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剛招進來的普工，月薪已經達到1500元。工資上漲的趨勢還在繼續。」中國拉鏈協會秘書長王智吾告訴記者，隨著拉鏈行業用工成本越來越高，一些企業已經開始逐步進行技術改造，減少用工。
在近期舉行的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研究報告認為，預計在2017、2018年，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負增長。受此影響，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係將進一步逆轉，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將進入快速上升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於11月13日在北京發佈了2010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調查結果，「認為目前的人工成本比2009年末上升」的企業經營者佔 94.2%，「認為下降」的僅佔0.4%；前者比後者多93.8個百分點，這一比例明顯高於2009年。其中，東部地區企業和中小企業人工成本上升較為顯 著。
可轉移農民工變少
根據中國數次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發現，在2000年時，中國勞動年齡段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最高。自此之後，中國老年人加小孩佔總人口的比例開始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正大幅提高。
從不同階層來分析，幹部、管理者，以及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在整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變化不大，但是農民工卻出現巨大的分化：第一代農民工變成老年人，而新一代的農民工的加入使群體結構更加年輕化。
數據顯示，在1938年到1956年出生的人口中，農民佔比達到57%，工人佔比只有25%。而在1977年到1997年出生的人口中，工人佔比增加了一倍多，達到55%，而農民佔比則減少到25%。越是年輕人，種地的越來越少，進城做工的越來越多。
這也意味著，農村未來可轉移出來的農民工將越來越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等人曾對中國3000多個村莊進行調研，發現目前已有2.3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7.9%，而剩下僅佔5.1%的2481萬剩餘勞動力，則基本上是難以轉移出來的老弱病殘。
李培林認為，勞動年齡總人口在「十三五」期間將開始下降，加上農村人口老年化，未來轉移出來的勞動人口會越來越少，這將使「招工難」問題更加突出。
「『招工難』將從間接性出現，變為常規性現象。」李培林說。
如何應對「劉易斯拐點」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判斷，隨著中國的整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逆轉，工資將出現比較快的增長。
在勞動力供給充裕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往往受制於用人企業的意願。但隨著勞動力供給量快速下降，工資將因工人「用腳投票」和談判實力的增長而出現上升。
數據顯示，2003至2009年間，農民工工資以年均10.2%的速度上漲。今年以來，農民工工資增速更是超過18%。李培林說，目前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已接近大學生初職的工資水平。
儘管工資上漲，但同樣快速上漲的城市生活成本依然威脅著農民工的城市化生存。此外，社保、醫療、子女教育等城鄉分割的制度壁壘更阻礙著人口的城市化進程。
數據顯示，目前農民工失業保險覆蓋比例僅為3.7%，而城鎮居民比例為40%以上；農民工的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覆蓋率 分別僅為13.1%、24.1%、2%、9.8%，而城市居民上述保險覆蓋率分別達到52.7%、47.9%、34.9%、57%。同樣生活在一座城市， 但農民工群體並未享受到市民待遇。
在破除城市制度壁壘之外，李培林還建議對農民工進行大規模培訓。「隨著產業結構因工資上漲而被迫升級，很多技術型的工作需要新型農民工來做，目前技術型工種普遍招不到人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蔡昉則建議建立完善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他舉例，日本和韓國分別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迎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市場從供大於求轉為供小於求，人口紅利結束)後，兩國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來應對勞動人口下降的問題。
日本採取建立公平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促進企業和工人共享發展，因而勞資關係總體處於和諧狀態；而韓國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採取壓制工會的做法，結果導致勞資關係持續緊張、工人經常罷工抗議。(21世紀經濟報導-定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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