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0，世界告別了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開始進入第二個十年。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將進一步深入展開，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安全等各個領域都將在嬗變中呈現新的特點，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機制性變化。
同時，氣候變化、資源短缺等與人類生存攸關的全球性問題也進一步凸顯。凡此種種，預示著未來數年內世界發展變化的大趨勢。其中，既蘊涵著重大的歷史性機遇，也潛藏著各種問題、挑戰和風險，機遇與挑戰深度交織、複雜聯動、快速轉化。
中國因其廣袤的領土、眾多的人口、巨額的經濟總量和持續高速的發展勢頭，引起國際社會越來越密切的關注。中國怎樣應對變化著的世界，對中國自身發展至關重要，也對世界走向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世界發展趨勢如何？中國如何應對？我們需要怎樣的新視野和新思維？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2009年12月下期，本刊專題《未來10年：你我面臨的挑戰》主要圍繞國內挑戰與問題展開深入調查與分析。其中，《「未來10年10大挑戰」 調查報告》、《科學制度反腐的最佳時期》等10餘篇深度文章引起廣泛關注與討論。應讀者要求，本期策劃重點圍繞未來10年全球變局與趨勢展開探討。
無論世界趨勢怎麼發展，中外關係如何變幻，關鍵在於做好自己的事。專家們文中的銳見和卓識給人以新的啟示。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未來十年世界四大趨勢
未來十年，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等趨勢將在嬗變中呈現新的特點，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將進一步深入展開，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和安全等各個領域都將不同程度地經歷轉型
高祖貴
從當前正在發生、顯露苗頭和即將發生的事態看，未來十年，世界四大趨勢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具體為：
全球經濟轉型，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和更多未知的風險
經過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強烈衝擊，切實改變全球經濟增長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創新、加快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等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並且 開始體現到主要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之中。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加強金融監管、技術創新、出口導向、發展實業， 大幅推進「再工業化」，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上升，反全球化勢力與傾向明顯走強；他們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開始進入調整深化的新階段，以他們為中心的 國際生產、貿易與消費結構開始改變。新興經濟體尤其是新興大國紛紛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經濟發展向出口與消費並重的方向轉變，優化對外貿易和投資， 努力突破發達國家對核心技術的壟斷，對全球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進一步凸顯，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建中的話語權增大，逐漸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全球金融監管將有所強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監管和調控職能將有所增強，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的規則可 能變得更加嚴密，美元作為世界中心貨幣的地位有所削弱，歐元、人民幣、盧布等作為地區性貨幣的作用可能進一步上升，金融經濟向實體經濟回歸。區域次區域經 濟的一體化進程將進一步提速升級，歐盟、北美自貿區、東亞共同體、非盟、南美洲國家聯盟等區域整合都將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經濟格局中板塊鼎立的態勢變得 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環保、生物工程、信息網絡、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將實現突破並得以大規模應用，這將引發第四次產業革命，推動形 成國際分工、貿易、投資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綠色經濟」理念將成為主流，低碳、節能、環保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但所有這些變革、調整和轉型都需要克服諸多困難才能實現。發達國家面臨高赤字、高通脹和高成本的制約，發展中國家的自主創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產 業分工位置依然處於低端，各自的經濟轉型都可能發生曲折和失誤。新興大國在繼續發揮低成本優勢的同時，將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努力提升 在全球產業鏈條上的位置，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正由於此，圍繞新的產業制高點、產業標準與市場規則制定的國際較量將變得異常複雜，摩擦和博弈激化勢 必產生新的動盪和風險，整個全球經濟的發展將遭遇新的不確定因素。
多極世界格局開始形成，戰略競爭進一步加劇
經過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迅速催化，多極化趨勢變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日益呈現多極世界格局的特徵。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看，在 全球範圍內，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這兩個大的國家群體之間的力量此消彼長，差距持續縮小。在主要戰略力量之間，美國的綜合實力仍然佔據「一超」地位，「多 強」的整體實力持續增強、彼此之間的力量對比變得更加平衡，「一超」與「多強」的綜合實力差距持續縮小，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國家 自主發展意願、能力和實力都不同程度地走強，世界大國和地區大國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中國實力地位和國際影響持續攀升，國際戰略格局變動的「中國因素」更 加突出。
中美分別作為新興大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代表，兩國關係變化既濃縮體現新興大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兩大板塊關係的變化，更是牽動新一輪大國關係重組的 重要因素。中美日關係尋求平等化和協作化，中美歐關係尋求戰略平衡與互信，中俄印巴尋求合作穩定與深化。這些層面的戰略關係變化並行交織，大國關係的競爭 與合作同步發展，使整個大國關係呈現越來越多的新氣象：積極理性的成份增多，多邊主義成為主流，競爭與合作都進一步加強，競爭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競爭，合 作是務實的、追求雙贏的合作，競爭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多方聯動和彼此牽制日益突出。
但競爭不僅依然是大國關係的主導面，而且在多個方面和多個領域變得更加激烈。主要國家將持續加強戰略力量建設，諸如加大軍費投入、加速調整軍事 戰略、提高武器和人員作戰水平，等等。地緣戰略角逐向亞太這個新中心轉移，主要國家紛紛加大戰略投入。海上發展空間和安全保障能力競爭升溫。太空開發戰略 投入增大，軍民綜合利用保持主導，但軍事用途仍屬開發主要動力，「武器化」程度不斷提高，競賽危險度增大，有關國際談判已然升溫。信息技術和網絡競爭向空 間戰發展，多國加緊制定和實施網絡安全戰略和建設網絡戰備體系，發展中國家大力縮小「數字鴻溝」和維護信息安全，網絡領域攻與防、控制與反控制、滲透與反 滲透的較量趨於激烈多變。
國際秩序進一步重構，權力博弈持續深入
隨著多極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國際秩序從機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組合，大致沿著上一個十年的軌道繼續和平漸變，新舊秩序在相當長時期內交織、並存和競爭，各種機制不斷優化重組，權力結構日益多元化、網絡化與機制化，呈現比較複雜混亂的局面。
首先，現有國際機制歷經強化、調整、改革，逐步嬗變超越。在全球層面，促進大國合作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機制建設進一步加強。二十國集團 (G20)機制進一步夯實和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金磚四國」峰會朝機制化方向發展。八國集團向十四國集團演變。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和世界銀行(WB)的股權結構和職能進一步調整，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話語權增大。金融穩定委員會強化對信用評級機構和衍生品的監管。安理 會改革可能取得進展，職能進一步轉變。世衛組織和糧農組織等專門性機構的職能進一步強化。
在地區層面，各種區域合作機制不同程度地加強自身建設，以便更好地共同應對挑戰和推進地區治理。北約加快全球化轉型，歐盟以《里斯本條約》為新 起點，加強體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體化建設推向新階段。亞太多個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競爭互促。上海合作組織鞏固擴大，東盟一體化深入磨合，中日韓峰會影 響擴大，「10+3」機制職能擴大加強，東亞峰會(「10+6」)務實發展，亞太經合組織(APEC)強化實際功能。南美洲國家聯盟從經濟、金融、安全、 政治等多個方面全方位推進。非盟加強政策整合，提升整體影響力。阿盟尋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其次，各種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響持續擴大。除了經濟領域的節能、低碳、綠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領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斷發展，從主張「管理全球化」 到主張「重塑全球化」，使之變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張創建多邊機制有力和權利義務平衡的「全球社會」，構建相互依賴和共同解決問題的「全球網絡」；以及主張 實行「全球新政」，充分貫徹民主、再分配和公共產品等福利國家原則，由地區、國家和全球共同構建多層次的全球治理機制，等等。西方突出責任和干預以強化主 導，發展中國家強調自主和平等參與以應對幹預，國際決策民主化程度和運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轉換和秩序重構意味著權利重新分配以及相應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將極力確保其權利份額，新崛起者終將爭取與實力地位相稱的權利， 這將導致主要戰略力量為之展開激烈博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大國圍繞國際秩序重構中的理念和規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溫室氣體減排所代表的環 境秩序中的話語權等激烈角力；西方國家內部圍繞金融體系改革、發展模式和地區主導權明爭暗鬥；新興大國內部就發達國家分割給發展中國家的權利再分割、聯合 國安理會擴大以及地區主導權等展開博弈。這種博弈將使外交變得越來越重要，使整個國際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多變。
國際安全形勢更趨複雜嚴峻，安全理念、機制和能力亟待創新
世界大變革大調整深入發展，國際秩序新舊交替轉換加快，各國不同程度地面臨發展的困難，這勢必造成權力真空和動盪，增加混亂無序和不確定因素，使國際安全形勢整體上變得更加複雜嚴峻。
在高端，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儘管尚不至於引發大規模戰爭，但因領土領海和資源權益爭端處理不當而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卻難以完全排除。同時，核問 題在多個方面變得越來越突出。核裁軍風生水起，但推進曲折艱難；核軍控形勢趨於嚴峻，擴散危險更加突出；對清潔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熱潮，越來 越多的國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廢料污染及民轉軍用帶來的風險巨大；核恐怖主義被美等西方國家視為「對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極端的威脅」，其危險性仍 在上升。
在低端，世界人口不僅總量膨脹，2011年即達70億，而且發展極不均衡，發達國家老齡化和中東、非洲國家年輕化趨勢並行發展，人口分佈與資源 配置嚴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規模流動不斷變化，導致種族矛盾、文化認同危機和經濟利益衝突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展開，各類國家不同程度承受社 會政治轉型陣痛，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保障壓力持續上升，多國社會政治相繼進入不穩定期。同時，涉及各國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資源、能源和糧食等自然安全問 題，也由於世界人口增長、經濟增長模式和氣候變化等因素而變得越來越突出。確保能源安全仍將是各國安全戰略的核心考量。石油、天然氣和水資源等成為激起諸 多國際國內矛盾的重要因素。全球糧食短缺嚴重，飢餓人口不斷增長，糧食危機可能愈演愈烈。大規模傳染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艾滋病、禽流感、甲型H1N1流 感等疫情繼續威脅人類。地震、海嘯和極端氣候等自然災害以及各種重大突發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脅不斷增大。
此外，恐怖主義作為上一個十年的國際安全首要威脅仍將繼續發展。特別是隨著金融危機的衝擊持續發酵，多國社會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勢惡化，民族 主義抬頭，排外情緒蔓延，這就為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會土壤。而恐怖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黑惡勢力「合流」的趨勢可能 進一步發展。
這些威脅無論是傳統安全類還是非傳統安全類，其交織轉化都在加深，界限越來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應越來越突出，並可能衍生新的不穩定不確定因 素，「泛安全化」趨勢凸顯。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數國家的危機感和不安全感將進一步上升，現有安全模式的侷限和缺陷日顯突出，運行成本越來越高，急需創新安 全理念、機制和能力。(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
中國大趨勢：中國新社會的八大支柱(資料鏈接)
《大趨勢》作者約翰·奈斯比特最新力作《中國大趨勢》站在全球的高度，首次提出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理論，不僅給了中國信心，也給了世界信心。
本書站在全球的高度，精闢地提出了「中國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理論」——解放思想、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 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並由此總結出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 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許可以證明資本主義這一所謂的「歷史之終結」只不過是人類歷史 道路的一個階段而已。
如今中國經濟的崛起深深吸引著這個未來學家，無論是中國的GDP、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地位，還是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約翰·奈斯比特正關注著中國的發展，描繪著中國的未來，他堅定地相信「中國模式」將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
談到這本書，奈斯比特說：「我沒有任何成見，只對中國一刻接一刻新發生的事情感興趣。」
有學者指出，預測中國發展趨勢很難，奈斯比特卻勇敢地走出了這關鍵性的一步。檢驗預測的準確程度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但無論如何，這本書開拓了中國人的視野，亦提供了新思路。
多元趨勢下的世界文化變局
在未來的十年發展中，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總體上將是通過和平對話的方式進行，以雙贏以至多贏為目標，但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始終存在，彼此之間的碰撞在所難免
李宗桂
2010年是世界從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中逐漸走出的一年。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將是世界經濟重整的十年。與此相應，世界文化格局將出現新的發展趨勢。
文化多元化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從而在文化的層面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
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和平與發展時代背景下的既成事實。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態勢下，各自發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與共，和而不同」，不僅是世界文化發展應有的價值理性，而且正在成為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強烈呼聲和實際行動。對本民族文化的價值充滿自信，對世界文化 發展的格局持多元、平等的看法，反對文化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反對民族文化沙文主義，抵制狹隘民族主義，堅持和平發展的文化戰略，將是可以預見的未來10 年的整體發展趨勢之一。提升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增強對世界文化發展的自覺意識，拓展人類文化發展的世界胸懷和全球意識，將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基督教 文化、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中華文化以及其他種種類型的民族國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的總態勢下，各擅所長，各有其位，使得人類文明的發展異彩紛呈，相 得益彰，「道並行而不相悖」不僅是人們的良好願望，而且正在逐漸成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象。
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增強，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越來越成為世界文化不可分離的部分，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擴大。當今世界，文化越來越成為民 族國家發展的內在動力，成為民族精神的載體，諸多國際間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往往通過文化表現出來，因而，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更多地是通過文化的方式進 行。經濟文化化甚至政治文化化，使得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從而在文化的層面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擴大了文化交流的範圍和內容，強化了文化的價值。無 論人們如何強調文化的民族性特質，甚至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性，但最終都必須融入全球化的體系中，通過文明對話而解決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而不是相 反。
普世價值必將得到更多的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強勢仍然存在
不同民族國家之間，對於普世價值有頗為不同的見解。從對普世價值內涵和內容的認識，到普世價值本身的有無，都有見仁見智的闡釋。但如果徹底否認 普世價值，則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間溝通的價值基礎，就缺乏合理的證明和溝通的平台。問題並不在於是否承認普世價值，關鍵在於如 何詮釋普世價值，誰掌握普世價值詮釋的話語權。民主、法制、人權、平等、和平、公平、正義，這些經過人類文明發展歷程檢驗並已成為人類基本精神的價值理 念，無疑是普世價值。而中華文化所長期堅持的和而不同、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愛好和平的優秀傳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寬厚品德，當是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之 一，至少，是可供借鑑的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
當今中國政府大力倡導的建設和諧世界的思想，自然更是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道理十分簡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冷戰早已結束的時代，如果不建設和 諧世界，難道要去製造惡鬥的、分裂的、動盪的世界嗎？發達國家需要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更上層樓，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現代化潮流的進程中需要奮起直追，二者都 需要和平發展，和諧相處。在飽受全球金融風暴吹襲之後，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需要贏得時間治療經濟創傷，調整經濟社會發展方略，推動自己的國家 進一步發展，因此，未來十年內，普世價值必將得到更多的認同。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強勢仍然存在，但勢頭將有所減弱。世界現代化的進程源自西方，經過數百年發展後的西方，挾強大的經濟優勢，在文化方面也引領 世界風騷，甚至攫取了文化方面的話語權。即使在近年西方一些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情勢下，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其文化強勢依然存在。以好萊塢大片為代表的西方 文化，憑藉其發達的技術和成熟的大眾文化製作的經驗，橫掃全球，影響極為深刻。至於遍及全球的麥當勞、肯德基、漢堡包之類的非常生活化、人性化的大眾文 化，以及正在進一步擴張的迪斯尼遊樂文化，其製作方式、傳播手段和發展理念，都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好好學習、認真借鑑。而學習、借鑑並不是一個 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別是要根據本民族情況，從自家國情出發，以我為主而博取眾長，建設具有本國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
因此，在可見的未來10年內，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強勢將依然存在。不過，由於世界格局這些年來的變化，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金磚四國」的 快速發展，特別是令世界矚目的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成為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發 展，將使西方文化的強勢有所減弱。
在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中，意識形態的碰撞繼續存在。無可諱言，任何民族國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體系，都有意識形態的糾結。在未 來的十年發展中，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總體上將是通過和平對話的方式進行，以雙贏以至多贏為目標，但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始終存在，彼此之間的碰撞在 所難免。
文化民族主義的聲調將進一步高漲，中國文化的價值得到進一步闡揚
民族主義的情懷是支撐一個民族國家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美利堅民族、法蘭西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印度民族、中華民族，各有其民族的立場 和價值追求，各有其民族利益。挺立民族自我，維護民族利益，捍衛民族核心價值，是文化多元化的正當表現和邏輯要求。未來十年的世界文化發展，不會也不可能 消解民族主義。相反，在全球化多元競爭的格局下，在新一輪的世界發展中，民族主義的情緒不僅不會降低，反而會進一步增長。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社會方面的長期持續高速發展，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迅猛發展，展示了在發展問題上的中國模式的價值，而這個模式邏輯 也包含文化發展模式在內。換言之，中國最近30年來的高速而又和平的發展，其內在的精神動力是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撐，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 引領。全世界的中國研究者，都不能不看到中國和平發展中的這些文化因素，從而使得中國文化的價值得到進一步的認可和闡揚，在世界上受到更多的關注。當然， 中國政府和中國的學者也會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弘揚中華文化的價值，使文化中國能夠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作者為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價值觀的「主流」與「邊緣」
事實上，每種價值觀在社會上處於「主流」還是「邊緣」地位，首先是它的主體自我選擇的結果，即他是否站在歷史進步和人民大眾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把別人「主流化」或「邊緣化」
李德順 《 人民論壇 》(2010年第7期)
據人民論壇雜誌調查，「主流價值觀邊緣化危機」被列為未來10年的嚴峻挑戰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當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複雜情況和人們 的複雜心態。這裡說的「主流價值觀」，是指由黨和國家倡導與執行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是一些人基於對現實的觀察而得出的預測或警告，值得我們大家、首 先是國家意識形態部門給予重視和反思。
那麼這種「危機」究竟是怎樣發生的？表現在哪裡？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說這裡有危機的話，那麼這種危機並非來自西方價值觀或社會上多元價值觀的 挑戰與衝擊，而是來自「主流價值」體系本身的弱化；因此，最終能否克服這種危機的決定性因素，還在於主流價值觀本身的理論和實踐是否到位。
其實，「主流價值觀邊緣化危機」並不適用於馬克思主義目前的總體情況。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並非從來就是「主流價值觀」，在多數國家和地區，它 至今還不是意識形態的「主流」。在人類歷史上，馬克思主義恰恰是以非常「邊緣化」的地位，憑藉自己理論的科學性和與人類命運密切相關的價值，向傳統的「主 流」意識形態發起挑戰的。所以它從來不怕與各種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價值觀交鋒。相反，它倒是作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既要防範和反覆摧毀，又無法迴避的主要 對手和夢魘而存在著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世界的處境仍然是，面對資本主義的主流和社會上多元的價值觀，它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證實自己的威力和魅力，並經過一 個必然漫長、艱難、曲折的歷史進程，最終從「邊緣」走向「主流」。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也並非從來就是「主流價值觀」。它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國當代的主流價值觀，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它的科學性，通過 正確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而得到應用和證實；二是它的價值觀，與現階段中國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實踐需要相吻合。正是基於這兩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即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夠以旗幟鮮明的宗旨立身，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響應，並在實踐中把握住歷史的機遇，從一支原本「邊緣化」的、弱小的政治隊伍，發展為 一個強大的、主導國家命運的執政黨。
其實應該說，我國目前行之有效的「主流價值觀」，並不是人們習慣了其話語套路的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觀，而是那個引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 路，並在現代化建設中日益凸顯和豐富起來的新型價值觀。這一價值觀可以叫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即以全體中國人民為主體，以公平正義為核心，以富強、 民主、文明、和諧為目標的價值和價值觀念體系。它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價值觀在當代中國實踐中的回歸和創新形態。無可爭議的是，它正在引導中華民族走上 重新振興之路，它對於改變中國人命運和世界格局的意義，也正在為歷史所證實。
當然，這個價值觀念體系還有待於進一步昇華、發展和落實。但至少，我們應該從觀念上認定它作為我們的主導價值觀，去積極地建設它。而不是放下它，企圖到西方話語或古代儒家的話語體系中去尋找現成的解釋，或乾脆把它歸於中外某種傳統模式的門下。
事實上，每種價值觀在社會上處於「主流」還是「邊緣」地位，首先是它的主體自我選擇的結果，即他是否站在歷史進步和人民大眾一邊。從這個意義上 說，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把別人「主流化」或「邊緣化」，也沒有人是被別人「主流化」或「邊緣化」的。因此，我們的價值觀的命運，最終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要 由我們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來決定。(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第四波科技浪潮下的國力競爭
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以納米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的突破已顯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發展，新技術產業化轉變越來越快，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創意」雙驅動的知識社會
許正中 《 人民論壇 》(2010年第7期)
科技進步、經濟發展、思維創新和社會演進共同成就了人類的發展史，當前，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創意」雙驅動的知識社會。現代科學技術愈來愈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向世人呈現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與文明發展的巨大力量。
「知識經濟時代」：生產要素耦合作用模式轉變
人類前進歷程折射出發展的規律，科技進步助推產業的興起與壯大，產業壯大支撐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推進社會的轉型，在社會轉型中又湧動著制度和文化的創新，由此科技——產業——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相互耦合，相互推進，共同凝聚形成前進的車輪。
從原始社會到農業社會，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跨入知識社會、生態社會，人類社會經歷了商業運行模式、科技革新模式、思維模式、生產要素作用模式等持續的轉變，這一系列發展模式的演化和進步，奠定了經濟、社會、文明全面躍升的平台。
從生產要素角度來看，人類社會自產生發展到現在已經歷了三個時期，即農業社會時期、工業社會時期和知識社會時期。
經濟時代的轉換主要是由科學技術的突破和人的思想解放引發的，並以社會結構的變換作為保障。紡織技術和蒸汽技術的突破促成了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 經濟時代，社會結構由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結構轉變為同代人為主的小家庭結構；信息技術的突破引起了工業經濟時代轉變為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結構也以家庭為單元 轉變為以獨立的創造者團隊為單元。
第一階段主要處於工業革命之前，我們可以稱之為「資源、勞動力經濟階段」，此階段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口。
第二階段主要是工業革命以來到上世紀90年代，我們將它稱為「產業經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人類生產活動所依賴的主要要素是資本。只有擁有了 大量的資本，才能夠獲取生產所需的資源、技術和勞動力。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現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幾乎都是通過大量的海外殖民活動進行資本積累，為其國內 的經濟生產提供基礎。在這個階段中，資源、人才等等都是資本的附屬物。這一階段與第一階段不同之處還在於人類的生產活動逐漸開始受到科學研究成果的影響。
第三階段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現在正向人們走來的「知識經濟時代」。一般認為，美、德、英等一些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已經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 代。在知識社會，用知識的觀點看組織，就會把人們看作是收益的創造者，其首要任務是把知識轉化為無形的結構；在知識組織內部，學習的目的是創造新的資本和 程序，而不僅僅是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生產流程由觀念驅動，並且有時是混沌不明的；工業時代的收益遞減規律讓位於知識遞增規律，工業組織中的規模經濟 (economics of scale)讓位於知識組織中的視界經濟(economics of scope)；管理的權力基礎取決於人們知識的相對水 平，而非其在組織中的等級職位，信息流的傳遞通過可分享信息的網絡、呈現平面和對角線式的特徵，而非通過組織的等級機構呈現科層結構的特徵。
科技革新模式轉變：科技革命第四波已經到來
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知識經濟撲面而來，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以納米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的突破已顯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發展，新技術產業 化轉變越來越快。現代科學技術愈來愈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向世人呈現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與文明發展的巨大力量。
縱觀人類發展史，全球經歷了科技革命的四次浪潮。
第一次科技革命以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為標誌，蒸汽機的廣泛應用點燃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導火索，在美、法、俄、德等國的工業 生產中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使人類社會的生產突飛猛進。蒸汽機的發明，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但蒸汽機技術對經濟社會呈現的是線性推動的作 用。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起於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主要標誌是電力的廣泛應用，在本次科技革命中科學與技術結合在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電氣、電子技術對經濟社會起到了平面推動作用。
第三次科技革命指20世紀中後期以來，以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隨著因特網的發展帶來的信 息化的革命。信息化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對人類的貢獻十分明顯，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類社會也步入了一個嶄新的信息時代，信息化對經 濟、社會及人類生活的作用方式是立體滲透。
當前，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納米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認知科學)成為21世紀的先導技術，將科學與技術融為一體，並以科學、合理、綜合、高效地利用現有資源，同時開發尚未利用的或可再生資源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資源為指導思想，成為科技革命的第四波。
第四次科技革命對經濟社會的作用形式是以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認知科學為代表的先導性技術和產業的高度融合、交叉、全方位滲透，其中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高度滲透融合形成社會復合資本，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要素。
如何把握未來趨勢佔得先機
科技第四波中的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被譽為本世紀最有前途的、領導新一輪產業革命和徹底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跨學科技術，將是本世紀前50年保持經濟和國家安全領先地位必不可少的新興技術。
誰先捕捉到科技革命第四波的技術並快速投入到科技革命第四波的浪潮中，誰就能取得全球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優勢和領先地位。
科技革命第四波為先發國家領導全球經濟格局，進行全球產業的立體分工、生產要素及資源實現全球化配置和流動創造了機遇，這些具有競爭優勢的先發 國家高居產業鏈的高端，以納米技術、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等為主導的知識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或是以高附加值製造業為其產業重點，試圖將後發國家置於產業 鏈的低端，成為他們的能源、製造加工基地。
後發國家要在全球化進程中避免產業的低端化，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勁的持續動力並趕上先發國家，必須立足於新一輪的技術、新一輪的產業、用新一輪的創意催化經濟發展。
未來10年，中國必須融入全球第四波科技浪潮，發展以納米技術、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為支柱的先導產業，打造先導產業集群，領軍亞洲板塊崛起。(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導)
「後美國世界」的主角博弈
伴隨著新興力量自信心的增強，經濟一體化的趨同與政治多元化的分立成為格局轉換中並行不悖的趨勢。我們走的是一條不同於西方的、以五千年生存智慧為底蘊的發展道路，在世界觀和國際觀上也應當超越西方的歷史經驗
崔洪建 《 人民論壇 》(2010年第7期)
人類的智商顯然越來越不足以應付迅速變化、紛繁複雜的現實，表現之一就是在界定國際形勢變化的某個階段時，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後……」的概念。 金融危機終結了我們眼前這個自冷戰結束以來延續了近20年的「後冷戰」時期。人們含蓄地將接踵而至的稱作「後危機」時期，而美國人憂患意識強烈，將其命名 為「後美國世界」—— 一個新興大國紛紛崛起、群雄逐鹿世界的時期。
「他者的崛起」——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紛紛躋身於世界舞台的中央
正在發生的變化也彷彿在驗證著這種說法：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曾經主宰世界經濟的「七國集團」正有被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的「二十國集團」取代之 勢；「金磚四國」正從高盛公司的經濟預測變為國際政治經濟中的現實；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基礎四國」又成為了當仁不讓的主角。
當前的變化是「後冷戰」時代洶湧的全球化浪潮的產物。大國之間相對的和平狀態，確保了以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技術轉移和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的推廣為特徵的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經濟議題主導全球事務，使得全球財富出現爆炸性增長和擴散，蛋糕越做越大了。儘管美歐等傳統大國仍居於生產和貿易分工、技術開發和財富分配的頂 端，但相互依存的國際體系使得財富的國際分配相比以往更加均衡。同時，新興經濟體向財富金字塔頂端攀升的努力，正導致建立在財富生產和分配基礎上的權力結 構——分蛋糕的方式出現變化。
國際力量的對比也因此出現「非對稱」的態勢：由於財富的重新分配或轉移是以經濟合作、貿易等方式進行的，美歐等傳統力量在財富總量、技術領先、 規則制定和話語權等方面仍保持優勢，但由於數量、規模和活力上的劣勢，難以阻擋財富向非西方國家轉移的趨勢。而新興力量在積累更多財富、在經濟事務上贏得 更多主動的同時，儘管在其他領域尚未具備相應的實力，但它們代表的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潛力和趨勢，是塑造未來世界的主要力量。
所有這一切現象被美國人歸納為「他者的崛起」——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紛紛躋身於世界舞台的中央，映襯出美國全球影響力的相對衰落、歐洲的停滯和 日本的消沉；非國家行為體擁有了更多的資源和權力。更嚴重的是，財富和權力從來都是一對雙生子，財富從西方向非西方的流失必然引發權力的轉移。
當前格局轉換的動力來自於漸進的發展而非以往驅動人類歷史的戰爭
美國學者認為，近500年來世界範圍內發生了三次結構性的權力轉移。每一次權力轉移都是權力分配的根本性調整，都重新塑造了國際政治、經濟和文 化生活。第一次權力轉移是始於15世紀止於18世紀末期的西方崛起進程，第二次權力轉移是19世紀末期美國的崛起。目前經歷的是現代歷史上第三次權力轉 移，即西方以外的「他者的崛起」。
這一景象讓西方的智者們憂心忡忡：在世界格局變換的地平線上，一條新的分界線正隱然出現，在維護既得利益的傳統大國和要爭取更大發展空間的新興 大國之間，一場圍繞資源、能源、市場和財富的激烈的權力爭奪即將或者已經展開了，正在被分裂的世界將重回「大國爭雄」的紛爭年代，也許波瀾壯闊，但卻絕不 浪漫。
我們卻不必那麼悲觀。由於當前格局轉換的動力來自於漸進的發展而非以往驅動人類歷史的戰爭，不是冷戰後惟一超級大國——美國絕對實力衰落的結 果，而是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大國集體崛起的產物；更由於國家間政治和文化差異並未因經濟的相互依存而消解，伴隨著新興力量自信心的增強，經濟一體 化的趨同與政治多元化的分立成為格局轉換中並行不悖的趨勢。
正是在此基礎上，一種積極、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建構成為可能。當然，人類也有可能再次犯錯，那就是滑向一種「壞」的多極化：國家利益遠遠凌駕於國 際社會的公共利益之上，以鄰為壑、涸澤而漁，無序競爭和對抗取代合作，危及人類甚至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星球的命運，讓「2012」式的災難性預言一語成 讖。
未來十年是國際體系的主角們必須做出選擇的時期，我們應當超越西方的歷史經驗
為避免噩夢成真，傳統大國和新興力量必須合作，在格局轉換之初就為它的未來確立遊戲規則，為大國之間的博弈建規，為變化中的格局立制。我們主張 的「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和諧世界」只是一種狀態、趨勢和理想的描述，但在實踐中要解決的是「怎樣實現又怎樣保持」的問題。如同民主需要 健全的法製作為基礎和保障一樣，世界發展與和平需要規則和法制來加以維護，國際行為體的權利和義務也需要加以界定。
儘管由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質，國際規則的落實程度難以預期，唯其如此，才更應該加以重視和強調。當然，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建立起具有充分合 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機制和規則或許還只是一個遠大的理想，但格局的變化必然要求國際機制進行自我更新和調節，以包容種種變化。
當前為國際格局變化建規立制的原則應當包括：
一是對原有機制和規則的繼承性。當前格局轉換的動力是發展而非戰爭，國際機制和規則的變化也應當是和平、漸進而非革命性的。因此，對聯合國等現有機構和組織應著眼於改革和提升，而不是簡單地另起爐灶、取而代之。
二是新的規則和機制應當更客觀地反映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傳統大國的穩定作用和來自於新興力量的改革動力應當兼容并包。
三是彼此在雙邊多邊合作中尋求必要的妥協和利益平衡。
身為新興大國重要代表的中國也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給出自己的答案，堅定自己的立場。
中國正處於國力蒸蒸日上但內外問題交織的關鍵時期，我們參與國際事務、處理國際問題的能力在逐漸增強，國際形象受關注度更大，但各種問題也更容易被放大，國情的限制和政策的短板也會暴露得更多。
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學界、輿論界甚至政界隱隱出現了一種躁動情緒，似乎認為中國已經「藉機」上了一個台階，甚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老大」也已是 指日可待，在某些問題上可以少些顧忌了。且不說這是「唯GDP論」在國際觀和外交觀上的翻版，更陷入了我們長期加以批判的「強權政治」的狹隘觀念。
我們走的是一條不同於西方的、以五千年生存智慧為底蘊的發展道路，在世界觀和國際觀上也應當超越西方的歷史經驗。我們的文明傳統中有「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崇高的道德自律，有「天下為公、協合萬邦」的博大的世界主義胸懷，有「韜光養晦、和為貴」的深刻的政治智慧，完全有能力為這個世界貢獻出 不僅只是GDP增長的更大的財富。(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部主任、博士)
傳統思維已不適應全球化時代
——訪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劉建飛
《 人民論壇 》(2010年第7期)
國際金融危機確實加速了國際格局的轉換，主要體現在西方(美歐日)的相對實力下降，而非西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的相對實力上升。但是，這 種實力變化仍處在量變階段，至多算部分質變，遠未到質變的程度。就綜合實力(經濟、科技、軍事以及軟實力)對比來看，西方還擁有明顯的優勢，而且在相當長 時間內，非西方還很難超越西方。新興大國崛起，並不是以西方衰落為前提。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取得同西方發達國家完全平等的地位，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的崛起是美國最大的挑戰，這已是美國戰略界的共識。當然，美國戰略界的看法，是受傳統現實主義思維的影響，而這種思維方式已經不適應全球化 時代。在美國，也有一些人擁有創新思維，認為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機遇。這從中國30年崛起進程可以看出。美國並沒有隨著中國崛起而衰落，反倒是從同中國的 合作中獲取巨大利益，客觀上有利於美國維護其戰略利益。
世界格局轉型給中國既帶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正在崛起的國家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中國責任論」、「中美兩國集團論」就含有「忽悠」、「捧 殺」中國的味道。中國應該堅持韜光養晦，善於規避風險，找準自己在國際格局中的位置，不使自己成為國際矛盾的焦點。(採訪 人民論壇記者 周曉燕)
世界趨勢與中國應對
只有當中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國際經濟舞台上與西方跨國公司自如地較量時，中國才真正擁有了抵禦西方轉嫁金融經濟危機的能力，才能夠真正成為全球化的贏家
曲 星 《 人民論壇 》(2010年第7期)
2009年，國際局勢發生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變化，預示著未來數年內世界發展變化的大趨勢。中國怎樣應對變化著的世界，對中國自身發展至關重要，也對世界走向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世界多極化趨勢將進一步發展，中國應堅持其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定位
2008年發生並肆虐至今的金融經濟危機後果之嚴重，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所僅見，對國際關係的衝擊不亞於一場戰爭。這場「不流血的戰爭」與伊 拉克、阿富汗兩場流血戰爭疊加，把美國拖入了空前的困境。儘管目前美國「一超」地位仍無人能企及，但其軟硬實力相對下降卻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勢頭強勁，「金磚四國」、「展望五國」、「金鑽十一國」等，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目前發展中國家整體佔 世界經濟總量比重已達41%，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75%。在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面前，原有的G7或G8已無能為力，G8+5也不足以應付局面， G20應運而生且已機制化。發展中國家首次與發達國家平起平坐、研究世界經濟重大問題並共同作出決策。西方佔主導的國際體系雖未根本改變，但世界力量對比 嚴重失衡的狀況正逐步得到糾正。這是新形勢下全球治理制度重構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昭示著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的重要趨勢。
中國是新興國家的重要代表，GDP居世界前三，外貿達世界第一，2009年中國經濟增幅8.7%，與西方各國普遍負增長形成鮮明反差，獨自拉動 了世界經濟50%的增長。中國在G20機制中舉足輕重，在全球氣候談判中砥柱中流，已成為新的全球治理機制的重要成員，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明顯提 高，這是多極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背景下，國際上對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質疑大幅上升，要求中國承擔與自己實力不符的國際義務的呼聲不絕於耳。發 達國家大肆渲染，發展中國家期望值升高。因此，怎樣給自己定位，這是中國不得不回答的一個難題。
中國必須堅持自己的發展中國家定位。首先，從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硬指標來看，儘管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離發達國家水平差距仍 非常大。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8年中國人均GDP是2940美元，而發達國家的人均值是39345美元；中國25-64歲人口中受過高中 及以上教育者佔18%，而美國和韓國分別是87%和66%。根據UNDP《2009人類發展報告》，人類發展指數的世界平均值是0.753，中國為 0.772，只略高於平均值，排在世界第92位。這些數據表明，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仍是發展中國家。如果中國放棄這個定位，將導致承擔遠超自己承受能 力的國際義務。
其次，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能夠獲得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只能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等方面與 西方有著巨大的差異，中國的崛起不僅在經濟上對西方構成競爭，也在政治上對西方發展模式形成挑戰，因此西方對中國的阻遏將貫穿中華民族復興的全過程。而中 國與發展中國家由於曾遭受西方列強侵略掠奪的類似歷史和穩定政局發展經濟的共同現實任務，在很多國際問題上有相近的立場需求，這是中國在國際鬥爭中尋求支 持的一個寶貴資源。如果中國改變自己的發展中國家定位，將可能導致失去這一資源。
經濟全球化程度將進一步加深，中國應進一步調整其經貿結構
金融危機發端於美國，很短時間便波及全球，說明經濟全球化已發展到相當深度，形成了迅捷的傳導機制。隨著高科技發展，信息溝通、人員往來和資本 流動將更加頻繁，經濟相互滲透會更加便利，全球化程度會進一步加深，隨著國際競爭力結構的變化，歐美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會抬頭。這些趨勢引出的 挑戰是，國際市場會發生結構性變化，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金融動盪及經濟危機的全球傳導將成常態，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任務更加艱巨。
由於此次危機發端於美國的過度信貸消費和虛擬經濟泡沫，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在危機後將適度抑制消費並重振實業。這意味著今後美歐的消費率將下降， 消費品自給率會上升，其剪刀差效應將反映為進口需求的結構性下降。根據中國商務部和海關總署的數據統計，2009年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約為45%，美歐市 場約佔中國出口的38%，比前一年均有所下降。為應對美歐進口市場進一步收縮的前景，中國一方面應繼續加大內需，減少對美歐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應加大對 新興市場的開發，特別是非洲和拉美市場。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際競爭會更加激烈。中國雖早已擺脫了初級原料型的出口結構，目前出口產品95%已是工業製成品，但其中72%屬於勞動密集 型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僅佔28%，且基本屬於來料加工，其核心技術和產品的研發大部分掌握在外資手中。隨著中國勞工和環保標準進一步提高，並考慮到人 民幣匯率可能出現的調整，加上歐美出於戰略考慮對中國產品可能採取的政策性歧視，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產品出口將受到其他低成本國家產品的有力競爭。
因此，進一步加快高新技術研發，增加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識產權比重，提高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是中國經貿應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國際貿易統計數據表明，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受匯率影響的程度相對較低，近年來中國外貿順差也主要歸功於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在資本全球流動越來越順暢、國際金融整合程度越來越高的背景下，一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能迅速傳導到全球。發達國家目前仍佔據國際經濟體系主導地 位，掌控著絕大部分跨國公司，很容易利用全球化機制、通過國際經營策略向發展中國家轉嫁本國金融和經濟危機，佔有這些國家的財富，操控這些國家的政局，這 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嚴重挑戰。
面對這樣的挑戰，中國首先應加強對外資的金融監管，並根據自身條件決定金融開放程度，其次應加強全國行業統籌，形成能與跨國公司抗衡的大型骨幹 企業網絡，再者應培訓熟悉跨國公司運作的人才，建立健全相關法律，依法加強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最後，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到了可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 對國際資源進行整合的地步，只有當中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國際經濟舞台上與西方跨國公司自如地較量時，中國才真正擁有了抵禦西方轉嫁金融經濟危機的能力，才 能夠真正成為全球化的贏家。
全球性問題將進一步突出，中國只能從科技強國中找到出路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系列與人類生存攸關的全球性問題隨之突出，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疾病傳播、糧食安全等問題，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向人類敲響了警鐘。
根據聯合國秘書長2005年發佈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人類現已消耗了地球三分之二的資源，地表陸地24%的面積已被開墾為農田，至 2050年世界人口將由現在的60億增至90億，所需耕地必須大量增加，而現在的耕地卻因過度耕種退化而以每年2000萬公頃的速度在遞減；人類消耗的地 表水已近可利用地表水總量的50%，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靠地下水生活，而這些地區的地下水位正以每年1-3米的速度下降，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處於 用水緊缺狀態，至2025年，這樣的人口將達全球三分之二；世界70%的海洋漁場已充分捕撈或過度捕撈；本世紀地球氣溫將上升1.2-3.5攝氏度，將對 數以億計的沿海居民造成威脅，並完全淹沒低地島嶼。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2007年發佈的《世界能源統計評估》，按目前世界石油和天然氣消耗量計算， 世界已探明儲量分別只夠供應40年和60年。
從全球宏觀層面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而從中國的微觀層面看，挑戰則更為嚴重。中國人口占世界總數22%，而據時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孫 文盛2007年向媒體介紹，中國佔有世界資源的狀況是，耕地9%，水6%，森林4%，石油1.8%，天然氣0.7%，鐵礦不足9%，銅不足5%，鋁土礦不 足2%。中國佔有的煤、石油、天然氣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目前我國消耗礦產資源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探明儲量增長的速度。一方面是人均資 源佔有率大大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單位GDP能耗物耗卻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我國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特別在農村地區欠賬更多。世界衛生組織在其《衛生公平性評估》中，將我國列為191個國家和地區的倒數第四。隨 著我國國民在全球流動數量的增加和範圍的擴展，惡性傳染病對我國的威脅必將隨之上升，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甲流」只是兩次「小小的預 演」。
根據國家環保總局2006年發佈的《中國生態保護》白皮書，中國的「生態環境脆弱區」佔國土面積60%以上，而且「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面對這些問題，中國只能從科技強國中找到出路。例如，中國總體上屬於缺水國家，人均水量220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資 源時空分佈極不均衡。北部16個省區按世界銀行標準屬於「嚴重缺水」，然而中國在科學用水方面可挖的潛力卻還非常大。這方面以色列是一個可以借鑑的例子。 以色利人均水量只有271立方米，按世行標準屬於「極度缺水」，但以色列發展了管網調水、電腦微灌、鹹水淡化、污水處理、蓄流防滲等一系列高科技技術，不 僅糧食自給率達95%，而且其瓜果蔬菜還大量出口歐洲。中國雖缺水，但比以色列的人均水量還是大得多，在水資源科學管理方面大有可為。因此，加大對水資源 的高科技研發投入，提高水的使用效率，與國民健康狀況和國家糧食安全密切相關，是中國應對缺水挑戰的必由之路。
再如，中國能源結構的主體是煤，目前煤約佔中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的77%，而一次能源在我國總能源中佔到了92%的比重，其他能源如水電風電和 核電等僅佔8%。以煤為我國能源結構的主體固然保證了我國能源供應主渠道的自給，但煤燃燒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來源，目前我國與美國並列為世界上兩個最 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甚至國際上還有機構發表報告稱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排放國。
不論人類排放活動是否是大氣溫度升高的真正原因，但中國加大對風能、核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的研發是極為重要的，因為煤、石油、天然氣資源總有枯竭的一天，中國油氣外購依存度目前已超過50%，由於供求關係的持續緊張，油氣價格最終漲到中國無法承受的地步是早晚的事。
而中國西部有豐富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開發前景非常好。中國核電目前佔總發電量不到3%，而核電在法國佔78%，在日本佔40%，在韓國佔 30，德國和美國儘管在1976年三里島核電站事故後限制核電發展，目前核電也分別佔到了33%和22%。法國之所以在目前的氣候外交中調門很高，就是因 為核電實質性地減少了法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國際減排壓力不僅絲毫無損於法國經濟，而且還給法國核電工業帶來了巨額訂單。因此，大力發展新能源是中國應對資 源、環保、氣候挑戰的唯一出路。
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都以環保為旗幟，搶佔綠色科技制高點，一系列新的國際標準正在醞釀之中。如果在這個時候落在了後面，將來就會出現差之毫釐失 之千里的局面。畢竟，現在的國家競爭是以高科技為主導的綜合實力競爭。畢竟，人類的命運和中國的前途都取決於科技的突破。(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 長、教授、博導)
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趨勢(資料鏈接)
國際分工體系面臨巨變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新一輪全球技術與產業的大變革，全球利益的大重組，可能形成國際分工體系的大「換血」，從而最終再造全球經濟分工體系。
全球低碳經濟潮流湧動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特徵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可以說，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經在全球打響。
貿易摩擦趨於常態化
我國外貿行業從危機中恢復並實現產業升級預計將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而且出口仍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擔當推動我經濟發展的主力。因此，應謹防貿易摩擦潮來襲，擾亂我外貿產業發展。(人民論壇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