終結,這些保護國有企業的扭曲應該取消,並且,向民資開放就順理成章,「民營36條」亟需落實。

  如果這三條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內需如何提振?

  《財經》:大力發展中小銀行,仍是走間接融資為主的道路。而央行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給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渠道。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比較優勢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一國的配套措施則內生於此。拓展直接融資渠道,最終獲利者仍是大企業和富人,因為要發行債券等產品,需給投行等中介機構付費,價格不菲。具有規模效應,適合大企業的融資需要,中小企業則負擔不起。

  一國的金融結構也好,其他軟硬基礎設施也罷,都內生於該國的實體經濟的需要。實體經濟當然在不斷變化,如果發展到美歐的水準,多層次資本市場自然水到渠成。

  《財經》:你曾在不同場合提及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哪些改革舉措落實到位,增長潛力才會被充分挖掘出來?

  林毅夫:如果把中長期發展的瓶頸消除,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增長8%就有可能實現。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 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按照這一標準,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 1975年、韓國在1977年和美國的比較水平。這四個經濟體之後維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長,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以上。它們都是中國未來20年擁 有8%經濟增長潛力的參照系。

  但是, 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的差異,在於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後發優勢。許多人的誤解在於斷句取義,割掉了「潛力」二字。

  如何界定「政府之手」

  《財經》:目前政府介入微觀經濟頗多,加之腐敗頻發,社會公平缺失等問題交織,很多學者提出應限制政府之手過度干預經濟,而你在闡述新結構經濟學、新馬歇爾計劃當中,比較強調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認為不能因噎廢食。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的三條釜底抽薪之策,從某種角度而言,抽的正是「腐敗」這根「薪」。其次,即使在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也存在諸多行政干預,諸如專利、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政府採購、行政命令等。在基礎科研方面,發達國家的財政經費也不是無限的。既然有預算約束,你就要選擇了。選擇的標準,無非是哪個課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更大而已。

  同樣,政府採購A,為什麼不採購B,也存在選擇。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府也有行政命令,比如說新能源在10年後要達到多少比重,本質上講,這就是產業政策。

  第三,後發國家在選擇比較優勢產業之時,因有先例可循,具備信息優勢,政府因勢利導之手就更容易成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果像前面所舉的智利的例子,放棄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就是自廢武功。

  《財經》:國內一些學者非常反對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認為產業園區等措施扭曲了價格信號,讓一些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

  林毅夫:我們要看到,儘管有瑕疵,比如地方政府的某些產業政策可能錯誤,但由於預算法沒有開口子,地方政府並無舉債權,補貼不可能太多,錯誤的政策不可能走得太遠。

  總體上,改革開放30餘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選準了具備了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出口導向戰略,較大限度地發揮了自身的後發優勢。否則,無法取得30多年年均增長9.9%的成績。

  繞開陷阱

  《財經》:在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俱樂部之後,中國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大概需要避免三個陷阱。

  首先,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蘊藏著巨大風險

  當前短期投機資本在全球流動,即使是發達的貨幣儲備國也蒙受其害。那麼,過快的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將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關鍵問題是,不僅匯率、利率「兩率」改革滯後,中國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債券市場規模過小。一個大浪過來,打到大洋裡無聲無息,打到小河裡會翻船。

  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為《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的對策》的文章中提出,當前需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高築牆」指的是對外國直接投資要歡迎,但是,尚不能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對短期資本流動和外資在我國的證券和房地產市場投資要有管制。

  「廣積糧」是指要繼續保持較大的外匯儲備,在發生危機時現金是王。人民幣寧可要保持升值的預期,不要出現貶值的壓力。

  「緩稱王」是指還需要繼續韜光養晦,利用我國當前的內外有利條件,推動改革,完善各種體制,以提高競爭力,不要急於把人民幣變為國際儲備貨幣。

  《財經》:八、九年前,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500億美元,你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保持這一規模的外儲足矣。如今外儲已是彼時的9倍,你卻說要保持較大的外儲。

  林毅夫:約束條件已經生變,當時國際貨幣體系並未爆發金融危機,幾個主要貨幣儲備國也未動用貨幣寬鬆政策,風險也沒現在這麼大。

  保持較大規模的外儲,並非是建議政府刻意為之,而是順應比較優勢,順勢而為即可。

  《財經》:中國持續發展需要繞開的第二個陷阱是什麼?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從廣義考慮,「廣積糧」還應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價格改革、城鄉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國的經濟體質和競爭力。剛才已經談到,債券市場規模過小,應加速發展,為地方發展助力。

  《財經》:既然預算法沒有給地方債券打開缺口,如果地方政府選錯了產業,就不會錯得太離譜。如果地方政府有了舉債權,會不會產生集中力量辦壞事的風險?周小川行長在近期也提出了賦予地方發債權的主張,這是出於怎樣的考量?

  林毅夫:地方政府距離經濟活動、比較優勢產業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長期以來,事權與財權並不匹配。「四萬億」投資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普遍採用了地方融資平台作為載體,通過期限錯配的方式籌集資金,進一步反映出事權與財權不匹配的扭曲。

  因此,賦予地方政府發債權,合情合理。問題是,在授予地方政府發債權的同時,也需要賦予地方人大切實的預算管理權力。

  《財經》:如此一來,不僅地方政府與人大的橫向關係發生了質變,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係也將質變。

  林毅夫:這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這項改革未落實到位前,地方發債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認可和規範。

  《財經》:第三個陷阱又埋在哪裡?

  林毅夫:這個陷阱是良好的願望與實際條件的差異,就是結構主義旗下的趕超陷阱,直到今天,這一思路仍有著非常大的市場,政府也好,學者也罷,經常強調「搶佔制高點」。這些願望經常會成空,付出不少代價。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這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

  林毅夫:我給你舉個例子。前蘇聯在航天產業上一直不落後於美國。在外太空的競爭可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的競爭,而是一系列產業的競爭,包括化學工業、材料工業、電信工業等等。

  《財經》:以前蘇聯體量之大、自然資源之豐富,當然有可能與美國在最尖端的產業上競爭。

  林毅夫:問題就在這裡。前蘇聯決定跟與美國在航天工業上競爭時,前蘇聯作為中等收入國家,這些產業不是它的比較優勢,意味著與航天有關的一系列產業都需要補貼。由於資源都被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搶走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匱乏,其發展自然不可持續。

  《財經》:這是前蘇聯和俄羅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嗎?

  林毅夫:是主要原因。

  《財經》:然而,這些產業不該發展嗎?

  林毅夫:當然,有些產業是國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發展。除此之外,經濟發展仍然應該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資本豐富程度,要提高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總體水平的前提是提高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資本來自於剩餘的積累,按 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創造最大的剩餘,投資的回報率也會最高。

  因此,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會最快,等要素稟賦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也就會在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也同樣具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市場上不靠保護補貼就可以直接和它們競爭。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拔苗助長的願望是好的,但最後總是欲速不達,而根據比較優勢按部就班發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續。 《財經》雜誌

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

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個必然趨勢

縱觀中國今年上半年宏觀數據,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二季度增長7.6%,增速3年 來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8398.4億美元,同比增長8%。其中出口9543.8億美元,增長9.2%;進口8854.6億美元, 增長6.7%;貿易順差689.2億美元,擴大56.4%。

記者: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開始顯現,投資、消費、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在此宏觀經濟的格局下,您認為今後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經濟是否存在「硬著陸」的風險?
韋森:我素來不怎麼用「硬著陸」、「軟著陸」這種帶有情感的隱喻性詞彙,總覺得這種說法的背後的潛台詞是假定一國的宏觀經濟像架大飛機,總有一個航 班「駕駛員」和「機長」似的政府操控和調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東方早報》記者曾給我做了一個訪談,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的訪談中,我就指出, 中國經濟逐漸下行,將是一種自然趨勢,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必然趨勢。這個觀點隨後也影響到了較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包括國外的一些經濟觀察家。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年的黃金增長時期。經過 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逐漸下行,應該認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財經媒體樂觀地表示,中國經濟將在7月份「見底回升」。我覺得這種 觀點只是看到了經濟的表面現象。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長期趨勢看,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速的逐漸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下行將是一個必然和自然趨勢,可以從三個層面講。其一是表層的,即人們所常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均舉步維艱;其二才是根 本的,即各類企業的資本邊際回報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三則是從歷史的觀察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看來已過巔峰期,慢慢進入了長期增速下行的 趨勢中。

記者: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都面臨著不小的挑戰。中國企業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賓、印尼、巴西、越南等 國家,而較多外資企業也紛紛外遷他國。加之西方國家經濟低迷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您具體怎樣解讀投資、消費、出口三方面的形勢?

韋森:整體而言,大規模的投資和出口快速增長的確在此之前 很長一段時間里拉動著中國經濟增長。現在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基本格局是,大規模投資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外貿出口也已差不多達到頂峰。在國民收入三部分中, 政府財政收入在過去近20年裡高速增長、企業利潤開始增長也比較快(但最近幾年開始有些下降),但勞動收入部分佔GDP的份額過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這種 情況下,消費也很難啟動。這是當下中國經濟的整體格局。

具體說來,在過去近10年中,投資佔中國GDP比重連續超過40%,世界上其他國家尚無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在前幾年時間由各級和各 地政府所啟動和推動的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的高峰期即將過去,而民間投資也在逐漸減少。如今的 「鐵、公、基」等興建投資項目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負債和企業負債。在外貿出口方面,2011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同比增長20.3%,應該說仍然是相當高的速率,但全年對GDP的貢獻卻為-5.8%。目前看來,歐美、日本經濟要從目前的蕭條中走出來,可能復甦需5~10年甚至更長時間。 由此判斷,我們的外貿出口基本上已臻頂峰,即不會再怎麼增長了,至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快速增長了。在此情況下,外貿淨出口對GDP的貢獻將會是負的,且今 年中國外貿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值為負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內需消費保增長目前看來也較為困難。多年來,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呈下滑趨勢,特別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顯。稅收的增加、企業 利潤的下滑,尤其是民營和中小企業的關停,將會導致中國普通百姓收入的繼續下滑。近些年來,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來就增長 不多,而這些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或到國外去消費去了。在這樣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過增加消費、啟動內需而推動未來的經濟增長?

在目前的經濟社會格局中,即使我們政府的基本國策有一個大轉變,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這首先和必定要減少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 入,舍其似無他法),似乎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增速緩步下行的趨勢。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正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國大規 模投資的熱潮正在過去,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在下降,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降,中國經濟和社會正在轉型。目前,中國家庭消費只佔GDP比重的 34%左右,最終消費也僅為GDP比重的47%。中國經濟正處在投資拉動型與消費驅動型的轉折點上。從主要靠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本身正說明了中國 經濟的下行將是一種自然和必然趨勢。換句話說,靠消費拉動經濟,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期正在過去。如果意識不到這一經濟發展的自然法則,在人為啟動一 輪大規模的投資,就會像一個老長跑運動員靠服大量興奮劑來維持自己過去的速度一樣,那會大傷身體的,甚至會導致沒跑到終點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經濟衰 退。一會我還會從理論上再回頭細談這一點。

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意味經濟增速進入下行軌道
 
凱恩斯在其《貨幣論》中曾指出,「經濟週期最好應被當作系 由資本的邊際效率的週期性變動所造成;隨著這種變動而到來的經濟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變量,會使經濟週期的情況而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凱恩斯本人認為, 一個國家的繁榮和興衰,與企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緊密相關。倘若企業都能夠盈利,國家就進入繁榮期;而當全部企業利潤下降,資本的邊際收益率為負時,這個國 家的經濟也已淪入衰退期。

記者:您在最近的重讀哈耶克與凱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凱恩斯曾提出「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是經濟進入衰退期的徵兆」這一重要發現,您這樣看待這個觀點?

韋森:在1931年出版的《貨幣論》第二卷第30章,凱恩斯強調說:「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 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之前,他還深刻地指出:「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 上奔馳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凱恩斯的一個偉大發現。在今天當今中國的格局中,重讀思凱恩斯的這一提醒,更感有現實意義。
在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時期,幾乎中國所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潤率都有一個快速上升時期,大家都在賺 錢,還有很多人賺了大錢,這正是發生在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時期。現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數據都表明,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用凱恩斯經濟學話來 說,當今中國經濟「資本的邊際效率」正在下滑。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動力不足最根本的風向標。吳敬璉教授今年早些時候曾提出一個觀點:「各行各業賺大錢的 時期一去不復返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記者: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您曾表示中國經濟下行將是歷史觀察中的必然結果,那麼您認為我們會複製日本經濟當年的走勢嗎?

韋森:人類進入近現代社會以來,每一個國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長的時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趕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縱觀歷史,英 國真正崛起是在19世紀30~40年代發生工業革命時期,有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直到1873年,就來了一個大衰退。德國在1871統一後,也經歷一個 2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開始,到1973年出現石油危機後就結束了。隨後,日本經濟從 1975年開始恢復,在1975~1985年的十年時間中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穩定增長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來的20世紀50~60年代的 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現在都沒有走出來。
中國經濟可以說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開始騰飛,至今也正好經歷了20年了。2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10%上下。把中國經 濟放在當代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現今所面臨的狀況,很像日本在1973年時面臨的情景。對比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們會發現很多相 似之處: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實體部分的投資所推動的增長,尤其是在製造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也主要依靠外貿出口來快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正處於 實體部門、重化工部門、製造業部門尤其是與外貿出口有關的製造業高速增長的末期,這與日本經濟當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國經濟與當年的日本,也有許多差別。最大的差別在 於國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變動上。在過去的差不多20年,中國的GDP與政府財政收入飛速增長,企業利潤和資本的回報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財富迅速崛 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例卻一直在下降,導致了「國富民窮」的現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財富佔有上差別均迅速拉大。這就與當年的日本截然不同。 按照台灣清華大學經濟史學家賴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率幾戶與GDP增長速率同步,在「國強」時,「民富」了,並 且社會收入分配差別一直不是太大。我們現在則完全不同,國富了,卻民不怎麼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現在看來,目前中國的經濟成長階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當時,日本的經濟經過近20年的高速增長,已經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後經過 之後有十七八年「穩定增長時期」,到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而進入蕭條期時,人均收入已快到2.5萬美元了,比當時美國人均GDP還高1658美元。 目前,我們人均收入目前僅為5000美元,如果中國經濟還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長一段時間,那對未來中國而言,可能是很不錯甚至最好的選擇了。但是, 如果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呈現下行時,如果政府決策層再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而期望靠高投資率而強行維持8%以上的增長,可能在中國的人均GDP還沒有大致 10,000元就出現大的經濟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們所常說和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們應該儘量避免這種狀況。

基於上述判斷,我最近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和這篇訪談中,呼籲要對中國經濟漸進下行要有「思想準備」和「合理預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決 策層和企業家乃至普通投資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經濟運行自然法則和這一大趨勢的決策和對策。否則,如果再逆經濟運行的內在法則而靠大規模地釋放銀行貸款來 強行維持短期高速增長,再來一波大規模的投資,很可能在未來會把經濟推向突然崩潰和大蕭條,這也是我最近讀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 二三十年代有關經濟週期發生原因的早期的經濟學著作所悟出來的一點。當然,我們不能盡信純經濟學理論。然而,正是依照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反觀當今 中國經濟的現實格局,我才有這樣一個判斷。當然,經濟學人任何預期未來都是危險的。但是,沒有危機意識,盲目擴張,盲目投資,可能危險更大。因為,反觀 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之前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有思想準備和預警,各國經濟才會摔得如此 慘烈。有預警,有思想準備,可能更有益於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

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銀行負債到了危險邊緣

據證券機構對中國上市銀行2011年年報與今年一季報統計分析顯示,2011年中 國上市銀行表現出不良貸款餘額的雙降,且從環比統計數據看,2011年末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比三季度末有了明顯的上升。中國銀監會最近的數據也顯示, 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億元人民幣,連續兩季度出現反彈,不良貸款率達0.9%。

近期,央行兩次降低基準利率,同時擴大利率浮動區間。銀行業競爭加劇、利差收窄,進而影響到今年銀行業的利潤。有觀點認為,倘若經濟下半年不能見底,明年銀行業壞賬將大幅增加、淨資產將嚴重縮水。

記者:目前中國的投資主要依靠「鐵、公、基」等投資項目,而其背後是大量的銀行貸款,您怎樣看銀行的負債與壞賬問題?

韋森: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術語來說,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過度投資」問題,而是大量「錯誤投資」和「不當投資」問題。 多年來,中國的投資更多體現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擴張,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在發改委的產業政策的鼓勵、引導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產業和產品上的盲 目擴張。這就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繁榮時期投資大都是自由企業根據自己的利潤預期而自行決策的擴張有著本質的區別。正是因為這一點,中國經濟若出問題,可能比 西方國家幾次衰退時期所出的問題更大,「摔」得更嚴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及其對今天的啟示」的專欄文章中指出,當經濟處於擴張時期,如果央行人為壓低利率,將導致資本向投資資本品生 產部門的擴張。擴張之後,將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們的實際儲蓄和消費偏好不匹配,反而證明了人為壓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資是錯誤投資或不當投資。倘若錯誤的 投資不能及時收回,待銀行貸款還款期限來臨時,經濟大蕭條就來了。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訴世人的。是否在21世紀這一理論仍然 適用?至少我觀察可能非常適用目前中國的經濟格局。
這幾年,為了應付這次世界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中國的投資尤其是鐵、公、基 建設投資是多麼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資,都是靠銀行貸款來支持、來啟動的。當然,這其中有中國外貿出口高速增長所導致的外匯儲備增加以及資本賬戶外資流入所 導致的央行基礎貨幣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國人儲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應該還是基礎設施投資的黃金時代的末期。但是,過去數年, 中國所啟動的基建規模實在是太大了,中國的銀行貸款增量實在是大的驚人。我初步計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這三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就超過 了30萬億元,與2010年近40萬億GDP相比,比率為0.75,即這三年間每塊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貸款在背後。

目前中國的銀行壞賬率從賬面上看還不高,僅為1%。但更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國貸款餘額超過了58萬億,而去年的GDP為 47.9萬億。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後積累有1.28元的貸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資項目和企業投資項目不盈利或虧損,而銀行貸款到期了,不能償還,巨 量的壞賬最後會擁積到銀行,後果將不堪設想。

大量錯誤投資或將經濟推向大蕭條

前段時間,中國大量項目屢屢獲批,使得發改委備受關注,加之其對「新四萬億」以及「四萬億2.0版本」等說法的否定,更成為社會的焦點。雖然來自國家發改委和地方發改部門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國家不會重複2008年時大規模的投資計劃。
正值此時,總投資超過1300億元的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與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卻逆市上馬,也因此備受業界關注。不可否認,2011年中國鋼鐵 行業的利潤率僅為2.4%,今年1~4月,其利潤率進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中鋼協方面表示,目前中國鋼鐵業已超過年產9 億噸的產量和不足7億噸的消費出口過剩巨大,2012年起中國鋼鐵行業將進入全面的過剩階段。

 記者:前段時間發改委審批通過了廣東湛江鋼鐵基地等項目,對於這些項目的投資,您怎樣看?

韋森:這幾年,中國大規模地投資興建了「鐵、公、基」項目,是中國經濟能維持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資高峰在未來幾年時間 裡即將過去,之後將留給地方政府巨大的債務。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資也必須在靠銀行貸款來啟動和完成。最近全國人大預算法修訂時關掉了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可 能渠道,這無疑又將會把地方政府逼向通過銀行貸款來維持本地經濟增長的窄門。地方政府靠銀行貸款來建基礎設施、開發區和發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猶如一 個「抽鴉片的癮君子」,越抽越上癮,長期難以為繼。
各地大規模的投資必將帶來沉重的債務,而這些負債主要依靠地方融資平台和銀行貸款來承載。隨著土地出讓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將借新債還舊債,再發新 債來謀發展。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擔心十幾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負債只是銀行負債的一部分,企業的銀行貸款負債更是一個大問題。到 201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餘額已經高達58.2萬億,其中全國房貸只佔2.2萬億,而汽車和消費信貸應該在中國銀行貸款中還只佔很小一部分。這樣 算下來,可能超過55萬億元都是政府和企業貸款,其中光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就高達21.8萬億元。目前,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有 大量企業不賺錢,甚至開始虧損。最近暴露出來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負債300多億,以及無錫的尚德集團巨額負債,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當下中國,有 多少這樣負債纍纍、資不抵債的企業?倘若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虧損了,大家紛紛擯棄實業了,此時僅依靠政府投資來強行來保8 和維繫高增長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過幾年後還不會不出大問題?

由此來看,地方政府、企業以及一些開發商的不當投資和錯誤投資——如鄂爾多斯的「鬼城項目」,正在給中國經濟買下巨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決策 層認識不到這種錯誤的投資的潛在風險和危險,仍然想靠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投資來維持短期的高經濟增長速度,這種逆著經濟運行自然法則而行的宏觀刺激政策, 必將在未來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記者:錯誤的投資將導致過剩產能的進一步過剩,您怎麼看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問題?
韋森: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我們上面所講的從拉動GDP增長的三架馬車皆存隱患、利潤率下降以及從歷史維度三個方面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緩慢下行的通道,只是從表層上來分析,而深層次的問題,或者說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各行各業目前均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從當代世界經濟史的視角來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在一個極其難得和獨特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的歷史機遇中發生的。中 國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貿易體系,正趕上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天技術、核能技術,乃至計算機網絡技術所構成的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一波大的經濟增長的末班車。要注意到,我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最近所熱銷的所說傑裡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熱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有所區別,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發生的以原 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 息控制技術革命。

 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走出來,有著豐 富的勞動力資源,且中國勞動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勝任現代製造業的生產和裝配,且勞動力成本極其低廉。雖然確保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制度還有很大問題,但 有開放態度的政府來保持外資在中國的運營和合約實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資優惠條件和基礎設施的支持,使西方較多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中國,導致中 國製造業在過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發展。在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中,中國的製造業迅速崛起了,中國汽車產量已經世界第一,鋼鐵產量是美國、日本、俄 羅斯和印度四個國家總和,水泥、煤炭產量也幾乎達到全球產量的一半。還有家電產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經過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在目前中國的所有 產業中,幾乎沒有一個產業不產能過剩。

另一個在近幾年正在發生的事實卻往往被我們的決策層和人們所忽略掉了,在中國所有產業都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正在下降。政 府稅收在猛增,人民幣已大幅升值,加上勞動力成本也上升,結果導致許多之前中國出口產品製造業企業的競爭優勢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西方 國家,你會發現一個悄然的但確是很重要的變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商場和超市中,中國製造的產品正在開始減少,而來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賓、印尼、泰 國、墨西哥、秘魯等拉美國家的產品正在悄悄地增多。這意味著什麼?人民幣不斷升值、國內企業稅負較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經物流運輸成本較高等因素,已 導致中國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了。

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是好心辦壞事

「十二五」期間,中國工信部把實施工業信息業轉型作為總體目標,對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商務、電子服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進行了重點扶持,並將鼓勵三網融合、物聯網等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同時繼續支持對家電回收等節能減排項目推廣。可以說對於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空前。

記者:對於國家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與扶持,您持怎樣的觀點?

韋森:近幾年發改委為振興新興產業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許多新的政策舉措,甚至給予一些資金支持,其主導思想和願望無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要看到,這些政策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幫助了企業,有些反而是害了企業。
假設發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業發展太陽能產業,啟動資金給了500萬元,並給予企業補貼、免稅等政策。這種做法表面看似在幫助企業,但有可能是 害了企業。因為,企業要為新型產業的產品形成規模生產,可能會從銀行貸款幾億元,或通過IPO從資本市場募集幾十億原來盲目建新廠,增加生產能力。但是, 當產品出來了,發現「不經濟」,價格和應用不能為國內外市場所接受,或一些新產品不能與現有能源行業的產品競爭,結果是生產出的產品賣不出去,而卻背上了 巨額銀行負債,憑臨倒閉和被清算的命運。上面我們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賽維LDK公司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無錫尚德集團也是例子。現在全國有多少這樣在國 家扶植新產業政策下錯誤投資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像這樣的企業,像這樣的投資,你說發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是幫助了企業,還是害了企業?這不是通過堂而皇 之的鼓勵新產業發展的政策把企業推向了火坑?最後是害了一些企業家?

 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主張中國政府不應該鼓勵新興產業的 發展,更不是主張科技研發和技術創新上不加大資本投入。我這裡是說,在我們強勢政府主導的經濟運作體制下,發改委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才有了 這個結果。新科技的研發和創新,應該是企業和市場的事。除了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研究院這類科研機構確實需要國家財政支持外,企業的研發,是企業在市場乃 至在國際上競爭中自己的事情,即使一些新興產業發展和創辦,也應當是各種創投和風投公司的事。在任何體制下,如何政府掌控大量財力和資源,進行新興產業的 直接投資,都會效率不如企業和市場,也往往會產生大量腐敗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和根源。

目前許多中小企業面臨著關門甚至倒閉的風險,很大程度上與我們這種體制下掌握著巨大國家財政資金的「振興幾大產業」的經濟刺激計劃有直接的關係。一 些民營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現在,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集團,也是負債纍纍,只是它們大到綁架了地方政府,綁架了商業 銀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讓他們倒閉而已。聽說近期「三一重工」已經開始大規模裁員,意味著整個行業不景氣,這對經濟整體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徵兆。但是,我到 反過來覺得三一重工的管理層就非常明智,認識到經濟的冬天可能要來了,先穿上了棉衣保護自己,這才是正確和理性的選擇。
概言之,中國各行各業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一些企業利潤率開始為負,最後都會在銀行貸款壞賬上反映出來,也會在中國的股市上反映出來。時間一到, 一系列潛在問題都會浮出水面。因此,我最近一直呼籲,不要僅僅注意到政府的負債問題,也要關注企業負債問題,而且後者可能在未來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 險。

中國經濟緩慢下行是自然趨勢

受失業率高企、房地產市場低迷、技術創新短期難有重大突破與新經濟增長點不明朗等 因素的影響,在 2012年的盛夏之時,美國經濟仍可謂復甦步履維艱。世界另一邊,自去年9月以來,歐元區綜合行業採購經理人指數(composite PMI)一直處於枯榮線(50)以下,目前歐元區製造業和服務業仍處在萎縮區間。同時,歐債危機已從希臘等外圍國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並呈 現出向金融核心部門蔓延趨勢。歐元區部分金融機構瀕臨倒閉。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衰退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似乎也難獨善其身。從近期宏觀數據中可以 看出,上半年國內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底部何時才能夠出現,已然成為大家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下滑是否會較快見底?未來十年中國是否還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韋森:我已經說了,我不大願意用「硬著陸」、「軟著陸」、「見底」樣的詞彙,而是認為,中國經濟逐漸下行,現在看來是個自然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很 大,還處於高速增長的末期,經濟增速下行,總還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許會繼續下行。倘若沒有經濟大的危 機出現,我們或許會像日本經濟1975年之後的情況,進入一個穩定增長的時期。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了。連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來中國,所帶來 的《2030年的中國》的發展報告,也是這樣來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走勢的,儘管他們還是比較樂觀,比較看好中國經濟。
 
對我們來說,現在所最擔心的並不是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緩慢和 漸進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銀行體系突然失靈而出現的大蕭條。縱觀自1929~1933年大蕭條和2006~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最近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 退,起先都不是實體部門出問題,而首先是金融和銀行系統先出問題,然後再傳導到實體部門。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後是銀行倒閉、失業率攀升,逐漸過渡到實 體部門,最後到實體部門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形成了大蕭條。我們真不希望未來這樣的危機未來在中國重演。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應該讓人們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速將逐 漸下行的風險和可能帶來的問題,採取理性的和合宜的應對,而不是再逆這一大趨勢而盲目擴張,再指望靠新一輪大規模投資來維繫短期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一句 話,我們的政府決策層、經濟學家、企業家、財經媒體如果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順應經濟運行的自然的和內在的法則而行事,像三一重工那樣採取合宜的應對,該擴 張的繼續擴張,該收縮的及時收縮,這或許對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會更好。

「總量減稅」將是目前中國經濟格局下最合宜的宏觀政策

對於「宏觀調控將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韋森曾做過這樣的解釋——倘若把市場反應與企業反應都留給市場與留給企業,讓他們自行解決,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也許不見得「衰」得很厲害,或許不會導致目前這種尷尬的局面。
記者:您曾經提出「宏觀調控損害中國經濟」的觀點,而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需要怎樣的調控手段?

韋森:我之前曾提出,貨幣政策在中國開始無效了。現在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同意我這一 判斷。自2009年開始,我們的經濟恢復與增長,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推動的。按照央行的數據, 2009年為9.7萬億,2010年為7.5萬億,去年又是7.8萬億。但我自己得到的數據是,實際貸款量遠高於這個數據,過去3年中國的貸款總量實際上 超過30萬億。中國決策層每次應對經濟下滑,都主要依靠貨幣政策,靠釋放銀行貸款,這次看來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貸款有時是無效率的,貨幣政策在一定情 況下也往往是無效的。
現在幾乎所有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都在下降,企業已不再盈利,這種情況下再放鬆貨幣供給,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業沒有訂單,利息再低,他們也不 願意貸款;另一方面,如果銀行看到企業不賺錢了,也會出於自己的利益計算和風險考量而惜貸。更為嚴重的是,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纍纍,亟需貸款,是一 個個再貸多少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閉和清算的企業,越緊缺資金,越要貸款。在此情況下,放鬆信貸,尤其是降息,是再錯不過的宏觀政策了!因 為,這樣會把資金再錯配到地方政府和頻臨清算的企業的貸款需求的無底洞中去了。這只會給未來中國經濟埋下更大隱患,把中國推向一次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 一樣的大蕭條。
因此,在目前的宏觀形勢下,政府決策層要真正想尋求合宜的宏觀政策,要啟動內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觀政策,可能已經不是貨幣政策了,而是財政政策,即總量減稅了。只有總量減稅,企業稅負降低了,在國際上恢復競爭力了,訂單多了起來,中國經濟才有望繼續前行。
 
目前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和國際競爭力都在下降,關鍵是企業的 稅負太重。政府減稅了,成本降低了,企業有競爭力了,有盈利預期了,企業才會貸款,才會增加投資。再說,大家都知道,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拉弗曲線」,它 表明政府徵稅,有一個合理的極限:在稅率很低的情況下,提高稅率,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稅率再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減少了。因 為,到了這個極限時,企業的經營成本將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使得稅基減小,一些企業開始關門,甚至倒閉,這樣一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開始減少了。 在我們漢語中,有兩個成語,叫「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為什麼今年上半年政府財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企業利潤下降 了,經濟活動趨冷了,一些企業開始不生產了,政府的稅收自然會減少;另一方面,中國的通貨膨脹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稅收也減少了。前一個因素也恰恰說明,中 國政府的稅收從整體上已在理論上接近「拉弗曲線」的拐點了。

因而,在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的今天,我們需要減稅富民,即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尤其是要對民營中小企業減稅,對外貿出口企業減負,我們的 企業才有國際競爭力,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啟動內需,推動未來中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必須改 變依靠政府花錢、依靠政府公共設施投資和大型國企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和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才不會在未來出大問題。
當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級政府稅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各級和各地財政稅收部門完成計劃指標和上級指標的壓力 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財政支出尤其是醫保和社保方面的財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財政支出缺口還很大,還很多人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減稅幾 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經濟出現困難時,不管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多大,首先考慮的不是政府花錢,而是要救企業,給企業減稅負,使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恢復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可能沒有減稅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說,只有減稅,等企業活了起來,經營好了起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才能增加。這會導致一個良性循環。反過來 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業凋零的情況下進一步橫徵暴斂,進一步打擊工商業,才導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會動亂,最後導致 王朝的滅亡。這種政府稅收和工商業凋零之間的惡性循環,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警醒與反思?

扭曲貨幣政策導致國普放高利貸

深圳銀監局4月發佈《深圳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指引》,提出對小微 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放寬至5%的指導性標準,並首次明確差異化監管指標。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無疑是「繼溫州金融改革之後,又一金融改革的標誌 性突破」。盤點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創新內容,內容包括將與香港試點開展雙向跨境貸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擴大代辦股權轉讓試點和創新債券市場發展 等。縱觀前些時候從溫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與創新試點之路,一方面將促進銀行經營模式轉型,進而改變銀行信貸規模無度擴張的現狀;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 融資,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匹配與協調。搭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多樣化的投融資渠道,努力讓民間資本陽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為核心的問題。

記者:您怎樣看前一段時間溫州和鄂爾多斯等地區普放高利貸的現象?
韋森:你認為目前溫州缺錢嗎?在中國,錢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溫州,據說溫州的存款餘額就高達8000多億元。那為什麼還會出現放高利貸?這是決策層的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結果。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利息率調控貨幣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會降低;而準備金,則調節著貨幣供給,準備金提高,貨幣供給就會減少。前段時間, 中國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5%,貸款基準利率為6.5%,準備金率則為21.5%。而實際貸款利率,應為社會的通貨膨脹率加企業的邊際利潤率,或 言「自然利率」,這樣才能構成正常有效的實際貸款利率。
假如通貨膨脹率為3%,平均資本收益率為5%,此時貸款利率應制定在8%才較為合理。而去年通貨膨脹率為5%上下,企業邊際利率在5%~6%,其貸 款利率應超過10%才為合理。而前一段時間,央行所定的貸款基準利率才為6.5%。這就導致貨幣供給和需求嚴重的不均衡。貨幣供給奇緊,貨幣需求特旺,那 還不會在全國出現普放高利貸?正是基於這一推理,去年我FT中文網上發表一篇「市場的邏輯與政制的張力」的長文中才指出,溫州、鄂爾多斯乃至全國普放高利 貸,一些企業家「跑路」甚至「跳樓」,是決策層的這種極其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惡果。
現在,中國的貨幣供給整體上來看依然偏緊。在此情況下,央行似乎又採取了違反市場 邏輯的貨幣政策。貨幣偏緊,為什麼不再降法定準備金反而降息?且在一個月內兩次降息,這不是使貨幣市場供給與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說,降了法定準備金,供給 增加了,才會真正降低市場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準利率,幾大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說明了這一道理?不正好說明逆市場運行的邏輯的 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現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樣做決策的,為什麼在這種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這是為房地產開發商考慮?還是為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的負債 負擔考慮的?

銀行貸款急劇膨脹導致通貨膨脹

7月12日,央行發佈了2012年上半年中國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報告顯示,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為92.50萬億元,同比增長 13.6%,比上月末高出0.4個百分點,與上年末持平;狹義貨幣(M1)餘額為28.75萬億元,同比增長4.7%,比上月末高1.2個百分點,比上年 末低3.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4.9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上半年淨回籠現金1465億元。
記者: 通過數據我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量並不算大,而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卻居高不下,您怎樣看這樣的現象?

韋森:要真正認識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一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了。去年出現了一波CPI快速上漲,許多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乃至社會各 界,都在罵央行,說通脹是央行超發貨幣的必然結果。應該說這一普遍觀點是錯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數據和公報,就會發現,近三年來,央行並沒有真正 超發貨幣多少。從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這整3年期間,中國經濟體內的M0從3.42萬億增加到5.1萬億元,才增加了1.7萬億元不到。這 就是人們所通常所說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鈔票。除此之外,就我所查到的資料看,儘管2009年廣義貨幣M0遽增了13.1萬億,增幅高達27.7%,但是央行 向市場淨投放資金很少多少,全年淨投放才2130億元,實在是少得驚人!2011年,儘管從表面上上來看上半年繼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資金 淨投放也只有8895億元。2011年,儘管央行給人們的印象是貨幣政策步步從緊,曾連續6次上調準備金,但實際上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還真不少,全年 高達1.9萬億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這三年時間裡,央行向市場的資金淨投放總共才差不多正好3萬億元。如果再加上1.7萬億發出的 現鈔,總共才4.7萬億元。這應該是這3年央行全部增發的「貨幣」數量。但是,這3年期間,中國的廣義貨幣從47.5萬億增加到85.2萬億,淨增了 37.7萬億元。這之間33萬億元的廣義貨幣差額是怎麼多出來的?

 一問這樣的問題,可能大多數學過一些經濟學和貨幣銀行學的 人,馬上就會不假思索地說:這好理解,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和增發的鈔票並不多,但貨幣的流通速度在加快,貨幣乘數在加大,故央行印出的鈔票和資金淨投放不 大,但廣義貨幣增加了。錯!完全錯了!幾乎所有的研究數據都表明,最近幾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狹義貨幣的流通速度都在下降,貨幣乘數在減小。那麼,這麼巨 額數量的廣義貨幣(淨增33萬億元)是如何創生出來的?
要理解這一點,單靠貨幣外生供給的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已完全不能給予解釋了,而只能用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Post- Keynesianism)的「內生貨幣」理論,才能給予解釋。要真正理解和接受信用貨幣尤其是「電子貨幣」時代的貨幣內生理論,並不是容易。有興趣的讀 者可以到,《華爾街日報》我的「經濟學如詩」的專欄文章中去讀一下我的「和田玉的故事」上、下篇。在那兩篇專欄文章中,我用一個假想的例子說明了這樣一條 凱恩斯經濟學(且注意,我說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二者有很大差別)的通俗道理: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中,貨幣的增加並不是央行主動在發貨幣,而主要 是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存款數字積累在銀行中,就主要構成了廣義貨幣。從這個角度理解M2,我們就會發現,目前在中國經濟體中92.50萬億元的廣義貨幣, 說到底只不過是由所有個人、家庭、企業、機構和政府等在所有銀行存款數字所構成而已。

理解了凱恩斯和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就會認識到,控制不了商業銀行貸款,在經濟擴張時期,一個人或商家的貸款就會變成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 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廣義貨幣。從這一視角,我在去年發表的十幾篇關於中國宏觀經濟動態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過去幾年,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 國廣義貨幣的快速增加,並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發貨幣,而是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的結果,而外匯佔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已經變成一個次要的因素了。根 據這一認識,可以用一點稍微專業點的術語來說:過去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資本資產頭寸增加的結果,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收入和利 潤,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財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的貢獻因素。

房地產交易創生大量廣義貨幣

據統計,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揚,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的貸款表現出快速的上升趨勢。

記者:商業銀行貸款急劇膨脹能理解為主要是由房地產所帶動的嗎?

韋森:近幾年房價的快速上漲,房地產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購房貸款 的快速增加,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廣義貨幣被創生出來,由此我悟出了一個新觀點:過去十幾年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房地產是中國廣義貨幣的創生機器。
具體說來,前些年房價瘋狂上漲,購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過晝夜排隊貸款購房,旺盛的需求推動著房價的不斷上漲,進而激勵著房產商持續不斷地開建新 樓盤。在此過程中,多數購房者需要通過銀行貸款預交首付,而隨著房價的上漲,其首付會越來越高,也為房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房產商將這部分貸款轉存銀行, 到了他們的銀行存款賬戶中,就在央行的統計數據庫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另一方面,地產商在獲得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銀行貸款。據統 計,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6%。通過銀行貸款,地產商獲取資金,轉給政府進而獲得土地,政府又將這部分貸款存入銀行,又轉而投入其他更大的開發項 目,最後又變成了一些開發商的銀行的存款,最後政府的投資,又變成了一些開放商和建築商的存款,最後又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彙集而成「廣義貨幣」存量。
這樣一來,在過去幾年中國房地產的繁榮時期中,在房價快速上漲的熱潮中,銀行對購房者的巨額貸款變成了開發商的存款,銀行對開發商的貸款又變成政府 的存款,政府從銀行貸款的投資又變成了其他開發商的銀行存款,最後彙集到所有商業銀行的存款數字中,被央行統計下來,就成了廣義貨幣。再說一遍,廣義貨幣 M2,說來不是鈔票,它實際上絕大部分由有存款所構成,因而實質上僅僅記錄了市場交易的結果,僅僅是一些數字而已。由此我們也可以預期到,如果央行現在放 開乃至鼓勵銀行信貸,如果全國的房價、低價再來一輪快速上漲,也必然伴隨的一個結果是,廣義貨幣又會快速增加。如果今年銀行貸款超過10萬億,中國的廣義 貨幣會輕鬆地超過100萬億元。這個天文數字的貨幣,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對老百姓的生活意味著什麼?我們的總理、我們的央行行長,我們的政府決 策層想過沒有?中國經濟這樣下去,將奔向何方?誰來回答這個問題?等房價、資產價格、古玩市場等價格破滅了,誰又來收拾局面?

房地產調控核心是管理預期

去年至今,中國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購令、房產稅等方式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揚。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商品房價格上漲 23.2%,2010年上漲7.5%,去年上漲6.9%。而近期,國土資源部就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嚴格房地產用地管理鞏固 房地產市場調控成果的緊急通知》進行部署,要求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不放鬆,堅決防止房價反彈。

記者:對於目前房地產市場的「限購」措施,您怎樣看?您認為房地產調控將何去何從?

韋森: 中國的房價已經高得十分離譜,已無法與我們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隨著勞動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增加,房價必然也會有下跌的時候。
目前,中國的股市不景氣,銀行存款利率跑不過通貨膨脹率,由此嚴重阻礙甚至堵塞了中國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渠道。中產階級沒有有效的投資渠道,多數 家庭資產又很難且不大願意將有限的資產轉移到海外,故一看到房價有抬頭,覺得房地產有投資機會了,就會紛紛轉頭湧入樓市,進而造成房價上升,進一步吹大房 價的泡沫。

記者:您認為目前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的手段合適嗎?

韋森: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預期」。對於房地產,在一定時候確實需要政府「管理預期」,不 能大家都相信今後房價仍會繼續上漲,無限的上漲。倘若大家預期房價會上漲,紛紛搶購住房投資或把資產保值,房地產泡沫就會越來越大。

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堅持市場需要自行運作, 不能由政府來時時調控物價。政府的最大責任,不是限購令,不是行政手段控制房價,而是需要讓大家知道,中國的房價相對於普通居民收入,已經是很高了。在金 融市場中,人們長警告說:「股市有風險,投資須謹慎」。現在要讓中國老百姓明白:「房市有風險,投資也須謹慎」。且房地產一旦投進去,當泡沫破裂時,想像 股市那樣盡快「斬倉出來」,可不是那樣容易!等到大家都要買房套現時,你是很難「斬倉」出來的。

在房地產方面,我沒多少研究,不敢亂說。但是,我看到的資料是,中國人的自有住房率已經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了,中國的房價,也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 了。如果從一胎化政策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走勢,我覺得中國的房價似乎是不能再上升了。現在人人有房,家家有房,甚至不少家庭 有數套房。且奶奶爺爺有房,外公外婆有房,爸爸媽媽有房,岳父岳母有房,且老人家們又幫助我和太太買了房,我也貸款給兒子或女兒先買了房。但是大家現在大 都就一個兒子,或一個女兒,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過世了,等爸爸媽媽老了,岳父岳母老了,我們將留給兒子兒媳幾套房?到那時候,中國的房子將空閒多少?誰來住?租給誰?那還有不跌的時候?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Fred E. Foldvary,中文可以把他的名字翻譯成「弗雷德•福德懷雷」吧!這福德懷雷老兄,可真是一個奇人!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第 二版),書名就叫《2008年的大蕭條》。給他聊天之後,我馬上從他的個人主頁上擋下來了這本小冊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發現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 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預測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衰退的著作。這位長期研究商業週期現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警告世人,現 代社會的大蕭條,起因都是房地產泡沫。福德懷雷把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與Henry George等經濟學家的土地價值理論結合起來,驚人地發現,自1818年以來美國差不多200年的歷史中,每次經濟衰退(recession),尤其是 大蕭條(depression),都是與房地產的「實週期」有關,且都是在低價、房屋建設和房價的最高峰後一兩年之後發生的,200多年來,幾乎沒有例 外。與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經濟學家一樣,福德懷雷也發現,在過去200多年間裡,美國房地產的實週期大約是18年,之後一兩年肯定跟著一個大的經濟衰退。根據 1990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由房地產「實週期」引發的一場小的經濟衰退,他在1996年就預測大約在2008年美國會有一次大的經濟衰退,並在2007年出 版了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明確提出這一點。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遽下滑,GDP總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縮了16% 還多。剛讀過他的這本小冊子,一方面為他的發現所震驚,一方面也心裡直髮怵。當中國的這一輪地價、房價和房地產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中 國的房地產週期,又將是多少年?大家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服務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當前國內外經濟正處複雜多變、各國正處於政策面臨抉擇的關鍵時期,而中國「三駕馬車」止步不前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什麼將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怎樣的發展將幫助中國在走出全球經濟陰霾上發揮作用,並以此點燃世界經濟復甦的希望之光。
記者: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都已基本耗盡了,中國將告別高速增長階段。您怎樣看這個觀點,您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裡?

韋森:回顧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三十多年改革過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國三次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逐年下降,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已經快吃盡了。

去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雖然較前一年增加20.3%,但對GDP的貢獻卻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在逐年減弱。隨著土地收益的 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債還舊債,還要發新債來謀發展。目前的這種由政府所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就猶如「抽鴉片的癮君子」一樣,長期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依靠 貸款推動鐵、公、基投資,以求以此來尋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我們的經濟不但可能走不遠了,可能還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甚至蘊生大的經濟危機。綜合各種可 能因素,我覺得發展服務業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佔全部GDP的份額大致70%左右,墨西哥佔比約為60%, 印度也已達到50%左右,中國的服務業僅佔GDP的42%。以去年美國的GDP總量為15萬億多一點,而中國GDP按現下匯率計算大約為7.5萬億美元, 正好是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的汽車產量、鋼鐵、水泥、煤炭等產量都遠高於美國,但為什麼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務業上,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上。這說明,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國家的未來增長,不應該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中去追求了,而應該轉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 融服務業。

目前美國的服務業很大程度依賴於金融服務業,其多年的不斷擴張,與自身法律制度建設緊密相連。倘若有一個良序的法律制度體系,將能確保交易合約的實 施,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2007年,中國的證券化率最高為151.5%,即一元GDP有一塊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種有價證券。2009年以來這3年多 的時間裡,滬深股市通過IPO、增發和配股的募集資金兩萬多億元,但中國的證券化率卻在萎縮,目前大致還不到70%,下降了一半還多。

股市的萎縮,也自然意味著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在萎縮,如果股市繁榮,中國的證券化率就會提高,進而帶動GDP的增長。這個道理,我們決策層好 像還沒弄明白,或者說還沒有意識到。按照我的好友陳志武教授的一項研究,早在1880年,美國的金融票據證券總值與GDP之比就超過了200%,到 2005年後,已經達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據證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之後,美國的金融證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這個比率可能也不低 於800%。這應該是雖然美國許多製造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沒有中國大,但是GDP卻仍然是中國的兩倍的主要原因。由此來看,我們講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 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從靠投資和基建來驅動的經濟增長,慢慢轉向發展服務業和服務業佔GDP比重佔大頭的經濟增長方式。服務 業的發展,也應該與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尤其是中國家庭的資產收益的增加連在一起。消費的增長,居民消費佔GDP的份額的增加,應 該是其中的一個自然結果。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望能在未來走向較穩定的長期發展軌道。

但是,發展服務業,有一個嚴苛的條件,那就是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法律法規很多,甚至一點也不缺,但法制卻有很大問題。嚴重的 法院和司法腐敗,像毒瘤一樣正在侵蝕著我們的社會機體。沒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國建設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那服務業又怎麼能有較快的發展?法制說到底與我 們的政治體制是連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現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權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才 能期望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個大幅度的增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說1978年到現在三波經濟增長(土地承包責任 制、鄧小平南巡後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主要是靠我們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所推動的話,那麼,未來金融服務業的長足增長, 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紅利」來推動了。但是,這可以就是一個要對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大事了,目前看來還只能說 是我們所希望和期盼著事。因為,一個體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維繫的力量很強大,或反過來說改革的張力也很大,這才是當今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真正難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韋森)

2012年7月14日星期六

貧富差距和美國夢

只要努力不懈,就能獲得成功機會的美國夢的核心價值如今正面臨危機。昔日白手起家,從草根躋身上流社會的勵志故事越來越像好萊塢的電影劇本。這是近日美國皮尤慈善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所呈現的內容。
  報告顯示,84%的美國人收入超過父輩,但社會階層間卻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出生富貴的人成為「最頂層」一族的可能性越大,而出生貧苦的人向上流靠攏的機會越小,貧富階層正逐漸固化。
  這份報告選取了美國2200個家庭為樣本,通過分析從1968年到2009年這些家庭收入和財富數據從而得出結論。報告通過美國人的家庭財富來衡量階層流動性,並進一步研究一個人所處經濟階層與其父輩所處階層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
  除了收入比較的絕對流動性,這份報告也探討了相對流動性。絕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一個人與他父輩相比,同年齡時期所得收入的多與少,而相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一個人與他的父輩處於相同年齡段時,所處的社會經濟和財富梯隊的高與低。
  如果把美國的經濟階層分為5個等級,43%的出身美國最底層的人依舊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在底層掙扎,這群人中的70%目前仍未達到中產水平;而 40%的出身最高階層的人依舊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享受著精英般的生活,他們中的63%生活水平處於中產階層以上。研究發現,只有區區4%的出身底層的人成功 躋身最高階層,而只有8%出身最高階層的人最終滑落到社會底層。
  從絕對流動性上來說,美國各個收入階層都趕超父輩,這是美國夢的一種進步;但從相對流動性上來看,底層出身的人向上攀爬的難度增加,這體現出美 國夢殘酷的一面。在財富的階梯上,大多數人都在往上爬,但下遊人群很難趕超上遊人群,最高層和最底層都相對固定,在兩代人之間體現出一種粘著性。
  為何美國階層擁有更明顯的絕對流動性,而缺乏相對流動性?因為美國經濟階梯之間的距離變寬了,增加了跨越的難度。換句話說,就是不同階層之間的 收入和財富分化更加明顯,增加了改變命運的難度。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的果實更多地被富人所佔有。報告顯示,最低階層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為 74%,而最高階層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了126%。
  如果說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的貧富分化像是一種顯性疾病的話,經濟階層流動性缺乏更像是一種隱性疾病。收入差距大,但階層流動性高,這未必是件壞事;但如果貧富分化嚴重,而且低收入階層難以進入高收入階層,這樣社會發展的潛能將難以激發。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也對此進行過研究。在華盛頓智庫的一次研討會上,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三十年,美國是在聚合的增長,而過去30年以來,美國則是在分裂地增長,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向占人口1%的富豪階層轉移。
  他認為,和貧富差距一樣令人憂心的是社會流動性的遲滯。一個人父輩的收入可以作為他日後收入的預測器,「富二代」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常見。
  美國夢的理想是複雜的。種族、教育和家庭背景都將影響一個人圓夢的能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低,所掌握技術能否跟上時代潮流固然非常重要,但政 府稅收等調節政策的失效也是一大原因,但目前美國的稅收怎麼改,何時改,依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總統奧巴馬剛拋出針對中產階層的減稅延期政策,就立馬 遭到共和黨人的一片聲討,要求把針對高收入人群的減稅政策一併延長。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艾倫·梅爾策在《華爾街日報》上直言,美國的經濟問題不是貨幣政策造成的,也難以用貨幣政策治癒。美國的財政政策應該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才會有蓬勃向上的動力。(中國證券報 - 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